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事实说明，一个人的角色是多种多样的，职务的角色仅是一个人众多角色中的一种。角色会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决不可能固定在一种方式上。一个人尤其是做上司的人，他如果能够认清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他就能够做到平易近人和虚心好学，他的人际关系一定会处理得很好，他所从事的事业也一定会顺利和成功。可以说，分析自己的多种角色是人们做到自知之明的思想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要想做到自知之明是不可能的。身处领导岗位的人尤其如此。“夜郎自大”者好大喜功，属于功劳型。所谓功劳型，并非真正的功劳型，是专指那种自以为对某个领导成员的任命等帮过“大忙”的人，例如添了好言，拉了选票等等。这种人视野很狭窄，闭口不讲受命者的功绩和才干，看不到组织的力量，无视群众的作用，常常在人们面前借以夸夸其谈，以炫耀自己。因他也曾添过好言，拉过选票，所以就“居功自傲”，甚至使领导受之驾驭，一会儿叫办这，一会儿又叫办那，总觉得是应该的。领导者一旦被驾驭，就可能会在工作的协调中失去平衡，先是在部属中，继而在领导成员中形成积怨，导致新的矛盾。功劳型的人将自己应享受的民主权力当做要挟领导的资本，一旦目的达不到，就会散布不满情绪，腐蚀领导班子的团结。一西方学者认为，“认识你自己”这一希腊格言，体现了人类的最高智慧。可是，真正做到人“认识己”恰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马克思传》的作者梅林说：在缪斯放在马克思的摇篮里的许多天赋之中，毕竟没有韵文的才能。青年马克思给燕妮写的很多诗，后来他发现自己并不具备杰出的诗才，并作了如下苛刻的自我解剖：“模糊而不成形的感情；不自然，纯粹是从脑子里虚构出来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完全对立；修辞上的斟酌代替了诗的意境……”青年时期的王国维“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智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作家朱自清也曾分析过自己缺乏小说才能的短处，在《背景》自序中，他说：“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写不出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歌德曾经一直认为自己有造型艺术才能，40岁时，才认识到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他在回答怎样认识自己最佳才能时说，如果你有某一方面真正的才能，你会对它有天生的特殊的敏感，不要多少指导，就有一种动力或自然倾向。在实践中，即使暂时停顿，能力也会在潜意识里进展和增长。歌德说，对自己才能认识得最准确的是画师。这作为经验之谈，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认识自我，既要认识自己的长处，更要认识自己的短处。中国原女排名将张蓉芳，是队里个子最矮的姑娘（174米），她认为，个子小是不利条件，但是知道自己的短处，就要想办法避短扬长。她注意观察、借鉴，找到了变短为长的办法：在转腕上下功夫，出其不意地处理球的落点，或方向，或高或低，或直或斜，或吊或扣。由于张蓉芳练就了一副奇妙的手腕，被排坛誉为“不好对付的怪球手”。
人贵有自知之明。作为识人者，自知是非常重要的。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只知彼，不知己，虽称得上是智者，但还算不上是明白人，识人者不但要尽可能识他人，更应该充分地认识自我，清醒地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但有的人缺乏自知之明，自恃小聪明，什么都想逞能，结果到头来，什么都摸了摸，什么也没干成，正如鲁迅所说件件要来，行行要搞，诗歌来一下，小说写一下；又做论文，又搞翻译、戏剧、美术、历史、什么都来，好像杂货摊子。”认识自我，剖析自我，认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之所在，认识自己的最佳才能之所在，以求使自己不断完善，使自己识人的水平和能力不断跨上新台阶。
世上的事物，好多都是成双成对的，你只要稍微闭目一想，就可想出一串串的实例来。有一个东西也是成双成对的，但人们对他还缺乏认识，那就是一个身躯上实际存在着的两个“我”。说来也奇怪，我的身躯就是我，明明是一个，怎么会有两个呢？有个成语叫“熟视无睹”，说的是人对某个东西看得多了就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人确有忽视问题的缺点，即使对某些问题重视了，那也同时会忽视另一些问题。就拿“我”而言，有时候勇敢，有时候胆怯；有时候谦虚，有时候骄傲；有时候坚强，有时候脆弱；有时候正确，有时候错误；有时候诚实，有时候虚假；有时候公正，有时候自私；有时候从容不迫，有时候惊慌失惜；有时候心平气和，有时候暴跳如雷……所有这些，与其说是人们变化着的心理现象，不如说是一个躯体上确实存在着两个“我”。人不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清醒的我，即使聪明过顶的人，也有糊涂之时。假设他不糊涂，但不用心，那也和糊涂无异。对其它的问题糊涂一时还可谅解，竟将自身存在的两个“我”忘掉一个，实在不可饶恕。
