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连科夫的小杂货店的收入微不足道，但需要物质帮助的人和他们的“事业”却在不断增加。
“应该再想点别的办法。”他摸着胡子，叹了口气，难为情地笑了。
我觉得他给自己判了无期徒刑，他将终身服苦役，我多次问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总是说必须给人民知识，使他们受教育。
“人们希望获得知识，寻求知识吗？”我又问道。
“当然啦！您不也希望获得知识吗？”
我承认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同时我又想起了暴风雪夜里那个人所说的话：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我慢慢发现：人们之所以喜欢听有趣的故事，是因为这能使他们暂时忘却沉重的现实生活，而在故事中寻找到安慰。所以，哪本书“编造”得越完美，那本书就最受欢迎。
杰连科夫想再开一间面包店。我当面包师的助手，同时监视他，不让他偷面粉、鸡蛋、牛油和成品。于是，我就从瓦西里？
谢苗诺夫那间肮脏的大地下室转到杰连科夫这间干净一些的小地下室来。请来的面包师两鬓斑白，憔悴、焦黄的脸，眼睛深处总是闪耀着嘲笑人的神色。上班的第一天晚上，他就把十只鸡蛋、三磅面粉和一块牛油放到了一边。
“这些东西拿到哪儿去？”我问他。
“给一个小姑娘。”他皱了皱鼻子，笑着说。
我想告诫他偷东西是犯法的，但是也许我没有说服他的能力，我的话丝毫不起作用。
过了几天，我发现他在哪儿都可以睡觉，甚至站着或靠着根铁铲都可以睡。而他最喜欢的话题就是谈寻找财富和他做的梦。其实他的梦很简单，和现实生活一样无聊、荒谬。
几乎每天早上六点钟，面包房的窗口旁就会来一个腿很短、扎着花头巾、长着浅色鬈发的小姑娘。她光着脚走到我们地下室的窗户前，一边打着呵欠一边叫道：
“万尼亚！”
我就叫醒面包师，他看了看她，问：
“来啦？”
“你不是看见了嘛。”
“睡觉啦？”
“嗯，怎么？”
“做梦了吗？”
“记不得了……”
“彼什科夫，快把甜面包取出来！”面包师冲着我说。
我从炉子里把铁盘取出来，面包师抓起数十个甜面包，扔到姑娘兜起的衣襟里。姑娘走了之后，面包师以一种炫耀的口吻告诉我，这是他的第十三个情人，警官尼基福雷奇的教女。
每天我把烤好的面包从炉子里取出来，先送十几个到杰连科夫的店里，回来后又赶紧把一些甜面包圈和奶油面包送到神学院。我站在学校的食堂门口，把面包卖给学生。有时我在装面包的篮子下层藏几本书，偷偷地把它们塞给某位大学生，他们也时常把书或纸条塞在我的篮子底下。每星期里有一天我得跑到很远的“精神病院”去送面包。
我上班的时间是每天晚上六点到第二天中午，下午睡觉。只有在工作的空隙间，我才有空读书。我揉面、烤面包的技术曰渐熟练。面包师用一种亲切、惊讶的口气说：
“你干这事还真有才能，过一两年你就可以当一名面包师了。但是，你太年轻了，别人不会听你的……”
不过，他不赞成我读书。看见我读书，他总是劝我最好别读，可他从来不问我读的是什么书。我读了不少书，特别喜欢读诗词，并且开始自己写诗，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话都非常沉重和辛辣，好像只有这种词语才能表达我极度混乱的思绪。有时为了排斥那种与我的兴趣格格不入的东西，我故意写得很粗鄙。
有一次，一个数学系的学生看了我写的诗之后，说：
“只有魔鬼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
其实，我像所有这个年龄的少年一样，自己都瞧不上自己，觉得自己可笑、粗鲁，声音也不听使唤。我常在想：我今后会怎么样？
杰连科夫的面包店做得很顺利，他已经在寻找另一处更宽敞的面包作坊，并决定再雇一个助手。
“在新作坊里，你是大徒弟，’面包师对我许诺，“我要叫他们每月给你发十卢布的工钱。”
