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刘子》一书的作者还认识到，人才管理不单纯只是选拔和使用的问题，而应从百年大计出发，重视和加强人才的培养与教育工作，为将来从政打下坚实的基础。作者认为首都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先”，“道以无为化世，儒以六艺济俗”。也就是说，要在思想教育和业务知识两个方面下功夫，熔道家的养性和儒家的智育为一体，把儒家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学到手。对于那些从事政治的人来说，除加强品德修养和明确“因学而鉴道”的要旨以外，还要通过工作实践使所学的知识得到深化和运用。作者在书中强调说不登峻岭，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艺，不知智之源。”
在《刘子》一书中，作者除强调治国安邦不能离开少数贤哲以外，还把眼光放在人才结构方面。也就是说，要治理好一个国家，还需要依靠许许多多的具有不同知识技能的人才。在人才选拔过程中，既不能求全责备，也不应该受家世和出身的限制。在委任职责时，必须注意“适才”和“均任”，充分发挥和调动他们的长处和积极性。这些人才思想。不仅只是突破了南北朝时期“九品官人法”重视门第阀阅的藩蓠，就是对今天的人才管理工作仍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西魏时期有位政治家叫苏绰（498一456)，字令绰，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官至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深得宇文泰的信任。他所写定奏行的《六条诏书》，可以称为当时强国富民的政治纲领。其中《擢贤良条》
对于人才问题曾有精辟的论述，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苏绰开宗明义地指出，“得贤则安，失贤则乱”，这是百王不能改变的自然之理，是安邦治国的最重要的原则。这样，他把人才问题的重要性提到了哲理的高度，看成是一条普遍而永恒的规律。
第二，苏绰针对当时选人用人偏重门第和论资排辈的陋习进行了有力的谴责，提出“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聘，唯在得人。苟得其人，可自起厮养而为卿相”。
他举例说道，奴隶出身的伊尹，辅佐商汤攻灭了夏桀；泥瓦匠出身的傅说，协助商王武丁，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反之，即使是身为帝王之胤的丹朱、商均，由于才能平庸，素质低劣，而尧帝和舜帝也不把帝位传让给他们，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
第三，人才的标准是有德有才，德才兼备。苏绰强调指出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是则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弃榱椽之用也。”很清楚，苏绰认为，如果一个人只有德而无才，那么就像土牛木马，不可以涉道致远；如果一个人只有才而无德，也只能当一个刀笔之吏，而绝对不能让其充当国家的栋梁。
第四，人才要在实践中培养锻炼。苏绰指出：“夫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末驰，与驽马相杂。”只有“剖而莹之，驰而试之”，然后才能知道是宝玉和千里马。他举例论证说姜太公是钓鱼的老翁，百里奚是喂牛的，如果没有机遇，不任之以事业，不责之以成务，使其没有施展本领的机会，没有参加社会实践的舞台，那么，即使再过一千年，也不会出现赫赫有名的姜太公和百里奚之类的人物。”根据这一例证，他提醒执政者说得贤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则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
第五，驳斥了无贤可举的谬论。苏绰首先引用孔子的话说：“十室之邑，必须忠信如丘者焉。”接着，他严厉驳斥无贤可举论者说：“岂有万家之都，而云无士？但求之不勤，择之不审，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材，故云无耳。”又说但能勤而审之，去虚取实，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则人无多少，皆足化矣。孰云无贤。”
第六，苏绰极力主张裁减官吏以改变人浮于事的流弊。他向执政者提出警告说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意思就是说，只有精简机构和裁汰不合格的官员，把有才华的人充实到各级政权中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否则，就会出现互相扯皮，你推我卸，什么事情也干不好的被动局面。
从上面可以看出，苏绰的人才观是比较系统、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也是富有真知灼见的。他认为，要想国泰民安，人君必须要重视人才，合理使用人才。举凡公侯将相、州官郡守，乃至党长和里正等地方小官，都应该择贤而用之。他的“得贤则安，失贤则乱”的至理名言，是今天从政者必须牢牢记取的一条理。
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中，记载了唐太宗不重钱财而重人才的史实。记载说：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富、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上曰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卿为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
