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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动身去喀山，到那里去读大学。中学生尼·叶夫列伊诺夫使我产生了上大学的念头。他说我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特殊才能。
临行时，外祖母一再叮嘱我：
“你不要对别人动不动就发脾气。你要记住：不是上帝爱指责人们，而是魔鬼！再见吧，唉……”
她擦了擦眼泪，又说：
“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你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远走高飞了，而我也不久于人世啦……”
最近几年我常常离开外祖母，甚至很少回家看她。此刻我心中突然涌上一阵刻骨铭心的痛楚：我将再也见不到这位慈祥、诚挚、善待我的人了。
我乘船来到喀山，住在叶夫列伊诺夫家。他的家里还有母亲和一个弟弟。全家就靠贫民救济金维持生活。他的母亲沉默寡言，每天都得为怎样填饱三个小伙子和自己的肚子算计着。所以，每次她分给我的一片面包就像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开始去找点活干。为了给家里节省一顿午饭，我一大早就离开家。刮风下雨的时候，我就到屋子对面的废墟上和地窖里消磨时光。听着外面的狂风暴雨声，我在地窖里突然醒悟到：上大学对我只是一个梦罢了。
为了不挨饿，我常到伏尔加河畔的码头上去，混在那些装卸工、流浪汉和小流氓中间，在那里比较容易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我曾经的经历和体验使我很容易接近他们，并很乐意融入他们中间。我也结识了其中一些人。
巴什金是职业小偷，以前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历经磨难并患有肺结核。他非常聪明，读过不少好书。他说他最喜欢读的书是《基督山伯爵》。他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讲述时，他有节奏地摇晃着身体，闭着双眼，时而用手轻轻地触摸一下胸口，他的声调低沉，声音却鲜明动听，宛如夜莺在歌唱。
特鲁索夫对我也很好。他仪表堂堂，穿着华美。他在造船厂住宅区开了一家“钟表修理匠”的小店，背地里干的却是销赃的勾当。可是，他常对我说：
“彼什科夫，你可别学小偷的门道。我看，你应该走另一条路，你是追求精神生活的人。”
我觉得他很像小说中的“坏人”，这些“坏人”在小说结尾时，往往都出乎意料地变成了胸怀坦荡的英雄。
有时候，在闷热的夜晚，大家就趟过喀山小河，到对岸的草地去，在小树林里边喝酒，边谈各自的心事。不远处传来凄凉悲戚的歌声，唱得人心如死灰。
不过，更让我悲伤的是听人们随意无心的谈话。
“我曾见过这样一件事。”黑暗中一个趴在地上的人说。听完他的讲述，人们都深有同感地说：
“常有的事，常有的事……”
听到这样的话时，我好像觉得今夜人们都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一切都经历过了，将来还能有什么呢？这种感觉也使我慢慢疏远了巴什金和特鲁索夫，尽管我还是喜欢他们。但是我过去所读过的那些好书激励着我去追求那种我并不十分清楚，但又比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更有价值的生活。
这时，我又结识了新的朋友，一个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中学生，他皮肤黝黑、头发是蓝色的。在叶夫列伊诺夫家旁边的空地上，经常聚集着一些中学生玩“攻城”的游戏。古里玩游戏时总是那么快活、灵巧，说话幽默风趣。他穿着破破烂烂的衬衣，打了补丁的裤子，露了底的破皮鞋，这一切与他勇敢、强壮的肌体、敏捷的动作、豪放的手势都非常匹配。他就像一枚礼花炮似的蹦蹦跳跳满地飞蹿，生活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新鲜、美好的。
