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兵多将广，志兼天下，但好贤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拥有荆楚广大地区，“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窥，”然而对在荆楚避乱的天下豪杰不知任用，所以还是无路可走，终至衰亡。而曹操深知人才的重要，能广收天下豪杰而用之，引贤俊而置之列位，所以他能兴旺发达，终成大业。王粲通过上述分析，充分说明了人才与事业的关系。无数历史实践证明，要使国家兴旺发达，必须充分重视人才，挖掘人才，使用人才。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做到这一点三国时期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181一234)曾经在《诸葛亮集·文集·举措篇》中说道：“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还说：“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在这里，诸葛亮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人才和治国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人才是治国的根本，治国需要人才，就像房屋需要柱子一样，人才短缺了，国家也就难以维持。那么，什么样的人是人才呢？为此，诸葛亮给人才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直士”。就是说，人才不仅要具有比较高深的学识专长，还要具有不求名、不避罪、讲忠贞、讲诚挚的高贵品德。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在率军北伐中原之前，他曾上书《出师表》给后主刘禅，希望后主能够重用郭攸之、费讳、董允、向宠、陈震、张裔、蒋琬等人，并说他们都是“贞良死节之臣”，要后主“亲之信之”。他还针对后主的弱点，语重心长地建议后主要记取历史的教训，懂得“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道理。从这里可以看出诸葛亮对于人才是何等的重视。由于这个奏疏充满了诸葛亮对于蜀汉的一片忠诚，语言恳切周详，所以，为历代人们所推崇。
诸葛亮深深懂得，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一国之君，必须深人民间，深查细访，寻找“隐处”的士，就像商汤王得到出身低下的泥瓦匠傅说、周文王得到老渔翁姜子牙那样，敢于不拘一格地擢拔他们，使用他们，信任他们，使其为国出力。为此，他提出选拔人才时要做到“悬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以聘幽隐。”但是，由于人的天赋、素质和才力的不同，所以，有的人善于宏观控制，有的人长于微观管理；有的人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有的人冲锋陷阵，擒敌首于须臾之间。这就是汉人王允所说的“人才高下，不能均同”的客观现实。诸葛亮正是基于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才十分强调要善于妥善安排不同人才。他说：“洁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为此，他按人才的高低分成六个等级，即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夫之将和天下之将。按照他的要求，作为一个高级将帅，绝对不能只是鲁莽之夫，也不能只有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而应该是个善于指挥千军万马的全才，具备有“严赏罚之科，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等方面的智能。他还指出：“仁爱洽于天下，信义服于邻国，上知天文，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室家，此天下之将。”另外，诸葛亮还认为，人的才能并不完全凭借天赋，除去天赋之外，还要参加实践，在实际中进行锻炼。一个人单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诸葛亮本人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果他一直隐处山林，不事征战，不务实践，充其量也只徒有“卧龙”的雅号而巳。这样，诸葛亮的理想火花只能在叹息中熄灭，他的鸿鹄之志，也将只能在哀怨中沉沦。
经过长期的实践过程，诸葛亮结合古人选拔人才的经验，总结了识别人才的七种方法，即“七观选人法他说：“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日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意思就是考察一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看他的志向；在山穷水尽时看他的变通；在各种办法面前看他的决择；在祸难临头时看他的勇气；在喝醉酒时看他的本性，在金钱物质引诱下看他的清廉；在分派任务后看他的信用。从而考察识别一个人的德才情况和综合素质，做到因材适用。
另外，特别令人引起注意的是，诸葛亮为了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还创设了一个叫“参署”的机构。他曾经解释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又说，有了这个机构，“则亮可以少过矣。”据此可以看出，“参署”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机关，他的意思就是通过“参署”，可以把各方面的意见反映上来，然后斟酌增损，集思广益。去粗取精，从而制定出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为安邦治国服务。在《诸葛亮集·文集·视听》中，诸葛亮还强调指出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士庶，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所以，在那个时候，诸葛亮创设“参署”的目的和意图，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诸葛亮的人才观是比较客观和全面的。因此，蜀汉政权下的志士仁人，都纷纷云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领导集团。
