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768一824)，字退之，是唐代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人。自谓祖籍昌黎，又称韩昌黎。进士出身，官运多乖，后累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他一生着作宏丰，其主要代表作有《韩昌黎先生集》，计有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他主要在文学、哲学方向颇有建树。但是，在人才培养和管理方面，也留下了非常有价值的名言和见解。
第一，韩愈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观点。韩愈是个孤儿，他在三岁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抚养长大成人。他少年时读书非常刻苦勤奋，睡觉把书当成枕头，吃饭没有菜，就把看书当菜下饭。韩愈从七岁开始倍加刻苦用功，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读遍了尧舜以来的各种书籍。并立志要像古代圣贤皋陶和后稷那样做一番大事业，在作文写诗方面，要超过曹植和谢灵运。他在为官以后，仕途坎坷，尽管多不称心如意，屡遭贬谪，但仍然“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他“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元和七年（812)，当他担任国子博士(相当于大学教授）时，他教育太学生们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就是说，学问专精在于勤奋，荒疏在于游戏，品德行为高尚在于深思，劣迹在于因循懈怠。因此，他要求学生们要勤奋读书，掌握本领，以便使自己能够在将来成为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第二，关于“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观点。在《师说》一文中，韩愈一方面强调从师学习的重要性，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转引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话后，强调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学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借以鼓励学生们以能者为师，互相学习，对于年龄大小和出世先后，不必去做计较，对于尊卑贵贱，门第高低，也不必去计较。只要把学问学到手，才能为日后干一番事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关于“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观点。韩愈在《杂说》一文中，对人才管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把贤能之人比作千里马，把好的管理者比喻为善于相马的伯乐。并且指出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在这里，韩愈既强调了杰出人才，同时又指出只有杰出人才不行，还必须要有善于发现和识别人才的管理者，如果没有独具慧眼的人去发现人才，识别人才，那么人才就会被埋没，被浪费，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人才也就失去其特有的作用和价值。为此，韩愈建议执政者应给人才提供发挥才能的条件和基础，提高他们的待遇，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他说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针对当时一些统治者面对人才而否认人才的做法，韩愈为之非常痛心。因此，他大声喊道：“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
第四，关于“校短量长，惟器是适”的观点。韩愈认为，不仅要十分重视杰出的人才，同时也要重视和善于使用一般人才。他在《进学解》中写道：“……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韩愈举木工为例，使用木材时大木为栋梁，细木则可为椽子、斗拱、梁上短柱、门臼、门上竖短木、门闩和榫子之用。由于用其所长，各得其宜，终于做成了房屋，这是木工的技巧。宰相也是这样，要秉公立正，不计亲疏，善于给各方面的人才提供发挥专长的机遇，他们才能为安邦兴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总之，韩愈在人才培养和管理方面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为执政者、为后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之处。
司马光（1019一1086)，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字君实，陈州夏县（今属山西水乡人，世称水先生。仁宗宝元时进士，累迁官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任龙图阁学士。治平三年（1066)，向朝廷进献所撰《通志》八卷，深得英宗赏识，奉诏设局续修。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官至翰林学士，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乃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专心修史。元丰七年（1084)书成。神宗认为此书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司马光被召人朝主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尽废新法，复旧制。不久便病死，封温国公。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规模较大的编年体通史名着。它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计1；62年的史实。尽管本书多偏重于政治之论，但不乏功力深厚，有诸多可以借鉴之处。在其《卷一》中，对于德才关系的论述，至今仍有指导意义。摘录如下：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辩，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是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复者多矣！……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才与德是根本不相同的，然而社会习俗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笼统地称之为贤，这就是不能正确识别人才的原因。天资聪慧，头脑清醒，能力很强，性格刚毅，这些叫做才；为人正大，直道而行，信守中庸，仁爱和平，这些叫做德。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才德兼备叫做“圣人”，才德两无叫做“愚人”。德高而才浅可称为君子，有才而无德只能叫做小人。选拔人才的原则是：如果找不到圣人和君子亲近结交，那么，与其得到一个小人，不如用一个愚人。为什么呢？君子凭借自己的才干去行善，小人就会利用自己的本事来为恶。凭着才干做好事，各种好事都可做到，利用本事去干坏事，各种坏事都干得出来。愚人也想做坏事，但智力不够，力不胜任。譬如吃奶的狗崽要咬人，人可以轻易地制伏它。而小人的智力足以帮助他顺利实现其奸计，勇力足以助长他果断地施展暴力。这好比老虎长了翅膀，其危害是相当严重的。有德之人，人怀敬畏，有才之人，人人喜欢。
喜欢的人就容易去亲近，敬畏的人反而容易疏远。所以考虑人才时就常常为一个人的才能所蒙蔽；而忽略了他德的表现。自古以来，一国的奸臣，一家的孽子，往往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身败家破国亡，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了！……所以治国治家的人，若能明确区分才、德这两个不同的标准，摆正二者的先后顺序，那就不必担心选拔不到优秀的人才了！
正确处理德才关系，这是选拔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前，我们选拔干部，必须坚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标准。坚持德才兼备，必须把德放在第一位。正如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德才相比，我们更要注意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事业是否真正后继有人的大问题。