当他听说我生活艰辛、处境不妙时，就建议我搬去和他同住，然后去考乡村教师。就这样，我住进了“马鲁索夫卡”大杂院。这是雷布诺里亚德街上一栋很大而又倒塌了一半的房子。古里住在走道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一头摆了一张小木床，走廊尽头的窗户边放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走廊里有三间房，两间住着妓女，另一间住着一个患肺病的数学家，他以前是神学院的学生，他一直致力于从数学的角度来证实上帝的存在，却死在这个结论之前。两个妓女都很怕他，但出于怜恤，又总是在他门口放一些面包、茶叶和糖。
古里在一家印刷厂里当报纸的夜班校对员，一晚挣十一戈比。我没时间去找活干，因为我得学习，去考乡村教师。我觉得自己很难把生动、俏皮、活泼的语言用在那些刻板的语法和形式上。还好我及早发觉，即使我考上乡村教师，也不会被录用，因为我的年纪太小了。
我和古里共用一张床，我夜里睡，他白天睡。古里没有钱付房租，所以他常给房东卡尔金娜讲些愉快的笑话、拉手风琴、唱些动听的歌，以此来代替房租。
每天清晨，古里下班回来，由于缺乏睡眠，他脸色发青，两眼充血。我就赶紧到小吃店去打开水回来。然后，我们就坐在窗户边喝茶、吃面包。喝过茶后，古里去睡觉，我就出门找活干，直到古里该去上班了才回来。如果我能带回面包、香肠等食物，我们就平分，他带一份去上班。
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在院子的走廊和小通道里溜达，看院子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整栋房子响着乱糟糟的声音：缝纫机的轧轧声，唱戏的吊嗓子的声音，喝得烂醉的艺人大声念台词的吼叫声，醉醺醺的妓女们歇斯底里的狂叫声。这使我产生了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这暄闹而忙碌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成天游游荡荡。他长着一圈栗色的头发，一口大马牙，所以大家都叫他“红毛马”。他和自己的一个亲戚打了两年多官司，还不见结果。他就全力以赴地打官司，整天泡在地方法院、议院和他的私人律师那儿，其他什么事也不做。晚上他还经常邀请院子里的邻居到他那间脏兮兮的房间聚会，海吃海喝。我好奇地问他：
“您干吗要挤在这儿，而不住到大旅店呢？”
“这是为了我心灵的痛快！和你们在一起，我的心能体会到温暖……”他说着，又看着古里，“弹一曲吧，唱支歌吧……”古里用膝盖支撑着古斯琴，唱了起来。房间里顿时寂静无声，大家都出神地听着凄凉的歌词和古斯琴弦哀伤的曲调。古里虽然刚满二十岁，从外表看还是个孩子，但这栋房子里的人都把他看做困境中的救星。
古里和一些神秘的人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些人想组建一家地下印刷厂，我想让古里把我介绍进这个圈子时，古里却说我太小了，先去好好学习。
我常常去伏尔加河河畔。在那里，那种劳动生活的音乐使我心旷神怡而暂时忘却现实生活的枯燥乏味。我第一次参加那种的劳动时，就深深体验到一种壮观而富有诗意的生活。
那是九月的一天，上游刮着风，吹得灰蒙蒙的河面上波涛汹涌。一艘满载着波斯货物的大木船在喀山城下搁浅了，码头工人们带我去卸货。半夜时分，拖船才到达搁浅处。人们把拖船和搁浅的大木船并排牢牢地系在一起。码头工人的小组长带着工人做完祷告后，尖着嗓子喊：
“喂，小伙子们，拿出你们的本事来！孩子们，加油干吧！”这群本来处于半昏睡状态的工人们像冲上战场似的，纵身跳到快沉没的大木船的甲板上，一边喊着、骂着，说着俏皮话，一边飞奔着把货物从大木船卸到拖船上。我真的难以相信，这些愉快、轻松、干劲十足的干活的人正是那一群刚才还在悲观绝望地抱怨生活、咒骂风雨的人。
一个高个子男人，也许是货主或者是货主的代理人兴奋地大叫：
“好样的，赏你们两桶酒喝。继续干吧！”
“三桶！”黑暗中几个人同时沙哑地喊道。
“三桶就三桶！加油干啦！”
于是，工作的节奏更快了。
我也抓起一袋米，背着，扔到拖船上，又跑出来再扛一袋。我觉得，我和周围的人都狂舞般地旋转着。这些人都快快乐乐、不知疲倦、毫不怜惜自己地拼命干活。这一夜我沉浸在空前未有的极大愉悦之中，我甚至希望一生都生活在这种几乎失去理智的兴奋之中。人们冒着狂风暴雨，一直干到下午两点才把货卸完。然后，工人们上了小拖船，大家都像喝醉了酒似的，一下子就睡着了。船到喀山后，他们下了船，立刻拥进了小酒馆去喝那三桶伏特加酒。
