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襄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才之地，但是，刘表对于那里的人才却很少起用。如居住在离襄阳不远的南漳县有一个叫司马徽的人，他不仅才学高深，而且善于识别人才。对此，刘表却充耳不闻，有目不见，甚至见而不用，司马微曾向刘备推荐贤才说卧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而此二人，皆在荆襄所称卧龙者，即曾随其叔父诸葛玄从山东投奔与其有旧的刘表，移家襄阳，隐居隆中，躬耕垄亩，以待明主的诸葛亮。诸葛亮有经纬地之才。然而近在咫尺，竞不为刘表所知，而被刘备三顾茅庐，恭请出山。诸葛亮辅佐刘备，战赤壁，夺荆州，进西川，使刘备很快有了转机。进而帮助刘备建立了蜀国政权，同魏、吴抗衡。时称风雏的庞统，隐居襄阳，与诸葛亮为友，亦不为刘表所知，后避乱到江东，为周瑜献连环之计而在赤壁大败曹军。后来，经诸葛亮、鲁肃的举荐，刘备用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共同谋划运筹，显示出奇才。这样两位难得的人才，就在刘表身边，而且与他还有亲旧关系，刘表却视而不见，见而不用，却被刘备所得。可见刘表确实不识人才。另外，像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一批隐居在荆襄地区的名士奇才，都不为刘表所识。所以，虽“刘表坐镇荆州，世称‘八俊’之首”，但被曹操斥之为“徒有虚名而已”。
当时，在刘表那里，虽然也曾有过不少有名的人才，但是由于刘表不是不识人才，就是不用人才，结果这些人才有的不能发挥作用，有的移附于他人。如当时有个叫王粲的人，他才气过人，聪慧练达，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王粲自幼刻苦读书，并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和同伴走路，看到路旁有一块石碑，他将碑文浏览一遍，便一口气把碑文一字不漏地全背下来。王粲和许多人围观别人下棋时，一个人不小心把棋盘碰翻了，王荣就按原来的棋局重新将棋子摆好。王粲不仅有惊人的记忆力，而且数学也很好，至于他的文才，更是出人头地。有人称赞他是“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篇”。王粲确实是曹魏时期才子中的佼佼者，因而学人们无不愧叹不如。有一次，王粲去拜访当时着名的学者蔡邕，蔡邕慌忙出来迎接，竟然穿倒了鞋子。在蔡邕家中的宾客都非常震惊地说：“蔡中郎何独敬此小子耶？”蔡岂回答：“此子有异才，吾不如也。”王粲17岁时，就辟为黄门侍郎，但因董卓党徒李、郭汜举兵混战，他没有就任。王粲因避战乱就南行依附刘表。刘表见王粲相貌平常，身体又弱又小，一直不予重用。后来，刘表死后，刘琼归顺了曹操，曹操闻知王粲具有异才，立即拜他为丞相椽（即丞相的属官），还赐爵关内侯。王粲从此才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在那个时候，那些慕名投奔刘表的人才，大多数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徐庶也曾投奔刘表，因不被识用，只好离去。徐庶辞别刘表夜过南漳水镜庄，对水镜先生(即司马徽）说：“久闻刘景升善善恶恶，特往谒之。及至相见，徒有虚名，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者也。故遗书别，而来至此。”清人毛宗岗读到此曾评论道：“此刘公所以亡。”徐庶辞别水镜后，径至新野，在市上高歌天地反复今，火欲殂；大厦将崩今，一木难扶。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贤今，却不知吾。”刘备是个善识人才的人，当他听到徐庶的歌子后，遂将徐庶请来，并将他拜为军师。当曹仁进攻新野时，就是徐庶为刘备献计，才巧破“入门金锁阵”，大败曹仁。如此这样的人才，刘表却不能用，那么又怎么能够去巩固他的基业呢？
郭嘉，是曹操人才群体中一名最杰出的人才，他深受曹操的敬重和信任。他在以后曹操统一北方的事业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当初他到北方谒见袁绍，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郭嘉便对袁绍的谋臣辛评、郭图说：“夫智者审干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就是说，凡聪明的贤士，要详尽地观察所依附的主人，可从他的行动、考虑的问题、采取的措施而推测他的事业能否成功。袁绍空学周公的礼贤下士，他却不知用人的关键所在。所欲多端，不知选择主次轻重，好计谋却无决断，打算与他共同平定天下，立霸主之业，实在太难哪。于是，郭嘉便离开了袁绍。原先，颍川的戏志才，是个善于出谋划策的谋士，曹操很器重他。但是，戏志才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曹操写信给荀或说：“从志才亡故后，没有与我共议大事的人了。
