我们知道，曾国藩攻克洪秀全的老巢南京后，被封为一等侯爵。左宗棠是曾国藩扶植起来的，如果给他的奖赏和曾国藩一样，就有些过了。在官场要分个三六九等，论资排辈，奖赏也要因人而异。所以，虽然左宗棠收复失地，抵抗侵略有功，也不能封赏他一等侯爵。
其实，左宗棠取得了如此大的功绩与一个女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个女人就是大清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
想当初，左宗棠提议设局造船就遇到了国内外反对势力的阻挠，慈禧觉得左宗棠的想法很好，利国利民，便不顾大臣们的反对，颁布上谕，批准左宗棠关于设厂造船的请求。有了慈禧的支持，左宗棠才得以开设福州船政局，为中国的造船事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后来，左宗棠在西北作战时，有些人横竖不相信左宗棠在经济上是干净的，不断告他的御状。其中有一条指控非常致命，说他袒护浙江富商胡雪岩套购军火，向八国借款，从中渔利，为国家留下了沉重的外债。
胡雪岩出生于安徽绩溪，是一个大商人，怎么就和左宗棠扯上关系了呢？让我们慢慢道来。
当时，左宗棠奉曾国藩之命率军来到浙江准备全力肃清浙江和福建两省的太平军。但他的军队却缺钱和粮。我们知道打仗就是一台烧钱的机器。如今左宗棠手里没有钱，还打个屁仗。
这时，胡雪岩毛遂自荐，要为左宗棠的军事事业投资。当然，胡雪岩这么做也是有目的的，他希望自己在官场中找到一座稳固的政治靠山。
因为有了胡雪岩奉献的军粮，左宗棠带兵打仗才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左宗棠任命他为军中的总理粮台，还保荐他为候补道，后来又奏请皇帝给他加授布政使衔，赏穿黄马褂，使他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后来，左宗棠在中国西北部作战时，在财政上也得到了胡雪岩的鼎力支持。但左宗棠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做生意，他只是借胡雪岩手中的银子来补贴军费而已。
但这个世界总不缺乏一些爱嚼舌头的人。如果这条指控属实的话，那么左宗棠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贪官，贪官有很多种，这种借助战争贪污受贿的行为是最让人不齿的。
慈禧太后也感到陕西和甘肃那边用钱成了个无底洞，在大家的质疑声中，她对左宗棠便产生了怀疑，决定查个水落石出，给国人一个交代。
她命令户部和吏部抽出要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兵分两路：一路前往陕西和甘肃，另一路前往浙江和福建，要彻底清查胡雪岩与左宗棠的交易。这下不得了了，如果这些控告属实的话，等待左宗棠的恐怕是判处极刑。
前往浙江和福建两省调查的两部要员，虽然查出红顶商人胡雪岩与左宗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左宗棠并没有贪污受贿一分钱。
前往陕西和甘肃两省调查的两部要员经过秘密调查发现，在各省饷银不能及时到达陕甘两省时，湘军所需的费用，全靠胡雪岩的钱庄调度支持。如果没有胡雪岩，湘军在西北的用兵简直是寸步难行。
调查组本来是挑毛病、找岔子的，可是查来查去，查不出名堂，反而查出了一笔私款公用的糊涂账。这就是左宗棠把朝廷发给的几万两银子的巨额补贴——养廉金没有用在自己身上，全部让军需后勤部门使用了。
左宗棠对朝廷的忠心让这些前来调查的要员佩服得五体投地。
左宗棠既然没有什么毛病，联合调查组便回京复命了。慈禧心想：左宗棠一大把年纪，还在西北沙漠征战，办了这么多实事，真是朝廷的功臣啊。如果惩办了这样的大臣，还有谁会真心替朝廷办差呢？
这时，李鸿章淮系的几位大臣，又在叫喊着筹饷困难，指责左宗棠乱花钱。慈禧非常生气，当即严厉地训斥他们一番，随即对满朝文武下了一道史无前例的口谕：“三十年不准奏左！”
任何人在三十年内都不许告左宗棠的御状，这对左宗棠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殊荣。慈禧担心大臣们不信，便把这道口谕转为公文，下达全国各地，给足了左宗棠面子。但这道上谕没有寄往左宗棠的营中。因为肯定会有人向这位大臣转达她的上谕，而左宗棠就会更加感激自己的隆恩了。
当然，慈禧的这个口谕也是一种平衡术。她不想让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官僚过于张狂，用湘制淮，以淮制湘，这就是执政者的手段。
“三十年不许奏左！”让左宗棠在清廷有了一言九鼎的分量。不过，对于左宗棠来说，只要能让他安心作战，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就足够了。
战胜国的不平等条约
进犯我国新疆的阿古柏匪帮被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大军歼除并驱逐后，左宗棠为规复北疆和南疆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但还不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因为伊犁还在俄国侵略者手中。只有让伊犁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左宗棠的这次西北征战才算完美无比。
