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义庐江毛义以行仁义名闻乡里，南阳张奉慕名前往拜访。刚坐定，赶上官府的文书到，任命毛义为安阳县令。毛义捧着文书走进来，喜形于色。张奉就有些看不起他。不久毛义的母亲去世了，官府接连征召而毛义坚持守丧不赴召。张奉感叹道贤良的人不可测量啊！他当初喜形于色，原来是为了双亲而屈从呀！”
(三）曹敞平陵人曹敞是吴章的学生，经常喜欢斥责他人的过失，世人都认为他轻薄。吴章后来被王莽杀死，没有人敢为他收尸下葬，他的弟子们都改名换姓改从其他老师。曹敞当时任司徒椽，只有他敢自称是吴章的弟子，收葬吴的尸首，人们才明白诚信耿直的人不被闲散无能之辈所谅解！平陵人在他还活着时为他在吴章墓旁立碑。
(四）山涛陈郡袁毅曾任鬲县县令，贪污又向公卿行贿，以获取虚名和赞誉，他也曾送给山涛丝绸一百斤，山涛不想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就接受而后存放在阁楼上。后来袁毅贪赃行贿的事情败露，被押上囚车送廷尉（东汉掌刑狱的部门）受审，凡是曾接受贿赂的都被检举揭发，此时山涛取出袁毅送的丝绸交给官府，丝绸上积多年的尘土，封印如当初一样。
我们把植物中长得特别奇异秀丽的称为“英”，而把动物中长得特异突出的称为“雄”。所以我们也以此来命名文武才能出类拔萃的人。在各种人才当中，才智出众、聪明敏捷的一类叫做“英才”，而胆力过人的一类叫做“雄才”，这是在称呼上大体的不同。如果要考察“英才”与“雄才”这两种素质在人的才能中所占的比重，那么就应该让这两者相互配合。如果“英才”与“雄才”各有两份，那么就各取对方的一份加以配合，这样协调配合之后才能各自发挥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
聪明的人，具有“英才”这种资质，却没有“雄才”所具有的胆力，他的学说与见解就得不到推行。有胆力的人，具备“雄才”这种资质，却不具备“英才”的智慧，那么他的事业也无法取得成功。因此，英才出众的人，用他的智慧来出谋划策，用他的聪明来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这时只需再借助于雄才的胆略力量，就可以使他的主张、计谋得以推行实现。具有杰出雄才的人，用他的胆略力量来压服众人，用他的勇敢来排除一切困难，这时只需再借助于英才的智谋，他就可以建功立业了。这就是英才与雄才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互相弥补对方的不足。如果一个人的智慧足以出谋划策，但却没有预知事情发展状况的聪明才智，那么他只会不切实际地空谈，而不能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既能在事情开始时就有所打算，又能在事情进展过程中见机行事，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将其付诸行动，这样他只能按照常规办事，却无法应付变幻莫测的形势。如果一个人力气过人，却没有做大事的勇气，那么他只能成为一个大力士，却做不了战场上的先锋。如果一个人力气过大，又有将思想付诸行动的勇气，却没有足够的智慧去进行判断，那么，他可以成为先锋，却不能当将帅。因此，一个人必须既要有足够的智慧在事情开初时就进行谋划、又要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在事情进展过程中随机应变，还要有出众的胆力进行决断定夺，然后才能成为出众的英才，张良正是如此。一个人既要气力过人，又要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去行事，还要有足够的智谋去进行决断评判，然后才能成为杰出的雄才，韩信正是如此。英才和雄才这两种资质在一个人身上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我们根据这两种资质在人身上所占比重的多少来命名这个人。所以，我们就把有的人称为“英才”，而把有的人称为“雄才”，各自有着不同的称呼。但是无论是英才还是雄才，都属于偏才，只能担任大臣的职务。所以英才可以担任丞相，而雄才可以担当将领。如果一个人身上兼具英才和雄才两种才能，就有可能成为领袖人物，刘邦、项羽正是这样的人。
然而，在一个人身上，“英才”的比重应该大于“雄才”的比重，英才的成分绝对不能少。如果一个人身上英才的成分少，那么有智谋的人就会离他而去。所以尽管项羽力大无穷。也具有随机应变的机智，却不能听取不同的意见。身边虽然有范增这样的谋士却不会使用，致使陈平等人都离他而去。在汉高祖刘邦的身上，“英才”的资质多一些，所以群雄纷纷服从于他，英才也都归顺于他。这两种人才，刘邦都能得心应手地使用，所以他才能先后吞灭秦，打败楚国，安定天下。一个人身上“英才”与“雄才”比重的多与少，是决定他胜负的先天因素。如果只有“雄才”而不具有“英才”，那么具有“雄才”的人就不会服从于他；只有“雄才”而不具有“英才”，那么有智谋的人不会归顺于他。所以只具有“雄才”的人只能得到同样有雄才的人的辅佐，却得不到具有出众英才的人。只具有“英才”的人，能收服同样具有“英才”的人，却得不到具有超群“雄才”的人。因此，在一个人身上只有兼具“英才”和“雄才”两种成分，才能同时驾驭“英才”和“雄才”两种人才。只有能够支配“英才”和“雄才”两种人才的人，才能成就丰功伟业。
何谓英雄，刘邵作了最精彩的阐释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聪明谋抗，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若一人能兼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英雄是能开创新基业的超群人物，智胆兼备，文武一身。一般材质的人不能成为英雄。