是日，黜万纪，使还家。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言事，向唐太宗李世民奏道：“在宣州和饶州这两个地方，银矿十分丰富，如果派人大力开采，每年可以取得价值几百万钱的银：子。”唐太宗听了权万纪的上书，非常不高兴，并对他说；“我作为一国之君，所缺乏的并不是钱财，缺的只是利国利民的嘉言良策。与其多得几百万钱财，还不如得到一位贤才！”并且非常严肃地批评权万纪说：“你从来没有为我推荐一个贤才，也没有为我斥退一个庸才，而整天只知道谈论税银之利。”因此于当天就罢免了权万纪的官职，让他回家为民。
唐太宗经邦治国不重视钱财而重视贤才，不能不说是一代明君之举。治理国家，巩固政权要靠强大的物质基础，要靠经济实力。但是物质基础、经济实力要靠人去掌握它、管理它、使用它。因此，只要有了成千上万个经邦治国的贤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会兴旺发达，政权就会巩固，国家就会富强。这是一个真理。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中记载了李绛与唐宪宗论不可避嫌而弃才的一段对话，摘录如下：
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义方为坊观察使。初，义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于承璀，擢义方为京兆尹。李绛恶义方为人，故出之。义方入谢，因言“李绛私其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鹿坊，专作威福，欺罔聪明。”上曰：“朕谙李绛不知是。明日，将问之。”义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诘绛日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各位宰相，宰相职在量才授权，若其人果才，虽在兄弟子侄子之中犹将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
上曰：“善。朕知卿必不尔。”遂趣义方之官。
上述这段话是元和七年（812)正月十一日，唐宪宗与元义方、李绛的对话。这时，李绛已升任宰相（中书信郎、同平章事）。这段对话的意思就是说，这年春季的正月十一日，任命京兆尹元义方为坊观察使。当初，元义方巴结吐突承璀，李吉甫也想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承璀身上，便提升元义方为京兆尹。李绎讨厌元义方的为人，所以把他调出朝廷。元义方人宫向唐宪宗表示感谢，并乘机说：“李绛偏袓他的同年许季同，任命许季同为京兆尹，却把臣调到坊，专门作威作福，欺骗蒙蔽陛下。”唐宪宗听后说：“朕熟识李绛，他不会像你听说的那样。明天，联要问问他。”元义方听了感到非常惊慌和惭愧，便退了出来。第二天，唐宪宗责问李绛说人们对于自己的同年必然有私情吗？”李绛回答说：“所谓同年，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偶然在科举考试中考上同一科，其中有些人还是考上以后才相互认识的，这里有什么私情！而且陛下不以臣愚笨，让臣担任宰相，宰相的职责在于估量人们的才能并授给他们相应的官职，如果有人真有才能，即使他是自己的兄弟子侄，也要任用他，何况是同年呢！因为避开嫌疑而抛弃人才，这是方便自己，而不是舍身为公。”唐宪宗说：“说得好，朕知道你肯定不会这样做。”于是便催促元义到坊去上任。李绛认为，宰相的职责在于“量才授任”，谁有才能就任用谁，即使是兄弟、子侄、同年，只要具有真才实学就要任用，不要怕别人说徇私。如果“避嫌而弃才”，就会给民族、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和灾难。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中记载：
上尝于延英谓宰相曰卿辈当为朕惜官，勿用之私亲故。”李吉甫、权德舆皆谢不敢。李绛曰；“崔祜甫有言：‘非亲非故，不谙其才。谙者尚不与官，不谙者何敢复与！但问其才器与官相称否耳。若避亲故之嫌，使圣朝亏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则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这！”上曰：“诚如卿言。”
上面是光和七年（812)，唐宪宗与宰相们的一段话。这段对话的意思是，唐宪宗曾经在延英殿对宰相们说：“你们应当为朕珍惜职位，不要利用职位来偏爱自己的亲朋故朕。”李吉甫、权德舆（字载之，天水略阳人，时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都说不敢这样做，李绛说崔祜甫（字贻孙，京兆长安人，唐德宗时，曾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说过广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故旧，不可能了解他的才能。’对自己熟识的人还不授给官职，对自己不熟识的人怎么敢授给官职！只不过是看一个人的才能器识和他的官职是不是相称罢了。如果为了避免亲朋故旧的嫌疑，使朝廷失去了人才济济的美好局面，这就是苟且偷安的臣子，而不是坚持大公无私的做法。如果任用的人不合适，朝廷自然会有刑法处理，谁敢逃避呢！”唐宪宗说的确如你所说的。”
光和七年（812)的正月十一日，唐宪宗和李绛等人对话时，李绛就曾经提出，用人要看才能，不可“避嫌而弃才”的观点，在这里，李绛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也为后人选才提供了借鉴的依据。
