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命字法花样繁多，在使用上也很有讲究。古人出生之后先有了名，成人之后又有了字，可见名是自然生命的代号，而字则是社会生命的代号。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更是等级森严。人进入社交领域之后，必须恪守严格的等级制度，不能稍加逾越。人的称谓也反映着这种等级关系，称名或称字已不是一件小事，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一般来说，人自称时要称名，表示谦逊，长辈对晚辈、师长对弟子、地位高的人对地位低的人也可称其名，表示一种随便或轻慢的态度。相反，称字则表示礼貌，不能用于自称，但可用于平辈之间的互称；晚辈对长辈、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必须尊称其字，以表示尊重，这就是字的“敬名”作用。在《论语》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自称时均称名“丘”，而称弟子时也直呼其名，惟对前人才称字。诸葛亮在给后主刘禅的《出师表》中开首就说“臣亮言”；李密在《陈情表》中也只说“臣密言”，都是自称其名。司马迁在给任安的回信(即《报任安书》)中，称自己是“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称对方是“少卿足下”，少卿是任安的字。古代帝王的地位至高无上，但有时为了表示对臣下的尊重，也不免降尊纡贵，称对方的字。例如汉高帝称张良为子房，汉景帝称宝婴为王孙。在唐宋以前，即使帝王不呼叫臣下的字，也决不能直呼其名，而要代之以其他称谓，以示尊重。据《南史》记载，有一次梁武帝宴请群臣，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直呼吏部尚书侍中蔡樽的名字，蔡樽置之不理；直到梁武帝改称“蔡尚书”，蔡樽才回答。可见，称名称字，尊卑宠辱溢于言表，丝毫马虎不得。
字的产生是为了“敬名”，一个人幼而有名，冠而有字，如同一门二锁，在进入社交以后就比较保险了。在古代社会，在什么场合称名，什么场合称字是十分严格的。
四、古人的号与命号
号又称别号，是古人除了名、字以外的一种别称。古人的名、字都是家长或他人所起，大都体现了别人的想法和愿望，未必符合自己的意愿。可是，名字和身体发肤一样，都是受之于父母，所以即使不满意也不能随意更改。而号则不然，号是本人自取，可以不受家族的制约，不受他人的干涉，从而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追求和情怀。例如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陶渊明号五柳先生，秋瑾号鉴湖女侠等。《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别号，我们更是耳熟能详，从及时雨宋江到黑旋风李逵，几乎人人有号。
“号”出现于春秋时期，最初并不是人人皆有的，只有那些圣哲贤人或文人雅士才有号。到了明清时期，号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上至帝王，下至凡夫俗子，莫不有号。例如明武宗号锦堂老人，清高宗号古稀天子。据《蠡勺编》记载，一位乡村老妇号冰壶老拙，江西一位盗贼号守愚。
古人号的不拘一格，这是因为号的题材非常广泛，而且在字数上也没有限制。号在立意上主要是表达个人的精神寄托，凡是有关个人的抱负、志趣、癖好、收藏、业绩，或者自己的生活态度、偶像崇拜、形貌特征，都可以入号。例如：丁敬身号玩茶叟、顾谦号爱梅轩、汪启淑号印癖先生、姚际恒号好古堂，他们的号都是志记自己的癖好；鲍廷博号知不足斋、邹思明号自得其趣山房、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司空图号知非子，这些人的号则是抒发自己的人生志趣；陈介祺号万印楼、金农号二百砚田富翁、陈均号十三汉镜斋，而乾隆皇帝收藏有王羲之、王徽之的墨迹，均为稀世珍品，故号三希堂，这些号都是夸耀自己的收藏；施邦彦号点易斋、郑杰号注韩居、陆虎岑号等身书屋、刘庠号写十三经老人，这些号是张扬自己治学的业绩；郑板桥号徐青藤门下牛马走、袁泰生号拜韩(愈)揖庄(周)之室，他们的号都是表示自己对心中楷模的仰慕；鲁贲号太瘦生、何齐曾号无发居士、黄鹤号跛道人、仓光彬号左手老人，他们的号则是描摹自己的形貌。
欣赏古人林林总总的号，犹如在阅读一篇篇的小传，观赏一帧帧的自画像，主人的性情、外貌跃然而出。但是，也有些号并不是直抒胸臆，而是通过某种具体意象淡淡写出，令人玩味再三。例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号放翁，豪放嗜饮，由于抗金复国的抱负得不到实现，常常借酒浇愁，放荡不羁，而被人指责为“不拘礼法，恃酒颓放”，于是，诗人索性自号“放翁”。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诗人壮志难酬的激愤心情。北宋着名文学家欧阳修号六一居士，所谓六一，是指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还有一老翁，从他的号中我们也可窥见他超然物外、洁身自好的风操。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号五柳先生，他看不惯当时政治的腐败，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于是便辞官隐居，由于他的住宅旁有五棵柳树，所以就成为他取号的素材。这个素材太平常了，但我们仍可以从中感受到他淡泊自守的高风亮节。