王安石是宋代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字介甫，生于1021年，卒于1086年。从1068年到1076年，先后两次为相，辅佐神宗推行新政，使北宋“积贫”“积弱”的政治经济为之一振，被革命导师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之所以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推行变法，并取得较大的成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他的人才思想和实践，当是一个重要因素。
王安石非常重视人才。他认为，人才是“国之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尤其是实行变法革新，就更加需要大量的能够为改革献身的人才。因此，他特别重视人才教育，把学校教育做为培养人才的基础，指出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主张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增加办学经费，革新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把学校办成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在对待如何选拔人才问题上，王安石则主张选人“必予乡党序，察举人推其贤能”。就是说要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从基层和有知识的人当中选拔人才，另外，他十分强调选拔人才必须掌握标准。他所规定的人才标准是“道德于上”；“为国深忧”和“急其民之急”；“通古今，明经术”，“貌、语、行精，作风正派”，“公听并观”，“试之以事”。在人才使用中，王安石主张以德才为用人标准，反对以出身、资历用人。他认为有才不用“犹无有”，因此，发现人才应及时应用。为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应当铢量其能，不拘文牵俗，不责人以细过而用之。王安石提出要“推己之心而置于其心”，以增强人才的安全感和责任感，激励人才不断进取的自信心；要贵以得士，最大程度地满足各类人才的合理需要。他认为这是充分调动人才积极性，发挥人才聪明才智的重要保证。
王安石强调，要想摆脱国家“积贫积弱”的困境，关键在于当政者能够以史为鉴，坚持举贤任能。他在《临川先生文集·兴贤篇》中写道：
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道义，流俗所共知耳。所治安之世有之而能兴，昏乱之世虽有之亦不兴？盖用之与不用之谓矣。
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商之兴也有肿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即微子、箕子和比干等三位贤人）。周之兴也同心者十人（即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公、散宜生、南宫适、文母等十位贤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谋父，内史过。两汉之兴也有萧、曹、寇、邓之徒（即萧何、曹参、寇恂、邓禹），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陈藩、李固之众。魏晋而下，至于李唐，不可遍举，然其间兴衰之世，亦皆同也，与上观之，有贤而用之者，国之视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可不慎与？
今犹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虽扰攘之际，犹有贤能若是之众，况今太宁，岂曰无之，在君上用之而巳。博询众庶，则才能者进矣；不有忌讳，则谠直之路开矣；不迩小人，则谗谀者自远矣；不拘文牵俗，则守职者辩治矣；不责人以细过，则能吏之志和以尽其效矣。苟行此道，则何虑不跨两汉、轶三代，然后践五帝、三皇之涂哉！
在这篇文章里，王安石以商周和两汉各朝的兴衰为借鉴，反复阐明任贤与弃贤的利弊得失，希望当政者能够认识重贤用人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对待贤才与小人，坚持重贤用才，只有如此，才能走上国家大治的康庄大道。
另外，早在仁宗嘉估三年（1058)，王安石就针对人才的培养和选用方面的流弊，提出了四个“有其道”的理论。即：
一曰教之之道。教之“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学问，无济于社稷国家大事的学问不教。
二曰养之之道。培养人才要做到“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即官吏薪俸要优厚，要他们知廉知耻，对贪赃枉法者加以制裁。
三曰取之之道。选拔人才不能“听取于一人之口”，授官后“试之以事”进行考察，考察人才不能单凭考试。
四曰任之之道。用人要依据其专长以便“使之得以其意”，实行“考绩之法”，德厚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才下者“以为之佐属”。
王安石的人才管理和培养的主张，当时并未引起宋仁宗的重视。到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升宰相之职，便在变法过程中部分地加以推行。他改组太学、小学等各类学校，取消过去以诗赋取士，改为试经义和策试。同时，还设置了经义局，以新思想训释《书》、《礼》、《诗》等儒家经典，颁于学官。对于被录用为官的士子，提高他们的俸禄待遇，使其安心供职，“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
王安石把对贤才的任弃问题，看成是国家兴衰的大问题，他的“有贤而用之者，国之福也”这句话，历来受到当政者的重视，值得引为借鉴。
再者，王安石还在他的《才论》一文中，提出了“患才不用”的观点。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天下之患，不患才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才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噫！今天下盖尝患无才可用者。吾闻之，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才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唐太宗欲治而谟谏诤之佐来。此数辈者，方此数君未出之时，盖未尝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才者，吾不信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国家的忧虑，不是怕人才不多，而是怕上层人物不希望人才多；不是怕有才能的人不愿为国家效力，而是怕上层人物不让他们效力。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得到他们，国家就会安定、昌盛；失去他们，国家就要灭亡、受辱……现在，天下仍在担忧没有可用之才。我听说，战国时期六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时，能言善辩的人才纷纷涌现；刘邦、项羽争雄时期，出谋献策、勇敢善战的人才就不断出现；唐太宗决心治理国家时，一批多谋敢谏的辅佐之臣就投奔于他。这些人才，当那几位君主还没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被发现，如果人君想求得会才，他们就源源而来了。今天的情况还是这样，忧虑的是上层人物不去寻求人才，不能任用人才罢了。天下如此广大，而且人才济济，却竟然说没有人才，我是不相信的。
对于人才管理，许多古人具有独到的见解。南宋一394一永嘉（今属浙江）人叶适就是其中的一个。叶适(1150一1223)，字正刚，因其居住在永嘉城外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进士出身，屡迁尚书左郎选官、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是“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着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等，后合编为《叶适集》。
叶适对于国家的行政和经济管理有一套比较成熟的见解，在人才管理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识。叶适认为，人才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选好用好人才是关系国家不衰的头等大事。他强调指出：“欲占国家兴衰之符，必以人才离合为验。”又说国家之用贤才，必如饥混之于饮食，诚心好之，求取之急惟恐不至，口腹之获惟恐不尽。”如果国家有了众多的贤才，并合理地使用他们，那么抗金斗争就会胜利有望，割地赔款之辱就能可雪，一个和谐、协调与完善的社会状态“极”就可能到来，“报之于天下，无不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