我知道，他对我的许诺对他自己十分有利。他不爱干活，而我却喜欢干活，疲劳可以消除我心灵的不安，不过却无法读书。外祖母死了。在她下葬后七星期，我才收到堂兄的来信，得知了她的死讯。外祖母在教堂外面乞讨时跌倒了，摔断了腿。拖了八天，最后得了坏疽病去世的。后来，我得知我的两个表兄和一个带着孩子的表姐全靠我外祖母养活，吃她乞讨来的东西，而她摔断了腿之后，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请医生。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的柴堆上，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和外人讲讲我的外祖母，她是多么的慈祥，多么的聪明。可是没有人听我的述说，而且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得到实现，埋藏在我心里，慢慢地冷却了。
不久，警官尼基福雷奇开始像鹰一样围着我盘旋。有一次，他还盯着我问：
“听说你很喜欢读书？读些什么书？比方说：圣徒传的书，还是《圣经》？”
“都读。”
“是吗？读书是合法的，有益处的！读托尔斯泰伯爵的文集吗？”
我还没回答，他又说：
“听说他有几本书是反对神父的。这些书应该读一下！”
其实我读过，觉得很枯燥无味，而且我知道用不着和警察讨论这些。他的话别有用心，我清楚。
后来，他又邀请我去他的小哨所喝茶。我知道他的目的，但还是去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去的话，会增加他对面包坊的怀疑。
果然，在他的小办公室里，他先随意地说着男人和女人的事情，然后不知不觉地将话题转到了古里？普列特里奥夫身上。这时，我已经警觉起来了，我知道古里在印刷厂印了一些传单。
警官皱着眉头，眯着眼睛，继续说：
“沙皇陛下好比一个大蜘蛛。一根看不见的线就像蜘蛛网一样，从圣皇亚历山大三世等人的心脏中发出来，穿过大臣，穿过省府大人和各种官吏直接传到我，再传到最下等的士兵身上。这根线包罗万象。沙皇的统治就依靠这无形的网络得以世代永存。而那些被英国国王收买了的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都企图破坏这个网，还打着为人民的幌子！”
他隔着桌子凑近我，严厉但小声地问道：
“明白了吗？我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因为你的面包师夸你聪明、诚实，而大学生们都跑到你们的面包店去鬼混。我不是说学生不好，只是他们太急于想表现自己，容易被沙皇的敌人利用！明白吗？我还要说……”
他还想再说些什么，门开了，一个红鼻子小老头，提着个酒瓶，醉醺醺地问：
“我们下盘棋好吗？”
“我的岳父。”警官懊恼地向我介绍。
我趁机告辞了。我觉得这位警官比大学生们更精辟、更透彻、更直观地给我讲解了国家机器结构。接着我很快就感觉到了这根无处不在的线所编织的各种圈套。
晚上面包店关门后，女老板把我叫去，一本正经地向我了解警官和我谈话的内容。后来，他们决定让大学生们尽量少来面包店了。见不着他们，我读书时遇到的不懂的问题就无人可问了。于是，我就把问题记在练习本上。一次，我实在太累了，写着写着就趴在练习本上睡着了。面包师看了我的练习本，把我摇醒，问道：
“你写了些什么？‘为什么加里巴季不把国王赶走？’加里巴季是什么东西？”
他气呼呼地把练习本扔到柜子上，然后下到地下室，还在继续咆哮：
“居然要把国王赶走！真可笑！你趁早抛开这个念头！五年前在萨拉托夫宪兵像抓老鼠一样把你这样的读书人都抓走了。尼基福雷奇对你已经够感兴趣了。”
我知道他是出自一番善意，却无法正面回答他。
城里到处在传阅一本鼓动人心的小册子，人们边读边争论这本书。我请兽医拉夫罗拉给我弄一本，可是他却说：
“唉，弄不到，老弟，别指望吧！”
不过，在圣母升天节的那天夜里，他带着我来到神学院的一间隐秘的屋子里，听别人念这本小册子。