虽然聪明秀出称为英，胆力过人称为雄，然而两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彼此相辅相成，我们绝妒不可把他们截然分开。
此话怎么说呢？由于聪明是属于英的成分，如果没有雄的胆力的支援，那么其主张就不能实现了；而胆力是属于雄的成分，如果没有英的聪明的支援，那么就无法成其事。
因此，英必须依靠自己的聪明开始计议，掌握先机，预先纳祥避祸，并要依靠雄之胆力来实现其主张。雄必须以其胆力使众人佩服，以其勇气排除种种困难，并有待英之聪明帮助他。总之，英与雄相须成体，相辅相成，必须密切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其长处。如果有雄无英或有英无维都不能成大事，但英才和雄才可以各有偏重。
关于英才与雄才各有三个层次，分别加以说明如下：
英才的第一个层次是：开始会根据其聪明计议，可是不能预先知祸避害，只能坐而论道，不能够处理事情。
英才的第二个层次是：不但开始能够根据聪明计议，而且能够先通晓福祸，可是欠缺勇气去实行，这时能够处理寻常事务，却不能根据情况变化加以更变。
英才的第三个层次是：一则开始能够根据聪明计议，二则能够知未来事纳利避害，三则胆力能够决断事情，这才是真正的英才，譬如张良就是这种人。
雄才的第一个层次是：虽然胆量过人，可是欠缺实行的勇气，这时只能当个有力气的人，得个大力士的美称，不能够当先锋。
雄才的第二个层次是：不但胆力过人，而且有实行的勇气，可是遇到事情欠缺谋略，这时只能当先锋，而不能当个将帅。
雄才的第三个层次是：一则胆力过人，二则有实行的勇气，三则聪明能够处理大事，这才是真正的雄才，譬如韩信就是这种人。
英才含有智的成分，以文才为名，雄才含有胆的成分，以武略为名。前者可以担任宰相的职务，后者可以担任将帅的职务，两者虽然名目不同，但都是偏才，都是人臣的材质。只有兼具英才与雄才的人，才能开创出新事业，永世长存。就像刘邦与项羽。
“英”的素质非常之重要。因为智慧聪明是为人处事的关键，所谓“知人诚智，则众才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钧材而好学，明者为师。比力而争，智者为雄。圣之为称，明智之极明也。”刘邦、项羽各有成败，道理就在这里。
以秦末楚汉相争，刘邦与项羽为实例说明，英雄人物固然应都具备英才和雄才，然而两者相较之下，英才比雄才更重要。
为什么英雄必须兼具英才与雄才呢？因为如果仅具有英才而不具有雄才，则雄才不会心服，仅具雄才而不具英才，则英才不会心服。因此，雄才可以招纳雄才，却很难获得英才；英才可以招纳英才，却很难获得雄才。所以，一个人必须兼具英才与雄才，才能够招纳驾御英才与雄才，也只有能够驾御英才与雄才的英雄，才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为什么英才比雄才更重要呢？以项羽为例，他虽然具备了英才与雄才，可是英才成分相对比较少，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不能广泛采纳意见，非但不能重用谋士范增，而且陈平等英才亦纷纷转而投奔刘邦，因此他虽然能在三年之内威服秦国诸侯，然而终究不能持久，仅仅维持五年，终于亡国，在乌江自杀而死。
至于刘邦，他兼具英才与雄才，而英才成分相对比较多，因此不但韩信等雄才臣服，而且张良、萧何、陈平等英才全都归顺于他，所以才能吞秦破楚，统一天下。
刘邦曾自论成功的原因，他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食鬼食襄，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这是对自己成功最客观的评价。可见英才和雄才都只是偏至之才，如果身兼英才和雄才便能成为领袖，“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
英才与雄才，或“英”与“雄”两种素质的关系，换一个角度来说，或也可理解为德才观。作为“偏才”之一种，或有德无才、或有才无德、德才兼备的“兼才”是少数。因此德才就成为自古以来识别人才的标准。下面具体论述古人对德才的看法。
在古代论着中，贤者是什么样子的，或贤能之士应具有什么素质，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论述的观点和角度各异，评论的对象不一，表达也形形色色，但就其基本内容来讲，大体上可概括为德和才两方面。
我国古老的典籍《尚书商书》中曾记载伊尹的一段话任官唯贤才，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意思是说，人君选人任官，只能是贤而有德的，才而有能的。至于辅佐在君主左右的大臣，又必须在贤才之中择其优者。贤臣的职责是奉上布德，顺下济民。选择这样的人很不容易，必须慎于听察，以便使君臣相济，始终如一。周初，姜尚提出选拔人才必须符合“六守标准”，即“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挑选将才，姜尚又提出“五才”标准。所谓五才，即“勇、智、仁、信、忠”。何谓“仁、义、忠、信、勇、谋”呢？姜尚解释说：“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后来，在《周礼大司徒》中记载说，周代举贤取士，是按大司徒（中央主持政务的长官）制定的“德”、“行”、“艺”三个方面，经由乡里考查选拔而出的。