因为号多为文人自制，所以往往追求一种含蓄典雅的风格。有些号只是经营一种境界，表述自己的审美情趣，例如蒋坦号夕阳红半楼、王凤生号江声帆影阁、唐咏裳号疏花深梦草堂、朱有莱号饮香读画斋，等等，真是如诗如画，令人赏心悦目。但是，也有些号故作惊人之语，用一些奇险诡谲的词语来炫奇斗怪，例如徐树丕号活埋庵道人、江本实号活死人、钱曾号匪楼，等等，号虽险怪，但却蕴含着愤世嫉俗的意味。
号最初出现的时候和字一样，也是为了“敬名”，所以《周礼·春官》中说：“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很多古人以号行于世，名字反而鲜为人知，八大山人名叫朱耷、郑板桥名叫郑燮、章太炎名叫章炳麟等，他们的号都比名字普及。其他如苏东坡(苏轼)、陆放翁(陆游)、辛稼轩(辛弃疾)、顾亭林(顾炎武)、苏老泉(苏洵)等，号的知名度也很高。这正反映了人们对他们的敬重，故称号而不称名字。唐宋时期，命号风气渐盛。其后，号的“敬名”作用大大削弱，只是用来抒怀寄意了。号的字数也越拉越长，由一字、二字发展到三字以上，最多者竟达28字，即清代和尚成果号“万里行脚僧小浮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侯”。同时，在数量上也不局限于一人一号，而可以一人多号，有的多达几十个。这样的号就很难在社会上传播了。
号和名字的风格完全不同，名字庄重、拘谨，而号则轻灵、飘逸。字与名必须在意义上有联系，而号则与名、字无关；名、字在形式上一般是一字或二字，而号则没有字数上的限制。
所以，号的制作也更自由，这就是古人说的“号无定式”。虽无定式，但在选材上却有一些共性，大致可分为以称谓自号、以百业自号、以居所自号、以山水自号和以器物自号。
以称谓自号最为常见，用字热点集中在公、君、叟、翁、老、长、友、生、子、民、人、主、夫、郎、史、父、臣、客、士、徒、先生、居士、山人等。古代文人最喜欢以“居士”自号，以表示自己的清高、超脱。例如李白号青莲居士、司空图号耐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袁枚号随园居士、蒲松龄号柳泉居士等。
以居所自号也很常见，凡与建筑有关的词语似乎都可入号，例如堂、室、楼、亭、馆、榭、庵、庄、阁、屋、舍、庐、房、居、窝、斋等，故又称这类号为堂号、室名。例如吴曾号能改斋、韩琦号昼锦堂、刘禹锡号陋室、朱熹号晦庵、邵雍号安乐窝、胡应麟号少室山房、方正树号伴香阁、钱治谦号十丈烟萝馆等。
以百业自号，并不是实指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而是表明内心的一种向往。例如朱彝尊号小长芦钓鱼师、陈世昌号大田农、史正式号吴门老圃、黄掺号北山老樵、陈洪绶号云门僧、李贞号大呆和尚、姜牙夔号白石道人等。
以山水自号，也很常见，古人寄情山水，崇尚自然，往往在自己的号中引入山水景物的名称。例如文天祥号文山、黄庭坚号山谷、黄公望号乙峰、胡梦昱号竹林、贾似道号秋壑、顾德辉号白云海、史达祖号梅溪等。
以器物自号，用例较少，大约是日常用具的名称较俗。例如：辛弃疾号稼轩(门)、吴文英号梦窗、王夫之号一瓢、朱卉号草衣、方太古号一壶等。
五、人名的主体化倾向
古今人名大都是父母或他人制定的，很少出于自命。古书中有不少“生而自名”(自己给自己起名)的记录，但多为夸饰之辞，未必可信。大量的史料证明，我国人名的作者主要是家长。屈原在《离骚》中透露，他出生后不久，父亲根据占卜的结果，给他起名字。古人成年以后又有了字，字是对名的解释和补充，在意义上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字也是别人给起的，和名一样，寄托的都是别人的感受和期望，自己未必满意。那么，怎样才能既保留自己的名字，同时又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呢？号于是应运而生。从名、字、号的产生时间来看，名出现最早，字则次之，号出现最迟。这反映了古人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构成了命名的主体化倾向。
人呱呱坠地，无知无识，自然要由父母或他人起名，起名动机在于区分个体。人到后来又有了字，字作为成人的标志，正式输入了社会的档案。字已不仅仅用来区分个体人，更主要的是标明人的社会身份。最后人又有了号，号既有区别作用，也有标志意义，但已大大减弱。
人多名不利于区别，一人多字又不利于记忆和传播。号虽然结束了人与名字的分离状态，但却偏离了人名的区别本质，所以注定只能成为文人自命风雅的道具。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国内推行“一名主义”，“名字”一词便专指“名”，“字”逐渐失去了意义。建国以后，延续了上千年的字、号趋于消亡。除了少数跨越两种制度的老年人尚保留有字、号外，一般人都只有一个名字了。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活的节奏不断加快，人名的区别性和传播性日益突出，而一个人兼有名、字，号，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人名作用的发挥。形式上似乎是历史的回归，但实际上是一种螺旋式的发展。现在，人们更关注自己名字的立意，凡不称心者，轻则换用谐音字，重则另制新名。我国《民法通则》明文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所以，在现代社会，改名现象较古代普遍得多；另外，笔名、艺名、化名的使用也在一定范围里日趋活跃。所有这些，都说明尽管字、号已经消失，但命名的主体化倾向仍在顽强地表现着。