刘劭，字孔才，三国时广平邯郸（今属河北）人，大约生于汉灵帝初（168一172)，卒于曹魏正始年间(240一249)，曾任散骑常侍、陈留太守等职，赐爵关内侯，是三国时期杰出的人才学家。在刘劭的一生中，有过许多着作，其中他的《人物志》一书，被称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人才学着作。
在《人物志》这部着作中，刘劭深刻地阐述了他的用人思想和人才分类管理的理论。他根据人的“才”、“性”的不同，通过对人的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九征”的分析，把人才分为三类十二种。所谓三类就是品德高洁的“兼德”之人，德才兼备的“兼材”之人，才高德少的“偏材”之人。所谓十二种人，就是指的“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慧、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人的情性和质素是存在差别的，所以，刘劭提出，要根据不同的流品委任不同的职务，也就是说要做到因材使用。如法家之材可任为司寇，伎俩之材可任为司空，文章之材可修国史，臧否之材可任为参谋。另外，刘劭对于“英雄”二字结合人才使用做了解释，他指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假如一个人足智多谋而短于胆略，只能称之为“英”，反之，有勇无谋只能称之为“雄”，因此，“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为此，他反复强调说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
刘劭在确定人才的分类后，对于如何鉴别人才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就是“八观”、“五视”的方式方法。
“八观”的内容是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辩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辩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五视”的内容是：“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
刘劭提出的鉴别人才的“八观”、“五视”之法，是对前人观察和检验人才方式方法的总结，是对姜子牙、庄子、诸葛亮等选拔使用人才思想的发展，比其更加全面和系统。根据他的理论，就是说，要认识一个人，必须对其人的品德、气质、情感、志趣、见识、能力，乃至于行卧起居、言谈举止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比较全面地判断他究竟属于哪种人。在《人物志》中，刘劭还突出强调指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执政者的好恶和感情用事，识别人才时常常容易出现偏差和谬误。这些偏差和谬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曰察誉有偏颇之缪（谬）；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感；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误；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
为此，刘劭希望执政者在察选人才时，应该秉公立正，豁达大度，不要存有私心，不要带有偏见。只有如此，才能比较恰当地选择出合格的人材。刘劭的《人物志》一书，是在人有关基础上的集大成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有关看法或许还值得商榷，如汉朝王允曾说：“人命禀于天，骨法之谓也。……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贵贱贫富，命也；操行清浊，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又如王符曾说人身体形貌，皆有象类。骨法鱼肉，各有部分，以着性命之期，显贵贱之表。”刘劭继承了这种“骨相”之说，认为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形而着形”，因而可以通过人的外貌而案其内在的精神。这种说法显然是很不正确、很不科学的，但却是传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刘劭所提出来的察选人才的原因和方法，以及执政者在察选人时应持的立场和态度，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刘实（220一310)，字子真，西晋时平原高唐（治所今山东平原县西南）人。他曾经历武帝、惠帝、怀帝三朝，官至太尉，位列三司。当时，朝纲不振，廉逊道阙，官吏昏庸，社会混乱。因此，刘实目睹此状，便写了《崇让论》一文，提出了让贤推能以整顿朝政和矫正时俗的理论和主张。
