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出现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它的产生标志着人类个体意识的萌发，是一件震古烁今的大事。
人名代表着一个人，代表人格，代表尊严，其社交功能使人名成为人格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名之得，可以成龙；一名之失，可以成虫。
一、姓名的源头
在原始社会的早期阶段，人们过着群居生活。他们以氏族为生产单位，共同劳作，共同分配。这时还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个人权益。部族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偶有交往，也都表现为整体性而非个体性。既然没有私人间的交际，当然也就没有区分个体的必要，人的自我意识仍然在沉沉地酣睡。这时首先出现的是氏族名，即“姓”的前身。
“姓”形成于母系社会阶段，所以我国的古姓多从“女”字旁，例如姜、姬、姚、姒、妫、妊、妃、好、嬴等。所谓姓，实际是群体名，是一部分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公名。姓也是社会交际的产物，它的作用是“明血缘”、“别婚姻”。《左传》中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中也有“同姓不婚，恶不值也”的记载，意思是说，同姓的人一般都是血亲，而近亲结婚则会产生不良后代。“氏”是由“姓”衍生出来的分支，一个氏族分化出不同的支系，便有了不同的群体名——氏。氏的作用是区分贵贱的，是一定社会地位的标记。春秋战国时期，姓氏制度出现混乱，姓、氏逐渐合一。到了汉代，姓已基本确立，与现在通用的姓大体相仿。
名与姓则不同，它的作用不是区分某一部分人，而是区分某一个人。这种个人的私名必然出现在氏族的公名之后。在原始社会晚期，人类社会已进入农耕文化，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氏族公共财产开始出现盈余。于是，在氏族内部出现了个人占有财富的现象，人的私有观念产生了。这时，氏族首领首先从氏族群体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人格的独立。他们站在人类文明社会的门槛上，率先启用私名。在传说的天幕上，辉映着尧、舜、禹等英雄伟名的星光。人名的出现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象征。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阶级社会的产生，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际交往的层面不断扩大，人名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关于人名的产生，《说文解字》里有一段最为通俗的解说：“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事实的确如此。人在白天见面，可以通过形体、面貌相互识别；但是，如果在晚上邂逅，相互看不清楚，就只能通过自报名字来相互识别了。可见，人名的产生是社会交际的需要。后来，随着文化的发展，我国人名又逐渐被赋予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大大增强了人名的审美价值，从而形成了洋洋大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名学。
人名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它的形式不断被完善，它的作用也被发挥到极致。现在，离开了人名，整个社会便无法运转。
二、古人的名与命名
“名字”一词，古今含义不尽相同。今人大都有名无字，“名字”只相当于古代的“名”，成了偏义复词。古人则有名有字，而且除了名、字以外，有些人还有号。古人非常重视命名，《礼记·内则》记录了古时候的命名礼，那些繁文缛节实在令人咋舌。在婴儿生下三个月后，由其母和保姆抱见其父，其父握着婴儿的右手，给他取名。其母记下名字后再告诉师傅，由师傅再遍告家中的女眷。同时，其父要将婴儿的名字报告给地方长官，地方长官再遍告族中的男子，并记下婴儿出生的年月日而保存起来。然后，再通告闾史，闾史详细地加以记录，一式二份，其中一份留存，另一份逐级上报，最后收藏在州伯的档案文件里。为什么在婴儿诞生三个月后才命名呢？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给父母一个充分考虑的时间。
古代人名最初比较朴素、简明，命名动机主要是为了区分人的个体，并不一定包含深意，所以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单纯。譬如商代帝王喜欢以天干命名，从商汤到商纣一共有31个王，都是用天干来命名的，如外丙、大甲、祖乙、盘庚、帝辛等。除了帝王以外，商代的贵族也有用天干命名的，在商代青铜器的铭文里保留了很多这样的人名，如父辛、父癸、虎父丁、弓父庚等。天干是用来记日的，以天干取名，大概是记录诞生的时间。
我国上古时期，民性质朴，民风粗犷，取名用字浅白直露，不尚文饰，正如《通志·氏族略》指出的那样，名字“以实不以文，故命名无义”。其实并非无义，只是意思简单而已。这时的命名，完全出于父母一时的感想，并没有更深的文化内涵。制定出来的名字大都局限于纪念意义，素材信手拈来，不加雕琢。例如春秋时期，晋成公落地时屁股上有一块黑斑，故取名“黑臀”；楚公子出生时胳膊上有一块黑记，故取名“黑肱”。秦始皇生于正月初一，故取名“政”（古代“政”与“正”通用）。据《孔子家语》载，孔子的儿子出世时，鲁昭公派人送来了一条鲤鱼，孔子感恩戴德，为了表示纪念，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瞧，连孔夫子起的名字都是这样平凡。
