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上的门户之见，也属于有色眼光看人的一种。1668——1669年，英国皇家学会为研究碰撞问题悬赏征文。荷兰人惠更斯文章质量最好，可是，因为他不是英国人，而被扣发文章。惠更斯的论文后来被法国赏识，在法出版，他本人当上了法国科学院院长，为法国在科学上赶超英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名皆从无名来，更有无名胜有名。这个人才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我们，不要总是盯着名人、专家，而要把眼光多对准潜人才。由于对潜人才的忽视而使之受到压抑、埋没的事例发人深省。据有关资料介绍，一位从事药物研究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发现中药苏之胡中有一种植物碱。这种植物碱可使动物神经产生某种特殊的痉挛现象。他的这一发现是1964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口头宣布的，1965年写成论文却无处发表。直到1976年才在一个地方刊物《新医学》登出一个摘要；可是，1970年英国《自然》杂志载文宣布意大利某学者作出类似发现。
人才处于逆境时，最需要支持。世俗的作法是“墙倒众人推”，有见识的，能够力排众议，珍惜人才，为人才撑腰。着名乌克兰诗人、画家、革命民主主义者舍甫琴科，小时候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农奴。穷困的生活使他得不到学习的机会，只能靠在装饰画作坊学徒，背着老板偷偷画两笔。有位识才的画家看他有点艺术才能，就设法同他的主人交朋友，介绍舍甫琴科同大画家布留洛夫相识。是布留洛夫用2500卢布为舍甫琴科赎身，才使之获得自由，成为在美术、小说、诗歌方面均有成就的着名人才。这就说明了，只要不带感情色彩，不戴有色眼镜，没有私心，没有成见识人，才能使贤者脱颖而出。
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中外历史上常常出现“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即相马时看马瘦就排斥在千里马之外，识人时只要看到处于贫穷时就往往被错认为不是人才。历史上的李存勖就是以门第取人的。
李存勖是五代时割据河东的李克用之子，其父死，他嗣位为晋王，与五代第一个王朝后梁连年混战，终将之消灭，统一北方，创建后唐。李存勖本是沙陀部人，他创建的王国之所以称后唐，因其父李克用曾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军有功，唐朝赐予国姓，李存勖也就以唐的继承者自居，故称后唐，并沿用唐制。在用人上；他“求唐旧臣，欲备百官”还“于四镇判官中，选前朝士族，欲以为相。”因他用人只讲门第，而不问其有无才能，结果所用多庸才。
苏循出身名门，唐昭宗时任礼部尚书，因政权操纵在朱温手里，他便向朱温献媚取宠，要昭宗禅位给朱温。他以为拥戴有功，将任宰相。后梁宰相敬翔鄙视其人，对朱温说：“苏循俱无士行，实唐家之鸥枭，当今之狐魅，专卖国以利，不可立维新之朝。”苏循便投奔李存勖，竞被任为河东节度副使。豆卢革，原是唐同州刺史，他只会写些歪诗，无他才能。李存勖帝后，有人因他是名家子向上推荐，却被任为行台右丞相，不久又拜平章事。他处事多错乱，拟政官阶，前后倒置。他任相后，不理政事，却专心修炼，求长生之术，尝服丹砂，呕血数日，几乎丧命。
卢程虽是进士，却无干才，李存勖任晋王时召他到帐上起草文书，他说：“叨忝成名，不闲笔砚。”李存勖本要他当掌书记，因他连文件也不能起草，便令冯道任此职，他认为自己门第高而位在冯道之下，愤慨不平地说主人不重人物，使田里儿居余上。”李存勖即帝位，因他要找士族任相，连文书也不能起草的卢程却被任为宰相。卢程虽治国无能，但会作威作福。他出巡时，高坐轿上，“所到州县，驱率丁夫，长史迎谒，拜伏舆下，少有忤意，因加笞辱。”