手中有强有力的枪杆子，腰杆子自然就硬朗多了。
打吧，把这些狗娘养的统统赶回老家去。
对左宗棠来说，收复伊犁是必然的事情，他要让这些对大清虎视眈眈的侵略者都知道，只要有我左宗棠在，你们就休想猖狂。
还记得在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四日，乘中国局势混乱之际，沙俄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我国领土伊犁，沙俄认为清政府无力收复新疆，所以为了掩盖自己的侵略行为，就虚伪地发表声明：出兵伊犁只是代为收复，等清朝肃清关内外，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之后，就将交还伊犁。
左宗棠得知沙俄侵占伊犁的消息后非常愤慨，他敏锐地看出了沙俄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就这个问题，他曾给刘锦棠写信指出：沙俄占领伊犁，名义是代为收复，实质野心是进一步派兵夺取乌鲁木齐，步步逼近中原，局势十分危急啊。
后来，随着左宗棠在新疆征战的节节胜利，沙俄交还伊犁成为一个紧迫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光绪二年（1876年）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指定一个由陆军大臣米留金、外交大臣助理格尔斯和财政大臣格里格等参加的“特别委员会”研究这一问题。经过开会商议决定： 仅在俄商被允许进入中国内地贸易和割让穆素尔山口和特克斯河流域的条件下，才会将伊犁交还给清政府。
真是无理取闹，侵占别国的领土，还煞有介事地开会讨论如何归还，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一样，真往自己脸上贴金。
不过，我们可以看出这是沙俄不得已的下策，他们本想长久霸占伊犁乃至并吞整个新疆。但左宗棠的枪杆子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在沙俄侵占伊犁后的几年里，清朝政府反复与沙俄交涉，要求归还伊犁，但沙俄一直找借口拖延。
左宗棠率军在北疆和南疆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军事胜利后，按理说清政府从俄国手中索还伊犁已经不成问题。但俄国不仅在西征军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后拒不交还伊犁，就是在南疆底定之后仍然继续赖账。清政府本想派左宗棠与其交涉索还伊犁，但俄国政府把清政府当成了空气，根本就不搭茬。
面对这种无赖，左宗棠恨不得踹他们几脚，真想派兵灭了这伙王八蛋才解气。但他知道如果真的和沙俄开战了，孱弱的清政府未必能禁受得住这番折腾。所以，他暂且把这口恶气咽在肚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不过，只要大清需要，他做好了随时开战的准备，让自己的这把老骨头再燃烧一次是他心甘情愿去做的事情。
虽然自己占理，但清政府不敢轻易开战。一来，多年的战乱让大清极度疲弱；二来，对方是帝国列强，如果开战未必就能占到便宜。
光绪四年六月（1878年7月），鉴于俄国驻华使节和俄国边官在伊犁问题上的互相推诿，故意拖延，清政府经过再三考虑后决定派署盛京将军崇厚直接去俄国交涉谈判并收回伊犁。清廷还就收回伊犁后如何防守的问题让左宗棠多多考虑。
如果真能通过外交谈判收回伊犁，那将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幸事。
不过，左宗棠对此表示怀疑，他虽然赞同通过外交谈判索还伊犁，但更倾向于武力收复。因为想通过磨嘴皮子让帝国列强吐掉吃到嘴里的肥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只有强大的武力才能让侵略者乖乖地低头认罪。
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在此之前，伊犁将军荣全曾就伊犁问题与俄方谈判失败了。如今清军虽然在新疆问题上向世人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在谈判桌上能否把伊犁从俄国人手中要回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接下来，丧权辱国的《中俄伊犁条约》（即《里瓦基亚条约》）的签订证明左宗棠的判断是正确的。清朝既占理又取得了让世界都刮目相看的军事成就，为什么还要签订这种卖国条约呢？这还要从崇厚这个人说起。
崇厚（1826-1893年），字地山，号子谦，又号鹤槎，完颜氏，内务府镶黄旗人。在满清贵族中，他对中外交涉事宜比较熟悉，被认为是很有办事能力的人。
实际上，他只是曾担任三口通商大臣，天津教案发生后，曾被派到法国“谢罪”。这样看来，他的“外交”历史少得可怜，外交经验就更别提了。
让这么一个满洲贵族的纨绔子弟去花天酒地或斗鸡遛鸟还可以，让他去收回伊犁，清政府走眼走得也忒厉害了。
