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作坊里最出色的画脸师日哈列夫提议唱圣歌，可是大家响应的次数很少。日哈列夫技艺超群，能画出拜占庭风格和法国风格的圣脸，对意大利风格的圣脸更是画得出神入化。他谙熟圣像原作。每逢接到做圣像壁的活儿，拉里奥诺维奇都要找他商量。虽然日哈列夫在作坊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他从来不盛气凌人。对学徒巴维尔和我都是态度和蔼，而且还愿意教我们手艺，作坊里除了他之外，谁也不会这样做。不过，他也常常让人难以捉摸，他有时整整一星期一言不发地干活，像个哑巴。有时又忍不住地大声抱怨：
“这些原作束缚了我们的想像力，有谁知道圣徒的生平？我们生活得像行尸走肉，灵魂在哪里？原作里有，可是缺少灵气……”
但是，他这些敞开心扉的话语却引来了众人的讥笑，只有画脸师叶夫根尼？西塔诺夫保持沉默。
西塔诺夫是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身高体壮，常常忧郁而严肃地望着墙角。一次，日哈列夫临摹完一幅圣像后，把圣像往桌上一放，激动地大声说：
“圣母画好了！你就像一只无底的杯子，从现在起就要准备接受人们真诚而痛苦的泪水……”
说完，他就披上大衣去酒馆了。大伙儿都笑起来，吹着口哨。西塔诺夫走近那幅圣像画，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说：
“难怪他要去喝酒，他舍不得把作品交出去。这种感觉可不是人人都有的……”
一到星期六，日哈列夫的酒瘾就会发作。他总是先去澡堂，回来后精心打扮一番，再坐着马车出去，临走前还要吩咐大家把作坊收拾干净。
大家就像过节一样情绪高涨，纷纷洗澡换衣，急急忙忙吃完晚饭。饭后，日哈列夫带回几包下酒菜，还有啤酒、葡萄酒等等。于是，整个作坊一片狂欢景象。他们吃喝之后，尽情地跳舞、唱歌、喊叫着。每个人似乎都在寻求一种剌激，又好像相互间在进行一场比赛，比敏捷、比耐力。
14
我在作坊里干的活并不繁重。早上大家还没醒来时，我给师傅们烧好茶炊。趁他们到厨房喝茶的时候，我和巴维尔打扫作坊，备好作颜料用的蛋黄，然后我就去铺子里。晚上，我回到作坊研好颜料，向师傅们学艺。开始，我“学艺”的兴趣很浓厚，但是我很快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这份琐碎的工作。
晚上空闲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讲船上的生活，讲书里的故事。不知不觉中，我在作坊里占据了某种特殊的地位，成了一个说书人和朗诵者。他们的经历都没有我多，几乎从小就困在这狭小的作坊里，除了日哈列夫去过莫斯科。他们喜欢听荒诞离奇的故事，而现实的生活经历对他们几乎没有吸引力。
在达维多夫的箱子里有已经看得破破烂烂的戈利岑斯小说集、布尔加林的《伊凡？维金》、布拉姆别乌斯男爵的小册子。我把这些书念给他们听，大家都很喜欢。拉里奥诺维奇说：
“听念书真好，再不会有吵架胡闹了！”
我开始想方设法地去找书，一找到就在晚上念给他们听。他们很平静地、专心致志地听着，似乎又在思考着什么。这样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他们。
但是，要找到一本书很不容易。有一次，消防队长给了我一本莱蒙托夫的诗集。记得刚念到《恶魔》的头几行时，西塔诺夫看了看书，又望望我的脸，笑着摇晃起身子，摇得椅子吱吱作响。
“安静点，伙计！”拉里奥诺维奇说，然后他放下手里的活儿，走到桌旁。我被诗歌深深地打动了，泪水遮住了视线。更令我激动的是，整个作坊好像有一块磁铁把大伙儿吸引到我的身边。等我念完第一章，几乎所有的人都围在我的桌子周围，皱着眉，微微地笑着。
“念呀，念呀！”我刚停下来，日哈列夫就嚷嚷着。