李存勖政权不固，兵变致死，虽由于他骄矜荒淫，重敛多征，但其用人不当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历史看，东郭先生因穿着破烂被人看错，就是以名利地位识才的误区。
世间上，势利眼的人多，人贫困时看不起，富贵时相争高攀。也因此，相遇其人于贫困，失之交臂；其富贵时与之相见，想高攀却攀不上。
“相士失之贫”，是说人才因为贫而被看错。世上势利眼的人是看不起贫困的土人的，也恰恰在这点上看错人。除了一些生长在富贵之家的人外，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在他们未被发现或未知名时，一般都是处于底层，处于贫困的，贫困不能说明人有否才能，有无作为，如因人贫困而看低人，也就往往看错人。
以名利地位来识人，有才也会被看成无才，无才却可能会被看成有才。魏惠王就是以地位看人识人，从而确认其是否有才的。
有的人物色人物时往往是眼睛向上而不向下，地位低的人是看不上眼的。战国时魏惠王正是这样看不起公孙鞅，因而有大才不用，将他输送到敌国——秦国。这事见《战国策魏国策》。
魏相公叔痤病重，魏惠王前往探看，说公叔病，即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孙痤答道：“痤有御庶子公孙鞅，愿王以国事听之也。如弗能听，勿使出境。”惠王默然，出而对左右说：“岂不悲哉！以公叔之贤，而谓寡人必以国事听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孙鞅便投奔秦国，秦孝公纳而用之，结果是秦国日强，魏国日弱。
魏惠王是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国君，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其相公孙痤病危，要求其推荐后继者以辅佐，痤荐举他的御庶子，即家臣，这是低级的官员。魏惠王认为公孙鞅是个小小的官吏，这样地位低下的人而公叔痤竞要他“以国事听之”，这不是“不亦悖乎！”意是说公孙痤是病得糊涂说乱语。公孙座也知惠王不用公孙痤，叫鞅来告诉他并要他快走，公孙鞅认为惠王不听痤的话任用他，也就不会听痤说的话“勿使出境”，因为在惠王的眼里，公孙鞅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不会把鞅放在心里，也就不会理他的。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公孙鞅一人秦，以霸道说秦孝公，孝公正想称霸于天下，以孙鞅所说正称己意，因而大为赏识，任鞅为左庶长，掌握军政大管，实行变法。同是一个公孙鞅，在魏惠王的眼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在秦孝公那里，却让他掌管朝政，成为个改天换地的“大人物”。他实行两次变法，使秦国起了根本的变化，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
魏惠王不知用人；大才如公孙膑不用，却用嫉贤妒’才的庞涓之流，致齐国能用被他迫害致残的孙膑的计谋，于马陵设埋兵大败魏军，全歼魏军十万。而秦有公孙鞅辅佐，国力日强，魏在西方屡败于秦，失去少梁（今陕西韩城）和安邑，河西屏障开始被秦突破。公元前；4；年，公孙鞅率秦兵伐魏，虏魏将公子印，从此，魏国国势日衰。公孙鞅因有功，秦封于商地，尊为商君，故也称为商鞅。
在封建统治阶层中，代表进步力量的政治家、思想家始终敢于同腐朽的门阀观念作斗争，要求不拘一格，广选人才。