临汝、颖川一带本多志谋之士，你看谁可以继承志才的职务？”荀或推荐了郭嘉。曹操召见郭嘉，谈论天下大事，很高兴地说：“使我成就大事的人，一定是此人。”郭嘉出来后，也很喜悦地说道：“这才真正是我的主人。”曹操上表荐郭嘉为司空祭酒。
郭嘉跟随曹操攻破袁绍军队，袁绍死后，又跟曹操讨伐袁谭、袁尚，在黎阳连战连克。将士们想乘胜攻取袁谭、袁尚，郭嘉说：“袁绍非常爱这两个儿子，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嫡子。现有郭图、逢纪为他们的谋臣，二人势力相当，各树党羽，必互相斗争，离心离德。如果进攻太急，他们就会团结一致对付我们。暂缓对邺城的攻击，他们将会火并。我们可以假作南征荆州的样子，以待袁氏内部的变化；等它变化时再进攻他们，可一举平定河北。”曹操听后立即采纳他的意见，于是南征。军队开到西平，袁谭、袁尚果然因争夺冀州而发生了武装冲突。袁谭被袁尚击败，退守平原，派遣辛毗向曹操请求救援，曹操回兵相救，攻占了袁氏的老巢邺城。后来郭嘉又跟随曹操平定了冀州，曹操从此在北方站稳了脚跟，并大封功臣，封郭嘉为洧阳亭侯。
自古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袁绍刚愎自用，心胸狭窄，不懂用人之事；曹操礼贤下士，气量宏大，善用人才。郭嘉通过观察并对这两者经过比较鉴别之后，弃袁奔曹，这是十分明智的。否则就会像田丰一样被冤杀，更不会有机会施展自己的聪明和才智了。
《三国志·魏书卷六·袁绍列传》中记载了田丰被袁绍冤杀的史实。现摘录如下：
初，绍之南也，田丰说绍曰：“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绎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绍不从。丰恳谏，绍怒甚，以为沮众，械系之。绍军既败，或谓丰曰：“君必见重。”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
上述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当初，袁绍准备率军南下与曹操决战，田丰劝袁绍说：“曹操善于用兵，变化多端，兵虽少，不能轻视他，还不如与他打持久战。将军你占据的地方宽广，又有险要的山河，可作防守的屏障，还拥有四州的人员，假如你对外结识英雄豪杰，广招人才，对内整顿农耕，搞好生产，训练军队，然后挑选一批精兵分成几路作为奇兵，趁敌人的空虚轮番出击，以扰乱河南，敌方救右翼我就攻击他的左面，他救左翼我就打击他的右方，使敌人疲于奔命，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这种我们还未疲劳，而敌方已被拖得困乏不堪，不要两年，可以大获全胜。现在放下全胜之策，而决定成败于一战，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后悔也来不及了。”对于田丰的这一建议，袁绍不予采纳。田丰还是诚恳地劝告他，袁绍非常生气，认为田丰在人们面前败坏自己的名气，于是下令给田丰戴上脚镣手铐，并将其拘禁起来。后来，袁绍的军队果真吃了败仗。有人对田丰说：“你一定会得到重用。”田丰说如果出兵胜利，我就没有什么事，现在失利了，我只有一死了。”袁绍回来后，对左右说道：“我不采用田丰的意见，果然被他笑话于我。”于是下令把田丰杀了。
田丰是一位非常精明的谋士。他对袁、曹官渡之战形势的分析十分准确精辟。他既有战略思想，也懂战术。曹操、刘备在徐州“鹬蚌相争”、难分难解时，田丰向袁绍提出乘其后方空虚、奇袭曹营的主张，但是袁绍却不予采纳。等曹操打败刘备，回师官渡时，袁绍却要同曹操决战。田丰认为战机已失，应以持久战为上策，袁绍不听忠言而一意孤行，结果官渡一战袁绍大败。事实证明田丰的意见是正确的，田丰是难得的奇才。然而，袁绍有奇才而不用，反而因田丰预见正确，而自己又怕被他人耻笑而将田丰杀死。袁绍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感到痛恨和可笑。这样的领导者，迟早是要失败的。