2
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安德烈？杰连科夫，他是一家小杂货店的老板。这家杂货店位于简陋小街的尽头，在一片堆满垃圾的洼地旁。
杰连科夫手臂有点残疾，矮个头，面容和善，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他拥有全城最好的图书屋，收藏了许多禁书和珍藏本，喀山市的许多大学的学生和各阶层的革命青年都找他借书。他的图书屋就位于小杂货店阴暗的拐角处的一间小贮藏室。其中一部分藏书是用钢笔抄在厚厚的练习本上的，这些手抄本都已经被翻破、揉皱了。
我第一次迈进这间小店时，杰连科夫正在招呼顾客，他看见我，向我点头示意。我走了进去，看见一个小老头在昏暗的角落里中跪着，非常虔诚地祈祷着。别人对我说杰连科夫是“民粹主义者”，在我的想象中，民粹主义者就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应该信奉上帝的。因此，我觉得这位祈祷的老头是这间屋子里多余的人。祈祷完之后，他告诉我：他是杰连科夫的父亲。
不过，杰连科夫一家真正的主人是大学、神学院以及兽医学院的学生们。这些人关心俄罗斯人的疾苦，为俄罗斯的未来而担忧。当报纸上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文章，或刚读完的书中有什么鼓动人心的结论，或者市里和学校里发生了某种事件时，他们就会在晚上从喀山市的四面八方赶到杰连科夫的小店来，时而慷慨激昂地争论着，时而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他们随身都带着厚厚的书，彼此叫喊着、争论着，以证实自己的见解正确。
自然，我听不明白这些争论。但是我知道，这些人想要改善人们的生活。他们力图解决的问题我非常清楚，我对解决这些问题也很感兴趣，所以我对他们非常热情。在他们眼里，我就像工匠手中一块能做成不寻常工件的好木材。他们常常夸我是天才。不过，有时他们的教诲也使我感到压抑。有一次，我在书店橱窗看到一本书《警世录》，我不太明白书名的意思，可是我很想读这本书，于是我问神学院的一个学生借这本书。
“您可真敢借呀！”他带着嘲讽的口气惊叹道，“老弟，这简直是胡闹。给你什么你就读什么，别伸着爪子到处抓呀！”
他的语调剌伤了我，后来我用在码头干活挣的钱，再向杰连科夫借了些钱，买下了这本书，这是第一本我自己买的书。
大约有二十多个青年常常聚集在杰连科夫的小店里。有时还会来一个身材高大、宽脸阔背、满脸络腿胡子、刹着光头的人。当所有的人都在高谈阔论，激烈争论时，他却坐在角落里，叼着根很短的烟斗，用他那灰色、宁静、探索的目光一边打量着人们，一边沉思着什么。
大家都叫他霍霍尔，大概除了杰连科夫以外，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很快我就了解到他不久前刚从雅库斯克流放回来，他在那儿呆了十年。这更激起了我对他的兴趣，可是我却没有勇气去认识他。
当他们谈论到人民时，我非常惊讶他们的看法和我的认识截然不同。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善良、心灵美的化身，是一切美好、正义、伟大的融合体。可是我没见过这样的人民。我看见过木匠、码头工人、石匠，认识雅科夫、奥西普、格里戈里，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他们所说的人神一体的人民。他们在谈论时，把自己看得比人民低下，甘愿服从人民的意志。我觉得，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思想的完美和力量，凝聚着对生活、自由、善良和博爱的向往。而我从前生活中的那帮人群中，从来不谈什么博爱。从此，我也不再只想着自己，开始更多地关注他人了。
杰连科夫告诉我，他买卖的菲薄收入全都用于帮助他人，因为他们信仰“人民的幸福高于一切”。他还说，等有了成百上千像他们这样的人占据了俄国的重要位置后，俄国的生活将得到全部的改变。