封建社会，大地主、贵族豪门控制了国有政权，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他们在封建世袭制度的保护下，在用人问题上不可避免地采用一条重出身门第、任人唯亲的人事垄断政策。在这种黑暗的门阀制度面前，一些有头脑、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发出了“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抗争。
汉高祖刘邦出身农民，游荡无业，被人看不起，但是他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战争中，之所以打败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是与他身边聚拢着一个庞大而优秀的人才集团分不开的。刘邦常以自己的谋臣、猛士自豪。在他平定彭越叛乱之后，曾慷慨激昂地唱起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事实确实如此，刘邦身边的功臣猛士来自社会的四面八方，各个阶层，而且其中不少是出身低微人。如张良是破落贵族，周勃是吹鼓手，樊哙是屠夫，灌婴是布贩子，娄敬是车夫，陈平是游客，韩信是流浪儿，郦食其是穷书生，彭越、黥布是强盗，而且在这些人中有许多还是从敌人营垒中争取过来的人才。刘邦对这些三教九流的人物，不仅不拒之门外，还公开宣称自己不如他们。他这种代表进步阶级的用人原则和高超的驾驭人才的策略，使得各类人才汇聚门下，各显其能，取得战胜项羽的人才优势，从而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在识人用人问题上，我们要警惕某些人因种种原因而采取的离间术。
离间术是一种圈套，是离间者（主体）在被离间者(客体）之间拨弄是非，制造矛盾，以期破坏他人团结，以便从中获利的一种圈套。离间术拂去圈套的伪装之后，实际上是一种主体对客体的侵害行为。
离间术在生活中有多种表现，如创造条件，促使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的误会；或将误会加以渲染，扩大他人之间的分歧；或编造谎言，制造矛盾，破坏他人团结，等等。离间术的外在表现虽然多种多样，但它的内在本质却是唯一的，那就是：使人为己，陷人益己，抑人扬己，损人利己。离间术有以下特征：
一是目的性。任何离间术都有其明确的目的。只有在目的的驱使下，离间的所有行为才可以表现出实际意义。离间者的目的是自我的、本位的，是建立在实际自我利益基础之上的。有时它为的是获取个人的某些利益，有时则表现为满足个人的某种心理，有时也可能是为小集团的利益，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建立于私欲、颓废、反动之上的。离间者的目的不在离间过程本身，而在于达到离间之后的结果。
二是隐蔽性。离间者的目的决定了行为的隐蔽性。因为伴随着离间术的实施，离间者对被离间者的侵害行为已经开始，而这种侵害又是巧借被离间者之间的摩擦力量去进行的，况且，一旦离间成功，被离间者的利益受损则是绝对的，所以，离间者只有使被离间者在表面上知情，而不能在根本上知底，才能达到他离间的目的。因此，隐蔽性贯穿在离间活动的始终。
三是欺骗性。离间的隐蔽性决定了离间手段的欺骗性。因为离间是一种侵害行为，且要借助客体之间的摩擦力量实施，又要做到隐蔽得“天衣无缝”显然采取正当的、公开的手段是不行的。所以，离间者往往会制造假象，欺骗客体，使其产生错觉，作出错误的判断，形成错误的认识，以便使其在不知不觉中落人圈套。尽管离间术具有隐蔽、诡诈的特点，但还是可以破译的。识破离间术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联系分析。任何离间者要想达到离间他人的目的，必然要与被离间者发生这样那样，或明或暗的联系。因为没有联系就无法借助客体之间的摩擦力量，再高明的离间术也无法得以实施。因此，谁突如其来地与你发生联系，谁就有可能在实施离间术。其次是利益分析。一般说来，离间术通常是伴随着利益冲突而实施的，而离间者往往又是被离间者发生矛盾后的直接或间接受益者。因此，对人际冲突制造者的利益得失进行分析，有利于识破离间者的真面目。最后是反常分析，任何离间术，无论它怎样高明绝伦，只要它付诸实施，总要留下一些反常的痕迹。因此，对反常的蹊跷的行为进行认真分析，进而反向思维，弄清人际冲突的来龙去脉，对于破译离间术很有帮助。