书中写道：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德六行均属上乘的而又通晓六艺，那就是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这套识贤的德才标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两千多年间，特别受到封建统治君主的推崇，奉为“先王法典”。后世的论述，个体内容虽有增有减，有繁有简，便未脱离这一基本框架。如《墨子尚贤》篇中讲道，贤能之士必须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人。《说文》则说，贤，多才也。南朝《玉篇》讲：“贤，有善行也。”司马光则把贤与能结合起来，释为：德行高于人谓之贤，智勇出于众谓之能。所以，贤者也被尊为贤能之士。其中，以唐太宗与魏征的见解最为明确扼要。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与大臣商讨用人问题时指出，德行与学识是用人的基本标准。“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六年，魏征在与唐太宗关于如何用人的对话中，也强调“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魏征的所谓行，也就是德，实际上明确确定了德才兼备的标准。在唐太宗、魏征论述的基础上，有些人也提出了另外一些标准。如明代刘斌认为，担任重要职务的人不仅要德才兼备，还必须有器量所谓“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贤才，非包藏隐忍、持禄保位而己”。王夫之则又加上“意志”一项。认为成就大小看才能，才能发挥得如何看器量。器量大小看意志是否坚定。“夫人所就之业，视其器之所堪；器之所堪，视其量之所函；量之所函，视其志之所持。”其实器量、意志都可以容纳在包括个人操守在内的德的广义的涵义之中。
德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但无专门的系统的论述，如将古人的各种说法分类归纳，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忠君爱国。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的德的标准。如孙武在《孙子。计篇》中提出的“五事”之首的“道”，实际就是德。其内容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
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意思是要让民众与君主的意愿一致，可以叫他们为君主而死，为君主而生，而不存二心。他在《孙子地形篇》中还提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其意是进不居功图名，退不推矮责任，只知道维护人民的利益和忠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宝贵的财富。《吴子》兵法中也要求将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即为了国家的利益，义无反顾，宁光荣地死，不苟辱地生。孔子曾赞扬郑国子产，说他有君子的四种道德，“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在孔子看来，子产所具有的四种道德正是“举直”的标准。这种正直的人，行为庄重、事奉君主恭敬、给百姓小思小惠、役使百姓合乎义理，所以最善于处理上下关系，是君主的忠臣，又能够笼络百姓。选拔这样的人参预国政，从事管理，就能够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第二，一心一意为民众谋福利，不谋私利，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如孟子所说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加充分地表达了这种见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提出，领导人物应当如舜、禹这些古圣王那样“能事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即对人民关心人微；要能“饭糗菇草”、“手足胼服”地为人民艰苦操劳。
第三，忠于职守，公而忘私。春秋时，鲁国敬姜夫人曾用前代诸侯、卿大夫每天辛勤从政的业绩来教育儿子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当好大夫：“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鹙淫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胂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以后韩愈在《争臣论》
中曾用禹、孔子、墨子公而忘私的事迹来说明忠于职守，是从事工作的必备德行。他说：“禹过家门不人，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这是因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