到了秋天，没有固定的工作是不行的，得找个地方度过漫长的冬季。于是，我在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里找了一份工作。我每天必须在作坊的地下室干十四个小时的活。平时根本没有时间再去杰连科夫家。到了节假日不是睡觉，就是和干活的伙伴在一块鬼混。有时，我会给他们讲故事，大多数是能引起他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有意义的故事。有的时候，我讲得很成功。看到他们浮肿的脸上泛起悲哀，而眼里却闪耀着愤怒和屈辱的火花时，我感到很高兴。但我也时常感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每个月发了工资就去喝酒、找女人，只想忘却现实生活，而且他们还恶意嘲笑我不与他们为伍。渐渐地，我对他们产生了一种仇恨。我恨他们对酒鬼老板的凌辱和欺压的忍耐力，恨他们那种驯服的绝望和屈从。
在我感到最艰难的日子里，我又接触了一种全新的思想。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怒吼的狂风似乎把灰色的天空撕成了碎片，厚厚的雪把大地埋起来了。我从杰连科夫家返回面包作坊。一路上，我闭着眼睛，顶着风，冒着纷飞的大雪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着。突然，我被一个横在路中间的人绊倒了。我们对骂起来。他显然喝醉了。如果我不管他，他大概要冻死在街头。于是我问清楚了他的住址，就背着他，送他回家。我们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找到了他住的地方。他摸到门边，小心地敲门。一个穿红睡袍的女人，手持蜡烛台给我们开了门，然后就毫无表情地坐在屋子角落的桌旁聚精会神地玩纸牌。我只好把他放倒在沙发上，帮他脱衣服，给他搓手，他呻吟着。我根本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等他缓过神来，他端起桌上的台灯，把那个女人扶到书柜旁边的小门里去了。我一个人坐了很久，什么也不想，只听见他在隔壁房间里低声地、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在说着什么。后来，他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手里拿着灯，轻轻地说：
“她睡了。”
然后，他把灯放在桌上，沉思了片刻，说：
“怎么说呢？不是你的话，我大概就冻死了。谢谢你！你是干什么的？”
“她是你的妻子吗？”我轻声地问。
“是的，是我的生命。”他停顿了一会儿，“你瞧，她有病。她的儿子是个音乐家，住在莫斯科，开枪自杀了，而她还在盼他回来，已经等了快三年了……”
“喝点茶，好吗？”他说。
我们一起到他的小厨房。他背靠着炉子，又一次问我：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简单地讲了一下自己的经历。
“是这样的？”他轻声叹息着，“哦，原来如此，你知道《丑小鸭》吗？读过吗？”
还没等我回答，他突然变得激动起来，说：
“这篇童话真是太感人啦！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我也想过一我会不会是只天鹅？我本来是应该进神学院的，却上了大学。我在巴黎研究人类不幸的历史，著书立说。噢，可这一切……”
他站起身来，停顿了一下，又说：
“生活本身就是不理智的，无意义的。人的需求越少，幸福就越大曰欲望越多，自由就越少，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我第一次听到这么震撼人心的思想，而且是这么直白地表达出来。这种思想使我非常震惊。
早上六点，我走出他的厨房。一路上我听着风雪的狂吼，回想着他那愤怒的呐喊。我不想回到作坊，不想见到那些人。于是，我沿着街道溜达，直到风雪中出现了行人的身影。我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也不想再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