从周代开始，中国的名字“始尚文焉”，即开始注意人名的文采。从此以后，古人取名用字，在风格上更加庄重、典雅，在形式上更加新颖、别致。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时代精神和社会时尚对人名的重大影响，人名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内容。譬如汉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生产力迅猛发展，经济高度繁荣，人们渴望建功立业，志存高远，气魄雄大。汉代人的名字充分体现了这种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有的表明报效国家的人生态度，如孔安国、赵充国、于定国；有表露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景慕，如张禹、赵尧、陈汤；有的表示勇猛、顽强的尚武精神，如苏武、班彪、夏侯胜；有的表现气吞山河的豪迈气概，如孔奋、魏霸、法雄；有的表白卓然不群的道德情操，如曹操、董卓、庞德，等等。一切好字眼儿似乎都在汉代被用尽，后人只是重复而已。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狂热时期，随着佛学的广为普及，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以仙佛圣贤命名的高潮，不仅士族阶层趋之若鹜，就是民间百姓也乐此不疲。一时间，“金刚”、“力士”、“菩萨”、“罗汉”纷纷走入人名，善男信女更以名字中的“佛”味为荣。据统计，当时“僧”字的入名率仅次于“之”字，居第二位。嗣后，这种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人名一直不绝如缕，如唐代大诗人王维，字摩诘，“维摩诘”是菩萨名。到了辽、金、元三个王朝仙佛命名又一度复兴，人名中的“观音”、“普贤”、“药师”、“老君”、“文殊”屡见不鲜，可视为魏晋遗风。起这类名字，一方面反映了佛教的深入，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父母的爱心，希望子女有神佛保佑，能趋吉避凶。这已经有期望的意思在里面了。
由于民族审美心理的影响，一些含义积极、祥和、美好的汉字，其入名率非常高。例如唐五代人喜欢以“彦”字命名，“彦”是指德才兼备的人。从唐末至宋初，史书中名字有“彦”字的人物多达145人，如彦超、彦英、彦章、彦成、彦卿等。又如明清时天津北塘人喜爱“胜”字，这一习惯源于嘉靖年间抵御倭寇侵略、保卫家乡的传统。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谚：“充丁必有胜，没胜不成勇。”所以在北塘人的名字里大都有“胜”字，如张大胜、李得胜，王总胜、赵常胜等。
总之，时代精神的感召，社会时尚的渐染，民族心理的影响，使古代人名丰富多彩，审美价值不断提高。但也因此形成一些用字热点，为重名现象埋下了祸根。
古人在长期的命名实践中，不断摸索命名的基本规律，探讨命名的要诀。据《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鲁国大夫申曾总结出周代取名的五项原则，他说：”名有五：有信，有义，有像，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像，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
“以名生为信”，就是以婴儿出生时的情景和生理特征为取名素材。例如卫公子黑背、楚公子黑肱、晋成公黑臀；唐叔虞和鲁公子友的得名，也是因为出生时手掌纹路像“虞”字和“友”字；郑庄公名叫寤生（“寤生”是“逆生”的意思），是因为其母武姜生他时难产。由于这种命名法真实地记录了婴儿出生的情景，所以称之为“信”。
“以德命为义”，是指父母在命名时要寄托某种期望，或表达某种感情。也就是说，名字中要含有较深的寓意。例如周太王希望他的孙子能昌盛周室，故取名为“昌”，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周文王又给他儿子取名为“发”，希望他将来能发兵诛纣，姬罚就是后来的周武王。
“以类命为像”，大约是以婴儿的体形外貌为根据，联想一个相似的实物形象为名。例如孔子生下来时头顶像附近的尼丘，中间低四周略高，故取名为丘，字仲尼。
“取于物为假”，“假”是借的意思，即借客观事物来取名。这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命名法。
“以类命为像”也是取于物，但要受婴儿实体的局限，故远没有这种命名法应用广泛。例如古人名中的孟轲、孔鲤、子路、司马耕等。
“取于父为类”，即根据婴儿与其父的某一共同点取名，或其父根据自己的情趣、爱好、特点来给孩子命名。总之，名字的素材来自其父身上，故说“取于父”。例如鲁桓公姬允得子，恰好和他生日相同，于是就起名为“同”。
申所总结的这五种命名法，显然还很不完善，其中有些似是而非，不着边际。但在当时质朴无文的时代背景下，对古人命名活动确实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所以，直到汉代仍在沿用。
古人命名，除了上述方法外，还讲究“六避”，即命名时需要回避的六条原则。《左传·桓公六年》引申言：取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币。