总而言之，离间术的破译应建立在对其行为特征的综合分析之上，既不能盲目猜疑，又不可掉以轻心。
凡为领导者，在与他人发生冲突和矛盾时，一定要冷静分析矛盾的缘由，警惕离间术乘虚而人，要以大局为重，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尽快弄清思想，消除矛盾，达到新的团结。
人世间，绝大多数人是真诚和善良的，但也确有一些虚伪和刁滑的丑类。那种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在同志之间施用离间之术，借以挑拨离间彼此团结的龌龊之辈，就是这些丑类的一种。
历史上因一些人采取挑拨离间术，使一些君王误把贤识为不肖，而不肖之人则误识为贤才，最后导致国破家亡。
历史上的隋文帝次子杨广就是利用离间术，挑拨太子与其父皇母后的关系，最后杀父登上皇位的。
隋文帝是历史上一个较好的皇帝，他带头提倡节俭，努力推动生产发展，使隋朝富裕冠历代王朝，但因选错杨广继位，隋传二世而亡。他之所以选择杨广，是因他和其妻独孤皇后，偏恶太子杨勇，致被次子杨广蒙蔽之故。
有所恶，是人的常情，如恶其所应恶，无可非议，但应恶而恶得过分，将会对被其所恶者有错误的看法0杨坚夫妻对其长子杨勇就是如此。
《隋书房陵王勇传》记载：杨勇好学，擅长词赋，为人宽仁和厚，性情率直。隋文帝即帝位后，立杨勇为太子。军国政事，都令勇参决。勇处理政事，能体察民情，“时政不便，多所损益，上每纳之。”文帝重节俭，因见勇穿“文饰蜀铠”，心里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奢侈，便严厉批评。如仅限于此，问题不大。勇母独孤皇后性最妒，她不仅不准文帝与宫女相近，凡大臣纳妾也心恨之。她因勇多几个内宠，宠爱妾云氏而不喜元纪，及元纪暴病死，竞疑云氏所害，便责备勇。从此，厌恶勇，常派人暗中伺察，寻求勇的罪过，常向文帝进谗，因而太子勇与父皇母后的关系日益恶劣。
太子的本质是好的，有一些缺点，如穿“文饰蜀铠”，多几个内宠，这在古代王子算不了什么，如恐其趋向奢侈淫乐，教育之可以，由于偏恶而小题大作，这是引起不幸之源。文帝的次子杨广知道父母有厌恶太子意，便起夺嫡的野心。杨广此人很虚伪。他善于伪装，他知道其父皇反对奢侈，母后恶人好女色，便迎合双亲之意而行之；他不与姬妄亲近，只与肖纪住在一起，独孤皇后见了，正合己意，大赞其有德行。他将乐器的弦都折断，蒙上尘埃，显示弃置不用，文帝见了，以为他不好声妓，满口赞誉。及任扬州总管，每岁来朝一次，他的车马侍从都很俭素，接待朝臣也礼极卑屈，因此，在朝臣中，他的声誉在诸王之上。他又勾结大臣杨素等为他捧场，并指使他们挑拨太子与其父皇母后的关系，于是内外诽镑，太子勇的过失日闻，因他父皇母后偏恶勇，人言皆信。始是百官在冬至日前往向太子祝贺，太子张乐相迎，而人报知文帝，文帝责其越礼；杨素等又制造事故，诬太子怨望，要防有他变，文帝信而削弱太子卫队，加强自己的卫队，以防太子夺位。杨广又向母后诬太子勇有相害之谋，独孤后便决心废勇立广，极力向文帝怂恿，文帝终于宣布废太子而立杨广。勇被囚于东宫，由广管制。勇认为其罪不当废，求见文帝以申冤屈，杨广不许，勇便攀上树梢，大声呼叫，希文帝听到能召见。杨素却上奏诬“勇情志昏乱”，文帝也以为然，终不见勇。
文帝病，杨广人宫侍医药时奸污其爱姬，文帝知而埋怨“独孤误我”和后悔“枉废我儿’’时已经迟了，杨广知其父叫人召勇便将其弑杀，并矫诏杀杨勇，杨勇有十子也一个不留全杀了。杨广弑父登上皇位后，其真面目大暴露，因他骄奢淫逸、穷兵黩武、暴虐残忍，弄得众叛亲离，这个独夫终被他认为的“心腹”禁军将领缢死；由于杨坚夫妇偏恶太子勇，致被杨广矫饰所蒙蔽，结果招来祸害，文帝被弑，隋也速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