慈禧太后，即为叶赫那拉氏。叶赫那拉氏，小名兰儿，因其祖先住在叶赫（在辽宁省开原县北），所以又称她叫叶赫那拉氏。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对中国进行瓜分。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八日，光绪皇帝被迫批准了中曰《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使光绪帝思想上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使他的头脑清醒起来，认识到要想改变被动挨打的软弱局面，就必须进行政治革新，增强国家实力。恰在这时，正在北京应试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等人，出于爱国之心，为广大民众反对《马关条约》所感动，写成了14000余字的《上皇帝书》。在《上皇帝书》中，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应抓紧实行变法，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借以挽救大清已经危亡的局势。《上皇帝书》得到了14000多名举人的签名支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主张，在当时是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因而被视为“耸人听闻”的“标新立异”。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由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和洋务派大官僚组成的所谓“后党”极力反对维新变法，极力排斥维新派人士。只有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翁同和为首组成的所谓“帝党”支持维新变法，重用维新派人士。光绪二十四年（1988)春，光绪皇帝将康有为召到总理衙门，向李鸿章、翁同和、荣禄、廖寿恒、张荫恒五大臣申述变法主张，受到了翁同和等帝党的支持，同时遭到了李鸿章、荣禄等反对党的反对。当时，清朝大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被慈禧太后操纵。因为光绪皇帝已到成年，所以慈禧太后只好按照清廷规定归政于光绪皇帝，自己退居颐和园。不过，慈禧太后虽然本人离开了皇宫，但是她的爪牙仍然在清廷中占居要位，使光绪帝亲政处处受到挟制。光绪帝决不甘心受制于人，决心破格任用一批人才。
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决定实行变法，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五天以后，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康有为，接着，又召见了梁启超，随后，光绪帝便向全国连续颁发了几道变法法令，提出了许多有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紧接着，光绪帝又针对守旧派的反对，连续下了三道命令：一是裁减了一些衙门和官员；二是把违抗新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人撤职；三是授给维新派人士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人四品官衔，让他们在军机处任职，专门给皇帝审阅有关变法的奏折，草拟诏书。同时，光绪皇帝破格任命康有为做顾问，并任总理衙门章京，任命梁启超主持译书局光绪皇帝破格起用维新派人士担任政府官员，这是慈禧太后所不能容忍的。就在光绪皇帝下达变法诏书的第四天（四月二十七日），慈僖太后就逼迫他一连下了三道命令，一是免除翁同和的职务，送回江苏原籍；二是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先要谒见慈禧太后，向她谢恩，这就阻塞了光绪皇帝破格委任维新派人士担任高级官吏的道路；三是慈禧太后任命顽固派首领之一荣禄为直隶总督，加强了对军事的控制。随着变法运动的深入，慈禧太后决心清除已被光绪皇帝破格任用的维新派人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中四面环水的瀛台，废除新法，罢免维新派人士担任的政府职务，而且加以追捕。康有为闻讯逃出北京，在英国人掩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人庇护下，化装逃到日本。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被捕，于八月十三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慈禧太后下令杀害。
慈禧太后反对维新变法，反对光绪皇帝破格起用年轻的维新派人士，使清王朝只能依靠那些老朽无能的封建官僚在封建主义轨道上苟延残喘。因此，没有多长时间，在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中，清王朝寿终正寝了。
在《列子·说符》中记载了伯乐与秦穆公论相马的对话，现摘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