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牧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意思是说，周代讳死者之名，周天子、诸侯或者尊长死了，就不能再称说他们的名字了。这样，他们在生前取名时就要回避国名、官名、山川名、畜牲名和器币名。因为这些名称在社会生活中要经常使用，如果废弃不称，就会引起混乱和麻烦。
“不以国”，“以国则废名”，是指国君不能用本国的国名做名字。如果用国名为名，国君死了之后就要废弃国名，而国名是周天子所命，不能轻易更换，所以在取名时必须加以回避。但别国的国名与本国无关，毋须废弃，因此仍可取用。
“不以官”，“以官则废职”，是说不能用官职名做名字。如果用官职名为名，国君一旦崩逝，就要废弃这一官职或改换新官职名，这样容易造成官制紊乱。例如晋僖侯名叫司徒，为了避讳，不得不废除司徒一职；直到晋文公时才恢复这一官职，改称中军。
“不以山川”，“以山川则废主”，是说国君不能以所祭祀的山川名为名。古人有祭天地山川的习俗，如果用祭祀的山川名为名，国君卒后就要改换山川名。例如汉文帝刘恒死后，改北岳恒山为常山。
“不以畜牲”，“以畜牲则废祀”。古人迷信鬼神，热衷于祭祀，而牛、羊、猪三牲或马、牛、羊、鸡、狗、猪六畜是最主要的祭祀供品。如果国君以这些畜牲名为名，就不能再用它们来进行祭祀，所以在取名时必须予以回避。
“不以器币”，“以器币则废礼”。器指礼器，币指玉帛，都是祭祀时的用品。如果国君用器币名做名字，他死后就要废弃相应的器物，从而影响祭祀等礼仪活动，故取名时也要回避。
以上五种规则主要是针对周天子和国君的，因为他们的名字避讳范围大，稍有不慎，便容易给国家造成重大影响。
至于取名时“不以隐疾”则是说不能涉及个人隐秘的疾病名称为名，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不祥，同时也是为了社交时的体面。
“五则”、“六避”是古人从命名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关注的不是命名的技巧，而是命名的禁忌；重视的不是人名本身，而是人名的应用。
“六避”原则已成为封建社会避讳的滥觞。周代以后，一方面命名的方法不断创新，另一方面避讳的条例也不断趋于严密。
三、古人的字与命字
古人除了有名外，一般还有字，例如孔丘字仲尼，诸葛亮字孔明，杜甫字子美，唐寅字伯虎，等等。字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周代，《礼记·檀弓》中说：“幼名，冠字，周道也。”所谓“幼名”，是说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取的名；所谓“冠字”，则是指孩子成年举行加冠礼时，由父兄的亲朋好友取的字。
根据古代的礼制，贵族男子20岁时要举行冠礼，贵族女子15岁时要举行笄礼，表示他们已经成人，可以结婚成家。取字是冠礼和笄礼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人有了字，标志着他已经成为正式的社会成员，应该享受一定的权力，并履行一定的义务，所以古人非常重视这种成年礼。周代的冠礼十分隆重，在宗庙里由父亲主持举行。行礼前先通过占卜选定日期和参加冠礼的来宾。行礼时先由来宾为冠者加三次冠（即用布巾将冠者束起的头发缠裹三次），同时说一些祝福的话。然后给冠者取字，并朗诵字辞。取字之后，冠者穿戴整齐，带上礼品，再去拜见国君、卿大夫和乡里中德高望重的人。从此，冠者带着自己的字步入社会，家庭多了一位成人，国君多了一位臣民。
字除了表示人已成年外，还有在社交场合代名的作用。《仪礼·士冠礼》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进入成年期的社会成员在社会上应当受到尊重，地位平等或低下的人就不能直呼其名，而只能称呼其字，形式上是“敬名”，实际上是敬人。对于古人名、字的这种社会分工，吕叔湘先生曾有一段妙论：“因为名要讳，所以名之外有字。名是正牌货色，不好随便动用；字是副牌，用来方便流通。正好像真古董不拿出去展览，用复制品代替。”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古人的字不是随便起的，而是在名的意思上敷演出来的，是对名的解释和补充。所以《白虎通·姓名篇》中说：“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字与名相为表里，名是瓤儿，字是皮，故字又称表字。
名与字在意义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比较明显，例如诸葛亮字孔明，明、亮同义；张衡字平子，平、衡同义；班固字孟坚，坚、固同义。有的则比较迂迥，例如司马耕字牛，牛、耕有关；岳飞字鹏举，鹏、飞有关；辛弃疾字幼安，无病则安。有的则比较隐晦，例如苏轼字子瞻，“轼”是车上的扶手，“瞻”是往远看，古人在车上往往凭轼而望，故瞻、轼也有联系；钱谦益字受之，名字出自《尚书》“谦受益”。针对名、字之间的语义联系，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概括为“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所谓“正体”，就是确定内涵；所谓“表德”，就是展示外延。也就是说，字是用来表示取名用意的。
关于取字的方法，古人有“五体”、“六例”的说法。所谓“五体”是指同训、对文、连类、辨物、指实，说的是名与字在语义上的五种联系。所谓“六例”，是指通作、辨讹、合声、转语、发声、并称，说的是名与字在音、形上的联系。实际上，古人命字的方法非常多，远不止这几种，后人通过研究，又不断有所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