在《新唐书·陈子昂传》中，记载了陈子昂任人唯贤的用人思想。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生于656年，卒于695年。因为他家庭比较富足，所以他年至18岁时，仍然不知道读书。然而他为人豪爽，打猎、下棋，样样精通。后来进乡村私塾上学，为自己的不学无术深感悔恨。当即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发愤读书。唐睿宗文明元年（684)，陈子昂考取进士。期间，他曾经上书就如何识别人才问题发表了如下议论：
官人惟贤，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类。若陛下好贤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终，终而不赏，虽有贤人，终不肯至，又不肯劝。反是，则天下之贤集矣。议者乃云“贤不可知，人不易识”。臣以为固易知，固易识。夫尚德行者无凶险，务公正者无邪朋，廉者憎贪，信者疾伪，智不为愚者谋，勇不为怯者死，犹鸾隼不接翼，薰莸不共气，其理自然。何者？以德并凶，势不相入；以正攻佞，势不相利；以廉劝贪，势不相售；以信质伪，势不相知。智者尚谍，愚者所不听；勇者徇死，怯者所不从。此趣向之反也。贤人未尝不思效用，顾无其类则难进，是以湮汩于时。诚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贤行者，赐于尊爵厚禄，使以类相举，则天下之理得矣。
陈子昂在上书中，特别强调了选拔官吏一定要任人唯贤的问题。他指出：选拔官吏一定要任人唯贤，国家才能治理好。如果陛下爱好人才而不任用，任用了而不能信任，相信了又不能有始有终，又不加以奖赏，那么，虽然有人才，他也不愿意来为陛下效力。反之，天下的人才都会聚集在陛下身边。
陈子昂特别强调指出，人才是一定能够识别的，人也是可以了解的。因为品德高尚的人不会去行凶冒险，公正无私的人不会有狐朋狗友，廉洁的人憎恶贪婪，诚实的人痛恨虚伪，聪明的人不为愚蠢的人出谋划策，勇敢的人不为胆小鬼去死，就好比凤凰和老鹰不会比翼双飞，香草和臭草不会是一种气味一样，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道理。因为善与恶，正义与奸邪，廉洁与贪婪，诚实与虚伪，这些都是水火不相容的。聪明人多谋善断，愚蠢的人不会采纳，勇敢的人为正义去献身，胆小鬼不会跟着去。这是因为志趣相反。人才都希望能够为报效国家出力，但没有贤人引荐则难以被任用，只能埋没于时。假如皇帝能够信任人才，对身边德才兼备的人给以重用，并给以优厚的待遇，再让人才推荐人才，治理好天下就是完全可能的了。
我国是一个大国，现在约有12亿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一个蕴藏着无数人才的巨大的人才宝库。然而能否正确地识别人才，选择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识才者本人是否具有识才的才能，思想路线是否端正，是否具有爱才、惜才、容才、用才的博大胸怀。有了这样的领导者们，识才并不难，一大批氧有才华的人才一定会涌现出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旳社会主义贡献力量。古人说得好，“固易知，固易识”，其因就在这里。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中记载了显德六年〔959)六月，后周世宗和大臣们的一段对话。摘录如下：
上欲相枢密使魏仁浦，议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为相。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为辅佐，岂尽由科第邪！”己丑，加王溥门下侍郎，与范质皆参知枢密事。以仁浦为中书待郎、同平章事，枢密使如故。仁浦虽处权要而能谦谨，上性严急，近职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归己以救之，所全话什七八，故虽起刀笔吏，致位宰相，时人不以为忝。
上述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后周世宗想要任命枢密使魏仁浦（字道济，卫州汲县人，幼孤贫，1；岁即只身至洛阳谋生。后晋末，在枢密院任文书小吏。后汉时，在郭威手下任职。郭威即帝位，任后周枢密副承旨等职。世宗时，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为宰相，参加议论的人都认为魏仁浦不是科举出身，不可以当宰相。
周世宗说自古以来都是任用有文武才略的人为宰相，哪里都是经过科举及第的呢！”十五日，加封王溥为门下侍朗，和范质一起参与掌握抠密事务。任命魏仁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原来的枢密使官职不变。魏仁浦虽然处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但能谦虚谨慎。世宗性情严厉急躁，身边的官员有违犯意旨的，魏仁浦总是把罪责归到自己的头上来挽救他们，使面临死亡的人十之七、八都能保全性命。因此，他虽然出身于办理文书的小吏，即达到了宰相的职位，当时的人并不以为他不称职。
这段对话集中体现了后周世宗的用人思想。史书上说：柴荣（即周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书，下位言事者，多不次进用”。只要有才能，不管名位资历，世宗都设法搜罗来，委予官员，加以录用。魏仁浦出身贫苦，当然没有条件参加科举考试。但是，他从十几岁起就到官府当差，在实践中逐渐增长了知识和才干，提高了办事能力，终于成为一名德才兼优的髙级官员。
周世宗不因为他是小吏出身，没有科举及第，而不顾一些人的非议，大胆地提拔他为宰相，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