我念完后，他把书拿了过去，看了看书名，说：
“这还得再念一遍！你明天再念吧。书由我收着。”
他把莱蒙托夫的诗集锁在自己抽屉里，然后开始干活。大家也都轻轻回到各自的桌旁，作坊里一片寂静。西塔诺夫走到桌前，呆呆地站着。日哈列夫叹了口气：
“瞧，这才叫生活，上帝的仆人们，这才叫生活啊！”大家默默地干着活，不时瞧着钟表。九点一到，大伙都放下了手中的活儿。西塔诺夫和日哈列夫来到院子里，我也跟了出来。西塔诺夫仰望满天的星斗，念着莱蒙托夫的诗句：
凝望着在天空漂泊的一队队被上天委弃的星辰……
“多么好的句子啊！”他感叹道。
“我一句都不记得了，！日哈列夫说，“我什么都忘了，只记得他！”
回到门道里，日哈列夫提醒我：
“在铺子里可不要谈这本书，这是禁书。”
晚饭后，准备睡觉时，日哈列夫拿出书对我说：
“怎么样，再念一次吧！念慢点，别急……”
有几个人悄无声响地下了床，连衣服都没穿好，就盘着腿围在桌边坐下了。
等我念完，日哈列夫用手指敲着桌子，说：
“这才叫生活！唉，老弟！”
他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愤愤不平地说：
“我们活在世上，像一群瞎眼的小狗崽，什么都不知道。连上帝和恶魔都不需要我们，我们能算上帝的仆人吗？可我们又算谁的人呢？”
说完，他把书锁进抽屉里，和西塔诺夫一道出去了。
他们走后，我挨着巴维尔在门口的地板上睡下。巴维尔小声地哭了，他说：
“我太同情他们了，要知道，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年多，他们每个人我都了解……”
我也可怜起这些人来。我们久久不能入睡，低声地谈论着他们。
巴维尔是个圆脑袋的孩子，大我两岁。他聪明、活泼、诚实，很有天赋，擅长画鸟、狗和猫之类的动物。他给师傅们画的漫画像惟妙惟肖：西塔诺夫是一只可怜的独脚鹬；日哈列夫是一只头上没毛、鸡冠凌乱的公鸡；病恹恹的达维多夫是一只可怕的麦鸡。他把戈戈列夫画得最成功，那是一只长着大耳朵、怪鼻子，还有六爪小脚的蝙蝠，脸部既生动形象又显得卑鄙可恶。
巴维尔把这些漫画拿给师傅们看，大家并不生气，但对戈戈列夫的画像印象不好，就劝告他趁早把那张画像撕掉，否则准得倒霉。
戈戈列夫经常偷偷地告诉掌柜作坊里发生的事情。因为老板娘打算把侄女嫁给掌柜，所以掌柜常常以店主自居，大伙儿对他又恨又怕，对戈戈列夫也有几分畏惧。巴维尔却总是想方设法和他较劲儿，我也常给巴维尔出谋划策。看到我们的恶作剧，师傅们倒是开心，但又常常警告我们。
可是警告并没有吓倒我们。戈戈列夫睡着后，我们就在他脸上涂颜料。一次，趁他喝醉酒睡着了，我们把他的鼻子涂成了金色，一连三天，粘在鼻沟的金粉屑都没能洗掉。不过，要是一不留神被他抓着，少不了被他打一顿。打完了，他还要向老板娘告状。
我和巴维尔相处很好。他后来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工匠，可是好景不长。三十岁左右，他开始酗酒，后来沦为一个流浪汉，再后来死于伤寒。
在冬天风雪交加的日子里，书本也无法把大家从愁闷中解脱出来。于是我和巴维尔就想办法给大家逗乐：把煤烟、颜料涂在脸上，用麻做成胡子，自编自演各种喜剧，让大家笑起来。大家特别喜欢中国鬼秦友东的故事。巴维尔扮演那个一心行善却命运不济的鬼。我扮演其余的角色：如男人、女人、物件，什么都演，甚至还扮成石头，而那个行善的鬼好事没彳故成时，就垂头丧气地坐在这石头上休息。
大伙儿被逗得哈哈大笑。但是我知道这种快乐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我真想在他们心中唤起真诚、自由而轻松的快乐。大家对我那还算成功的表演纷纷叫好，西塔诺夫甚至劝我去学演戏。他给讲《演员雅科夫列夫一生》的悲惨故事。他还特别欣赏《西班牙贵族》这本书。其实，他自己就有点“西班牙贵族”的味道。一次在广场上，三个消防队员在殴打一个乡下人取乐，四十多个围观者在为消防队员喝彩助威。西塔诺夫冲了进去，把消防队员打倒在地，然后扶起那个乡下人，对围观者吼道：