一个躯体上的两个“我”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两种心理状态，一种是消极的心理状态。一种是积极的心理状态。这两种心理状态，是对上述各对具体心理状态的概括。心理状态的多种表现形式，现出了人生过程的层次。人生过程中的层次是客观存在，要认识它，理解它。只有理解了它，才能对消极的心理状态进行有效地控制，进而发展自己积极的心理状态。
人们一个身躯上的两个“我”，如同西方国家体制中的两党政治，一个台上，一个台下，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在野的“我”，永远是在朝“我”的对立者，二者共处一个统一体内，虽属同生死，但不共患难。
人有很大的可变性。例如对一个问题的认识，随着对情况了解的深入、知识的增加、视野的拓宽，起初和后来的就会大不一样，甚至大相径庭。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有贡献于社会的人，那就应该利用自身的可变性，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实践中的锻炼，加上自身的刻苦学习，主动地使那“胆怯的我，骄傲的我，脆弱的我，错误的我，虚假的我，自私的我，惊慌失惜的我，暴跳如雷的我……”受到抑制，被打人“冷宫”，以巩固“勇敢的我，谦虚的我，坚强的我，正确的我，诚实的我，公正的我，从容不迫的我，心平气和的我……”的在朝地位，不过，巩固这个地位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夫。
人在社会之中是分属于一定层次的，不同层次人身上的那两个“我”社会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大小是有明显区别的。一般来说，处于领导岗位的人，对社会或起积极作用或起消极作用，较之普通的人都是大的，尤其是处于高层领导岗位的人，因此，凡为领导者，尤其是高层领导者，都应该更加主动地抑制自己心理状态中那消极的一面，保护和发展那积极的一面。这样做了，他们就算是成了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赢得了我的自由的人。
在这里，我们应当记住诗人马丁内在自省中的一段话，那就是：
在我地上的殿堂中，有一大批群众；其中一部分谦卑，一部分骄傲；一部分为他自己的罪心碎，一部分夷然无悔；一部分爱邻如己，一部分自私逢利。
当我越注意破坏我善良性格的因素，当我一度能决定我是谁。
我便赢得我的自由。
人总有长处和短处，再伟大的人物也有不足。识人者，不仅要识人之长，而且在识人之短时要见短中之长；识人者不仅要自知己之短，而且要识己之长中之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成为识人的真知者。
识人中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古已有之。翻开中国历史的长卷，其中楚汉相争，人所共知。无论论个人的武功，还是军队实力，刘邦都远不及项羽；刘项之间历经百余战，起初刘邦屡战屡败，后来终于转弱为强，反败为胜，夺取天下。究其原因固然种种，但其中有一条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刘邦是一个“有效的管理者”。项羽虽有过人的武功，但不过是匹夫之勇。刘邦与群臣议论战胜项羽的原因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吾擒也。”就是说：在出谋划策方面，我的能力不如张良。在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筹措粮饷方向，我的能力不如萧何。在统帅百万大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方面，我的能力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杰出的人物，我能够恰当地使用他们，这是我能夺取天下的原因。
而项羽呢？手下只有一个范增是个人才，还不能发挥他的作用，这就是项羽失败的原因。
易牙、开方、竖刁三人都是桓公的宠臣。易牙长于调味，善阿谀奉承，他杀其子作汤献给桓公，而爱子是人之常情，易牙为讨好桓公竟忍心杀子作汤，他对子残忍如此，哪能爱桓公。故管仲说“杀子以适君1情，不可。”开方是卫国太子，他抛弃千乘之尊的地位，来到齐国卑事桓公，必有所图谋，故管仲说“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竖刁当太监，是他自愿阉割进宫的，而爱自己的身体是人的常情，竖刁对自己如此残忍，哪能忠于桓公，故管仲说“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说出三人都“非人情”不可用的理由，桓公也同意，管仲便将这三人驱逐，可是，没有这三人在身边奉承，桓公心情很不愉快。管仲死后，桓公认为管仲做得太过分了，于是，召回三人复用，让他们掌握大权。明年，桓公有病，三人趁机相与作乱，他们堵塞宫门，建筑高墙，禁止出人。有一妇人攀过墙到桓公住处，桓公饥要吃的，妇人说没有；桓公渴要水饮，妇人说没有，桓公问其故？妇人说：“易牙、竖刁等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故无所得。”桓公这时悔不听管仲的话已经迟了，他痛哭流涕，叹气说磋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见仲父乎哉！”桓公就这样无食无水饿死于寿宫，他因羞见仲父管仲，临死前以衣袖蒙其面目。因当时易牙、竖刁等扶立公子无诡作乱，屠杀诸大夫，太子昭已逃奔梁国，桓公死尸无人管，时间长达六十七日，他的尸体腐烂生虫，尸虫爬出户外。