六、人名的复音化倾向
先秦时期，我国人名主要为单名，例如尧、舜、禹、汤、桀、纣、孔丘、孟轲、墨翟、韩非、庄周、孙武等。汉魏以后，双名呈迅猛增长势头，其后，单、双名虽互有消长，但基本上平分秋色。到了清代，双名已远远超过单名。下面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字处对《汉书》等14部史书中13274个人名的统计：
史书中人名的单、双名统计表
史书名称单名双名人数百分比人数百分比
汉书24477%7323%
后汉书49898%102%
三国志44199%31%
晋书8295%45%
宋书77
南齐书82
梁书155
陈书9340750%93
10310510140250%
隋书16659%11341%
唐书71743%93257%
五代史22340%33460%
宋史130452%119348%
明史156850%159950%
清史稿74725%22147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东汉至晋这一时期单名占绝对优势，这主要是源于西汉王莽篡政之后的倡导。王莽任大司马辅政之后，即托古改制，其中就包括禁用二字名。于是，酿成了汉魏300年间的单名习惯。从南北朝开始，双名骤然增多，此后一直稳步发展。至清，双名率已高达75%。
人名的复音化倾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①社会需要。单名较之双名，重名的概率要高得多。近代学者彭作桢编着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共收录了自先秦至20世纪30年代的16000个同姓名，共涉及56700多人，这些同姓名者大多数是单名。单名的泛滥必然造成重名现象激增，从而严重削弱人名的区别作用，在交际中就难免张冠李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对人名的区别性要求更高，所以，人名必然要走复音化的道路。
②表达需要。人名寄寓着命名者的感受和意愿，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上古命名动机较为单纯，人名的纪念、标志意义重于期许、祝愿意义。后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对名字的含义更为重视，总希望扩大人名的音节空间，以容纳更多的文化信息。双名比单名的容量增加了一倍，所负载的内容自然也就翻了一番。而且，古人的字多为两个字，已经为双名的制作和推广规范了成功的模式。人名容量的扩大，使双名比单名更为生动，表现力更强。
③语言影响。南北朝是汉语复音词激增时期，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必然影响以语言文字为表现形式的人名的复音化。南北朝时骈体文盛行，文坛上的骈骊修辞之风也波及到命名。骈体文讲究音节对偶，两个字为一个音步，节奏明快。单名的呼叫远没有双名上口、响亮，所以双名自然占有优势。另外，南北朝又是佛教盛行时期，佛经的翻译和传布使汉语里增加了一大批多音节的复音词。人名作为词汇中的专名，必然与普通词语的发展同步。
④行辈制约。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宗族观念深入人心。人名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其表现形式就是人名中的行辈字。带有行辈字的人名就是通常所说的族名，族名既是宗教集团内部的认同标志，也是对外交往时的识别表记，还是宗族结构、秩序的形象再现。北宋以后，我国修续家谱之风日炽，明清时期尤为普及，以行辈字入名也蔚然成风。其方法是用一个固定的字作为宗族内部一代人的代号，同代人的名字里都要包含这一共同的代号。这样，辈分之间便井然有序，繁而不乱。行辈用字都是宗族严格规定的，所选字多为含有褒义的好字眼儿。例如：我国第一家族孔氏，从元朝开始规定辈分字。元仁宗时，孔子第54代孙孔思晦规定，从他这一代起以思字为辈分字，思下为克字，克下则为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然后是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最后是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孔氏后裔确实都恪守族规，名字中一无例外地包含着辈分字。后来，孟子的后代也采用孔氏字派命名。以辈分字入名，同辈人的名字中必然有共用的一个字，这就必须在这个字的或前或后再加一字，从而构成双名。宋代以后，双名率越来越高，与此不无关系。
此外，还有一种以单名用字的偏旁表示辈分的方法，即同代人的名字采用同一偏旁的字，例如东汉的荀昱、荀昙，三国的刘琦、刘琮，《红楼梦》中的贾政、贾赦和贾珍、贾琏等。
但是，这种方法在使用上有较大的局限性，因为偏旁相同的字有限，而同一偏旁中可以入名的字也有限，所以不易落实到较大的群体范围。比较起来，还是采用固定一字的方法灵活、方便。
字辈名的出现，使后人的名字局限于祖先所框定的范围之内，实际上是扼杀个人意志和独立人格。在今天，随着宗族观念的淡化和现代意识的增强，字辈名的数量锐减，特别是在城市中已经十分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