“快把他带走！”
他自己却留下来应付那三个人。
每逢星期天，年轻人都喜欢到彼得巴浦洛夫墓地后的林场进行拳击比赛。清洁工队有一个拳技高超的彪形大汉，是莫尔多瓦人。代表作坊出场的是卡别久欣。他和那个莫尔多瓦人是屡战屡败。于是他就在手套里缝上几块铅，并对西塔诺夫夸耀：
“这下莫尔多瓦人可就完蛋了！”
“不能这样干，要不比赛前我会揭穿你的！”西塔诺夫严厉地警告他。
卡别久欣对他的话不以为然。于是，在比赛前，西塔诺夫突然对那个莫尔多瓦人说：
“等一下，我先跟卡别久欣比试比试！”
卡别久欣气得跺了跺脚，脱下那副手套，塞进怀里，慌慌张张地溜走了。
对阵双方都感到扫兴和吃惊，都责骂西塔诺夫。西塔诺夫半晌没吭声，但最终还是说：
“我阻止了一场人命案，有什么不对吗？”
那边的人顿时明白了，对他称谢不已。
接着，令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西塔诺夫向莫尔多瓦人发起了挑战。莫尔多瓦人比西塔诺夫力气大得多，但身体笨重，出手较慢，往往打出去一拳却挨了对方两三拳。不过，他身体强壮，经得起打。突然，他对准西塔诺夫的腋下猛击一拳，把西塔诺夫的右臂打得脱了臼。大家赶紧冲进场地把两个人拉开。
莫尔多瓦人善意地说：
“这画匠力气不大，却很灵活！我担保，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拳师。”
我把西塔诺夫送到了骨科医生那里。自那以后，我对他更加同情和尊重了。性格开朗的卡别久欣常常带着欣赏的口吻取笑他：
“哎呀，你把灵魂擦得像过节的茶炊一样亮，到处炫耀。其实你的灵魂是铜做的，跟你在一起太没意思……”
对此，西塔诺夫总是报以沉默，不和他计较，要么用心干活，要么把莱蒙托夫的诗抄在本子上。他把所有空余时间全用在抄抄与与上。
尽管西塔诺夫和卡别久欣的性格截然不同，他们却互相欣赏。他们睡在一起，每天晚上都小声地谈着些什么，一谈就是老半天。我注意地听过他们的谈话。他们谈论上帝、真理和幸福，还有女人的愚蠢和狡猾以及有钱人的贪婪和生活的复杂。他们和大伙儿一样对现实的生活不满而渴望美好的生活。可是，我发现，虽然大家都向往美好的生活，但是一遇到现实问题，并没有人真正行动起来去改变些什么。作坊门口有一块地板烂成了破窟窿，冷风不断从那里钻进来，大家总是说要换一块木板，可是窟窿还是越来越大，害得个个伤风咳嗽。气窗上的铁制叶片发出令人讨厌的尖叫声，大家只是破口大骂，当我在上面涂上一些油之后，曰哈列夫却说：
“气窗是不响了，倒又像缺了点什么！”
还有许多类似的影响大家生活的可恶的小事，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的，但就是没人去干。
从圣诞节到大斋期，害肺病的达维多夫一直躺在高板床上，咳个不停。夜间他还大声说着梦话，吵得人无法入睡。
大家几乎天天说，要把他送到医院。开始是由于达维多夫的身份证过了期，没能送去。后来，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又没有送去。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反正他快死了，所以就一直都没有送他去医院。
达维多夫自己也有同样的预感，但他还说些俏皮话来排遣作坊里那可怕的寂寞。可是，久拖不死，最后连他自己都烦躁起来：
“怎么就死不了呢？简直是折磨人！”
他不怕死，却吓坏了巴维尔。一天晚上，我累得筋疲力尽，直想睡觉，可巴维尔请求我：
“别睡，看在上帝的份上，别睡！”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跪起来，叫喊道：
“快起来呀，达维多夫死了！”
有人醒了，几个人从床上爬起来，不满地问着。
卡别久欣爬到那张高板床上，吃惊地说：