本来崇厚这次出差的主要任务是“修约、定界”，收回伊犁是重中之重。他本该亲身经历西陲，了解边疆形势，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在双方的辩论中取得优势。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崇厚不愿前往艰苦的西北，所以他不打算到新疆与左宗棠商议后再前往俄国，而是从南洋取道地中海、黑海前往俄国首都彼得堡。
这样的大臣，这样的行为，如果能收回伊犁，地球也不转了。所以，一些有识之士十分不放心清政府给予崇厚这么大的头衔和权力，建议清政府另派他人。但是朝廷非常宠信这位大臣，结果，没有人能撼动位高权重的崇厚。
十月十四日（11月8日），崇厚与头等参赞邵友濂在人们的质疑声中仍然从上海启程，取海道前往俄国。十二月初八日（12月31日），崇厚等到达了俄国首都彼得堡。
对这位远道而来的使者，沙皇政府用金钱和美女款待，目的是笼络崇厚，引诱他上钩。崇厚本来就不是什么君子，在诱惑面前败下阵来。
不过，在谈判中，清政府多次训令崇厚，不能因为急于索回伊犁而留下后患，还有绝对不能答应割地。所以，崇厚虽然吃了并拿了沙皇的东西，但还是不敢违背这个原则。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最后，沙皇政府用开战和崇厚性命相威胁。在沙皇政府的压力之下，崇厚一再退让，把清政府的训令放在了脑后。
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1879年10月2日），昏庸无能的崇厚擅自在克里米亚半岛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伊犁条约》。按照该约，俄国虽然交还中国伊犁，但割去中国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及穆素尔山口等要地，从而隔断了伊犁与南疆阿克苏等地的联系。此外，中国还得偿付俄国代为收回和守卫伊犁的费用各五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二百万两）。并准许俄国在嘉峪关、吐鲁番、哈密、古城、乌鲁木齐、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七处设立沙领事馆。还要全部免除俄商在蒙古地区和新疆全境的贸易税费。俄人在伊犁置有财产，允许照旧经营等。
消息传开后，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要求改约，人们不仅呼吁严惩出卖国家利益的人，而且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左宗棠更是义愤填膺，对俄方行径愤慨万分，他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判断：伊犁问题同整个新疆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收回伊犁。
如果是战败国，签订这样的条约是逼不得已；如今是战胜国，竟然还签订这种条约。这是哪门子道理？所以，清廷对崇厚的所为也十分的不满意，对于是否承认这个条约有些犹豫不决，便询问朝中重臣的意见。
作为对新疆情况最了解、最有发言权的朝廷大员，左宗棠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他上奏指出：“割地求和是战败国所为，如今我们战胜了，却还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求和，这就好像给狗投骨头一样，骨头总会投完的，但狗的欲望却不会减少。如果承认了这个不合理的条约，会后患无穷。另外，俄国人一直以为官军很弱，所以想独霸伊犁不还。如今看到官军的势力越来越强，难以长久占据伊犁，便借这次崇厚出使之际，签订了对我朝不利的条约。我们应该先通过外交谈判争取和平解决伊犁的问题，如果沙俄拒不交还，就要用武力收复伊犁，驱逐沙俄侵略者。”
另外，左宗棠还指出，明春解冻后，他愿意亲率马步各军，进驻哈密，在南北两路适中之地，指挥各军应变，一定把伊犁收回来。
在这种时刻，左宗棠本以为全国上下应该一致对外，收不回伊犁绝不罢休，没想到朝中竟然还有不和谐的声音。
比如，李鸿章的私心很重，为了结束西北用兵，集全国之力加强海防建设，便劝朝廷接受条约。他认为：伊犁就好像蛇足一样，收回与否对大局没什么影响。既然崇厚已经签订了条约，就不能反悔了。否则，一旦两国发生争斗，那么俄方的要求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少了。所以只有先全盘接受，然后再想办法加以补救。
当左宗棠听到李鸿章的这种言行后非常愤慨，便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驳斥了李鸿章的主张。他这样写道：“崇厚虽然全权出使，但只是草签了约章，还没有经过御笔批准，就无所谓先允后翻了。再说，俄国占据我方领土伊犁久久不还，还骚扰我边境，俄方理屈在先。所以，我方不仅占理，势力也不弱，只要万众一心，就能成功解决伊犁归还的问题。”
结果，不出所料，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毕竟，再也没有人比左宗棠了解新疆的事情了。再说，左宗棠手里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大不了就和沙俄干一仗，未必就会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