刘实认为，让贤推能乃是淳古之风，是关系国家兴亡成败的一件大事。他曾经说古之圣王之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推让之道行，贤能者曰被荐举，不肖者自当见绌，选拔人才工作就会公正合理，众官造退之日亦将后继有人。反之，如果时不贵让，世多进趣，“则贤才不进，贵臣日疏”，“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因此，一旦官职有缺，必然是请托交行成风。那些典掌选举的州郡大小中正便以钱多为贤，以势大为上，只凭家世和资历去擢拔选用，从而难谋其政，“不胜其任之病发矣”。为此，刘实慨叹道：“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如此下去，将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祸患，不能不令人担忧。
为了进一步说明推能让贤之风的重要意义，刘实通过南郭先生吹竽的故事，嘲笑和抨击了虚食官俸而溜之乎也的伎俩后，他大声疾呼推贤之风不立，滥举之法不改，则南郭先生之徒盈于朝矣！才高守道之土日退，驰走有势之门日多矣。虽国有典刑，弗能禁矣。”
刘实认为，任何时代都有众多贤才，关键在于能否去发现识别他们，并能积极实行推能让贤制度，使能者上，庸者下。他分析当时官场现状，严肃地指出在职官吏中，存在着一种“虽自辞不能，终莫肯让有胜己者”的歪风。更有甚者，还有的人一旦看到别人的才能超过自己时，他便马上进行毁谤中伤，散布种种“浮声虚论”，甚至不惜制造种种事端，使有才能的人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而被扼杀。因此，刘实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是不能让贤推能的人，虽然官居高位，多食俸禄，“而望其有益国朝，不亦难乎！”
在实际生活当，刘实也确实看到了实行推让贤能之风的难度，但是他相信也是可以做到的。因此，他在《崇让论》中指出：第一，在职官吏中，虽然其间杂有凡猥之才，但贤明的人终穷是大多数。他们不是对让贤推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只是因为时不贵让，没有习以成风的缘故。第二，要恢复过去“进贤能以谢国恩”的做法。凡是担任官职的人，在上“谢章”是，首先要推举贤才，以表示自己对职守的忠贞。这样，“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事业必然后继；有人。第三，要废除只凭门第阀阅和论资排辈的选士标准。凡是官职有缺时，上至三司四证，下至州官郡守，都可以按被推举最多的人去补上的办法。例如，“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郡守缺，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刘实所处的时代，是崇尚虚无、奢侈相高的时代。执政者多不关怀事务，终日纵酒谈玄，坐而论道，手执尘尾，行步顾影。如丞相何曾“食日万钱，犹云无下箸处”。其子何劭，官至侍中尚书，也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再如太仆石崇，与武帝之舅王恺斗富，以腊当柴烧，用椒泥涂墙壁，连厕所里也挂着绛纹帐，还有两个婢女手持香囊侍候。其他文武百官奢侈之风无法形容。而位列三司的刘实，却能一反时俗，过着贫士般的俭朴生活。‘据《晋书》本传载，他“虽处荣宠，居无第宅，所得俸禄，赡恤亲故”。他上疏告退以后，直到91岁，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充当朝廷顾问。所以，左丞相刘坦曾上书怀帝，称赞他“体清素之操，执不谕之洁，悬车告老，二十余年，皓然之志，老而弥笃，可谓国之硕老，邦之宗模。”
刘实作《崇让论》，当然是要维护和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做到“君子尚能让其下，小人力农以事其上”。但其文言简意赅，切中时弊。《崇让论》一文洋溢着刘实关心国家大事，敢于揭露当时官场弊端，并提出了解决这些积弊的措施。这在1600多年前的西晋时期，可谓奇峰突起，难能可贵，不乏后人学习的楷模。
《刘子》一书，是我国古代一部系统的人才管理学专着，此书系何人所作，迄今尚未定论。有的传为北齐的刘昼所作，有的传为萧梁时的刘勰所作。全书有55篇，而人才管理方面的内容就占了四分之一，计有《荐贤》、《适才》、《祟学》等15篇，堪称为我国古代人才管理学的精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刘子》一书中强调，人才在治国安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书中强调指出：“国之需贤，譬车之恃轮，犹舟之倚楫也。车摧轮则无以行，舟无楫则无以济，国之乏贤则无以理。”此书作者先是历数前朝各代的贤才，充分肯定他们在安定社稷和国计民生方面的业绩，然后总结性地指出立政政治，折冲厌难者，举贤之效也。”
当时，在选择人才方面存在着许多流弊，障碍着无数贤才志士的脱颖而出。为了改变这种弊端，作者强调必须建立人才诠选的赏罚制度。其基本原则是：“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对于那些专搞“吹毛觅瑕，挥空成有，称白为黑”的妒贤嫉能者，作者不留情面地给予严加痛斥，揭露他们之所以过分地苛刻人才，“宣恶出于情妒”，是由于嫉妒和隐私在作怪。作者还举出伊尹、傅说、百里奚、段干木、管仲、吴起、樊哙、周勃、陈平等人为例，这些人虽然出身非常贫贱和生活小节上有些缺点，但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为此，作者认为，选用人才应从大处着眼，不能“以其小过弃彼良才”，应持“小恶不足伤其大美”的积极态度。这样人才才能层出不穷。
从人才管理的角度出发，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适才”和“均任”的指导思想。所谓“适才”，就是说人才有高下之分和大小之别，且各有不同的特点和特长。所谓“均任”，就是指的要做到“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也就是说的量才使用的原则。作者认为，治国安邦是一项庞大的建设工程，因此，要求执政者要对人力物力进行合理的分配，形成一个合理的、有机的、科学的管理体系，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各尽其分而立功”，从而达到“事寡而功众”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