屋子里一片漆黑，我感觉有很多的人在屋里，我听见衣服的摩擦声和脚动的嗦嗦声，还有低低的咳嗽声和窃窃的耳语声。后来，屋子的角落里点了一盏小灯。我看见房间里没摆家具，两口箱子上面搁着一块木板，五个人坐在上面。靠墙的地板上三个人席地而坐。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窗台上坐了一个小伙子，长长的头发，脸色苍白。一个大胡子用低沉的声音说，他将给我们读格奥吉？普列汉诺夫写的《我们意见的分歧》这本小册子。
这种神秘的场合使我非常激动、兴奋。但是读书的时间太长了，我都听累了。尽管我很喜欢这些尖锐、振奋人心的话。
当读书声戛然而止，房间里立刻充满了各种指责的声音。我不喜欢争论，也弄不懂他们在嚷嚷些什么。那个坐在窗台上的青年弯下身子问我：
“您是面包坊的彼什科夫吗？我是费多谢耶夫。这种争吵会无休无止地争下去的。我们走吧？”
我早就听说过费多谢耶夫的名字，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青年小组的组织者。于是我们走出屋子，沿着野地往前走。一路上，他问我工人中有没有熟人，常读什么书，平时有没有空余时间等等。然后他告诉我，后天他要出去三个星期左右，等他回来再和我联系。不过，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联系了。
面包坊的生意越做越顺，而我个人的事情却越来越糟。搬到新的面包坊后，我份内的事更多了。除了干杂活外，还要挨家挨户送面包，还要到神学院、贵族女子学校卖面包给学生。送完面包后，我才能睡觉，晚上继续在面包坊里干活，以便半夜里能把奶油面包烤好送到面包店去。因为面包店就在市里的剧院旁边，看完戏之后，散场的观众就会到店里来吃热面包。然后，我又得赶回面包坊去揉面。干完这些活，睡上两三个小时，我又该去送发面包了。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熬着。
在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中，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一去传播那些“理智的、善良的、永恒的东西”。我认识很多工人，和老织工尼基塔？鲁布佐夫非常要好。开始他总是很俏皮也很狡猾地跟我开玩笑，可是当我跟他讲了“看不见的线”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后，他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说：
“你不笨，一点也不笨！你的思想是正确的，只是谁也不相信你，这没有用……”
“您相信吗？”
“我是一条无家可归的秃尾巴狗，可是人民是由戴锁链的狗组成的，他们有太多的牵挂和各自的利益，他们是不会相信你的。”
我还经常到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坊，去找我认识几个很有趣的熟人。他们很热情地接待我，也很乐意听我讲话。
杰连科夫的面包坊里新来的面包师是个退伍兵，他和宪兵有交往。有人就劝我不要太活跃，免得引起人们对面包店的怀疑。
渐渐地，我觉得我在面包坊的工作失去了意义。杰连科夫的目的是想用赚来的钱让人们去接受更多的教育，学到更多的知识。可是人们却经常随意地从柜台上拿钱，以致于有时候我们都没有钱去买面粉。杰连科夫不无伤心地说：
“我们要破产了。”
我为他感到难过。他那么拼命地工作，并尽力从事有益的事业，可周围的人却对这桩事业漠不关心，甚至企图破坏这事业。
这时，我恋爱了。我觉得我爱上了杰连科夫的妹妹玛丽娅？杰连科娃，也爱上面包店的女店员娜杰日达？谢尔芭托娃。我没有过真正的朋友，我需要有人真诚地听我讲述自己的心事，也希望有人帮我整理杂乱无章的思维和感受。
一天早上，我在街上碰见警官尼基福雷奇，他告诉我，古里·普列特里奥夫被捕了，被押送到彼得堡，关进了“克列斯特”监狱。
我知道，古里早就预料到了自己会被捕，并警告过我和鲁布佐夫，不要和他过多接触。