“好像真的死了……身子还是热的……”
四周悄然无声。日哈列夫画了个十字，说：
“哎，愿他升入天堂吧！”
有人建议：
“抬到过道里去……”
卡别久欣从高板床上爬了下来，望了望窗外：
“就让他躺到天亮吧，他活着时也没惊扰过任何人……”
巴维尔把头埋在枕头下，嚎啕大哭。
15
伴随着春天的暄闹，大斋的钟声响个不停，撞击着人们的心。
在我的命名日，作坊里的人送给我一幅小巧精致的阿列克谢圣徒画像，日哈列夫对我说：
“你，一个十三岁的孤儿。虽然我年长你三倍，但也要夸你，因为你敢于直面人生。你做得对，应该永远这样！卡别久欣拍拍我的肩，夸我道：
“你的优点就是待任何人都好，就算你有什么过错，别说打，就是骂你也不好意思。”
大家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对我的窘态发出了善意的笑声，我高兴地快要哭了。
然而，这一天，我却和掌柜闹得很不愉快，甚至打了起来。和往常一样，我早早来到铺子里。午饭后，掌柜让我回到作坊把板棚上的雪铲掉，填在地窖里。没想到作坊里的人为我举行了庆贺仪式，我玩得高兴，忘了推开地窖的门，等我想起来，地窖的门已经被雪封住了。雪冻结成了硬块，我使劲用木铲去铲，结果把木铲弄断了。正巧，掌柜来了，他走过来，讥讽我：
“好哇，要你干活，见鬼吧！我要打碎你这笨脑袋……”说着，他抄起木铲的柄来打我。我躲闪开，气愤地说：
“我又不是你们的清洁工！”
他生气地朝我扔木棍，我就用雪回敬他的脸。他气冲冲地走了。我也回到作坊。作坊里的人都骂掌柜。卡别久欣说：
“这一回你非走不可了！”
我一点儿也不怕。我和掌柜早就闹僵了。他总是想方设法陷害我。他往铺子的地板上扔钱币。我明白，如果我扫地时不小心把钱币扫进了地板缝里，他就会说是我偷了。他还怂恿隔壁铺子里新来的伙计让他教我偷铺子里的《诗篇》那本书。可是，我都没有上他的当，所以他早就视我为眼中钉。我呆在铺子里，也简直是度日如年，难受极了。宗教方面的书籍都看完了，鉴定家们的老生常谈也不能吸引我了。只有彼得·瓦西里伊奇的谈话还能提起我的兴趣。可是，当我对他敞开心扉时，他表面上深有同感地听着，背地里又把我的想法告诉掌柜。掌柜知道后，对我不是冷嘲热讽，就是破口大骂。
我越来越不能忍耐这样的生活。我把我在铺子里所见到的那些滑稽、可笑和丑恶的现象表演给作坊里的人们看。他们被我逗得哈哈大笑。表演完之后，我如释重负，心里轻松多了。可是，很快我又被周围丑恶的生活搅得心烦意乱，难以忍受。日哈列夫和西塔诺夫都关切地问我是怎么了，我无言以对。
我本来就情绪低落，春天的到来更撩得人心乱。于是我决定回轮船上去工作，等船到阿斯特拉罕，我就去波斯。
复活节的那一周，我准备逃走。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我到奥卡河边散步，遇见了从前的主人一外祖母的外甥。他听说我打算去波斯，郑重地说：
“得了吧，见波斯的鬼！老弟，我理解你，在你这个年纪，我也想闯荡世界……”
我喜欢他的率直。
然后，他邀请我跟着他一起干。他在市场上承包了四万卢布的工程，想让我去做监工，负责收管材料，每月给我五卢布，外加每天五戈比的饭钱，而且可以不用和他家里的女人们打交道。
回到作坊，我说要走，大家都露出惋惜之情。日哈列夫想用二十戈比买下那本莱蒙托夫的诗集，我舍不得，没有收下他的钱，但他最终还是没把书还给我。
我上楼去和老板娘告别。她醉醺醺地说：
“再见，上帝保佑你，你不是一个好孩子，太任性！但我没看出，你有什么不好，但大家都说你不讨人喜欢！”
说着，她突然眼泪汪汪地哭了：
“要是我那死去的丈夫还活着，他会打你骂你，但决不会让你走的。现在不同了，稍有不对就叫人滚。唉，孩子，你上哪儿去呢？怎么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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