齐桓公是春秋时英明有为的君主，但易牙、开方、竖刁等以“杀子”、“倍亲”、“白宫”奉事他，极尽其献媚之能事，服侍得桓公舒舒服服，使桓公感到一日没有他们在身边便闷闷不乐，虽曾同意管仲言将之驱逐，后终于召回，致自取其祸，身死尸生虫无人管，这是桓公的悲剧！但也可见媚术之能迷人，英明如桓公还受其蒙蔽。因此，对于媚者，人们要提高警惕，以免受其害！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记载：曹操将出征袁尚及三郡乌丸，其麾下诸将担心刘表会趁曹操远征使刘备偷袭许都，郭嘉却料刘表不会有所作为，他说：“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后果如其言。
曹操远征时，刘备说表使袭许都，表不听。及曹操远征得胜回来，表后悔并对备说不用君言，故失此大会矣。”备说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当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者也。”（《汉晋春秋》）其实，以后有机会，刘表也照样让它溜过去，表无所作为，正如郭嘉所说：一是“表，坐谈之客耳。
他是以守境为满足，没有远图之志。刘表据有的荆州之地，是用武之国，乘人之弊以展鸿图的机会有的是，而表始终计不及此。当曹操、袁绍相争，他不助绍也不佐曹，而是保守中立，以观天下变。但即使天下变，刘表也不变不动，只是“观变”而已、因曹操破袁绍，统一北方，知曹操将南下，荆州将危，这时他才后悔不听刘备偷袭许都之计。而也只是后悔而巳，他也无所图谋。
结果是坐以待毙。二是刘表对备有所忌，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表面上虽厚待备，始终不予重用。他留备只是为助其保境而巳。郭嘉从上两方面看透刘表其人，因而认为刘表不会使备袭许都，故说：“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
“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呀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这是我国元代时期马致远在《半夜雷轰荐福碑》杂剧中对识人出现误区的至理名句。他在这里把毁灭人才、颠倒是非的封建社会的不平现象和贤能之士的不幸遭遇都唱出来了。这说明了识人之误必然产生是非不分、贤佞不辨、人妖颠倒的恶果。
“曹瞒老去不解，误认孙郎作阿琮。”这就是说，曹操老了时真是糊涂，错把毫无作为的刘琮当作了孙权。其实在识人的问题上产生误区，又何止曹操一人。就在孔子这位鼎鼎有名的大圣人也在识人上产生过过失。孔子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在识人问题上的过失时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就告诫后人：根据言语识别取人，就会因为信任宰予这样的人而犯过失；根据容貌识别入，就会因为不能任用子羽这样的人而犯过失。根据古书记载，宰予是孔子的学生，此人善言词，能说会道，博得孔子的信任，后来事实证明，宰予并不像他自己对自己评价的那么好，说的和做的差距很大。而子羽作为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只是在容貌方面显得很丑，孔子不喜他，于是不得已而退学。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个品学兼优的人。“回看世上无伯乐，却道盐车胜月题。”在世上人间一时没有伯乐的时候，明明人才不得其用却反说用得很好。我们今天要想不重蹈前人的覆辙，必须走出识人的误区，勿以有色眼光看人，勿以名利地位识才，勿以言取人，勿以貌取人，勿以情识人，勿以己度，勿以线知人，细察其神人的真正的本来面目。
在识人的问题上，人们最厌恶的是用有色眼光来看人。所谓用有色眼光看人，就是带着感情色彩，戴有色眼镜，带着成见看人。正如当前社会流行的一种说法那样，用有色眼光看人的人，往往是他“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种带有色眼光看人，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由于社会的偏见，没有出名的“小人物”总是一开始被人看不起的。如法国年轻的数学家伽罗华17岁时写出关于高次方程代数解法的文章，送到法兰西科学院，没有受到重视。20岁时，他第三次将论文寄去，审稿人波松院士看过之后的结论是完全不可理解！”
又如苏格兰科学家贝尔想发明电话，他将自己的想法说给一位有名的电报技师，那位技师认为贝尔的想法是天大的笑话，还讥讽说：“正常人的胆囊是附在肝脏上的，而你的身体却在胆囊里，少见！少见！”只是由于贝尔有很高的自目，才使实验坚持下去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