晚上，我去尼基福雷奇的小哨所。他刚睡醒，正坐在床上喝酒。
“事情是这样的”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说，“他被捕了，因为在他那儿捜出了一口锅。他在锅里熬颜料印刷反对沙皇的传单。”
然后，他一边穿衣服，一边对坐在旁边的妻子说：“我出去一会儿，你把茶炊烧好。”
当他的背影消失在哨所的门外时，他的妻子愤愤地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他，他是不会说一句实话的！他会把你抓走，他只会撒谎。他对你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就是吃这行饭的，抓人是他的爱好……”
“他最近又盯上谁啦？”我问她。
“雷布诺里亚街上住在旅馆的一些人。”
“你知道他们的姓名吗？”
她轻佻地笑了一下，说：
“我要把你打听的事情告诉他！噢，他回来了，古里就是被他侦察出来的。”
尼基福雷奇买回来一瓶果酱、面包和一瓶伏特加酒。我们坐下来喝茶。他又开始对我说教：
“这根看不见的线拴在人们的心中，渗透到人们的骨子里。哼！想拔掉它，挣脱它？沙皇就是人民的上帝！”
他用探寻的目光盯着我，过了一会儿，又说：
“你读过《新约》四福音书吧。这本福音书里写了许多怜悯的道理，而怜悯是一种有害的东西。我们应当帮助强壮、健康的人，让他们不要白费力气。可我们往往去救济乞丐，而大学生却倒霉了。瞧，古里·普列特里奥夫为什么完了？就是因为怜悯。”“你该去上班了。”他的妻子提醒他。可是他根本不理睬她，而是滔滔不绝地说着。然后，他话题一转：
“你并不傻，而且有文化，难道想一辈子当烤面包的工人？如果你为沙皇效力的话，赚的钱肯定不比这少……”
我一边听他说，一边想着怎样才能将他盯踪的事情通知那些住在雷布诺里亚街上的旅馆的人。我知道旅馆里住着刚流放回来的谢尔盖？索莫夫。
“瞧，九点啦。”他的妻子又一次提醒他。
“糟糕啦！”尼基福雷奇站了起来，“再见了，小兄弟！有空常到我这儿来玩，别客气。”
离开他的哨所时，我决定以后再也不到这儿来了。尽管这老头挺有趣的，但我已经十分讨厌他了。我能从他的话中悟出某些道理，但是让我感到不愉快的是，这样的话居然出自为沙皇效力的警察的口中。
我周围的人们也时常争论这类关于怜悯和爱的话题。我读过的许多书中也都充满了基督教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充满了对人类同情的呐喊。然而，我亲眼看到的一切，几乎完全不是对人类的同情。人们常常为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而大打出手。只要走到外面去，在门口坐下来看一看，就会发现所有的马车夫、清洁工、工人、官吏、商人都是在肮脏、狡猾的工作中，精心地营造自己的生活圈子。我觉得这种生活愚蠢、无聊极了。他们往往在口头上非常仁慈、充满爱心，实际上都是为了自己而屈从于生活的规律。
这一年令人讨厌的秋天来得特别早，整天阴雨绵绵，到处是疾病和自杀的现象。兽医拉夫罗拉得了水肿病，全身浮肿、脸色发黄。他和许多人一样，不愿等到被疾病折磨致死的那一天，所以服毒自杀了。他的房东梅德尼科夫在给他送葬时说：
“一辈子给牲口治病，自己却和牲口一样死了！”
梅德尼科夫是个裁缝，笃信上帝，却常常用鞭子打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有一次，他店铺里的一个绰号叫“敦金先生”的工人和我谈起他，说：
“我怕那些温和的信教的人。粗暴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有时间去防备，而温和的人却像草丛中的毒蛇，不动声色地爬到了你身上，冷不防就咬住你致命的地方。”
我觉得他的话有几分道理。我观察过很多性情温和的人，更多的时候他们都能迎合那些卑鄙、龌龊的东西。他们性格捉摸不定，变化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