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而忘私，忠于职守中最难以做到的是敢于为国家的利益，为民众的利益向最高领导者直言进谏。这是贤才应有的品质。荀子在区分国贼和社稷之臣时，提出了这一标准。荀子说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已贼也。”能够规谏、争谏、辅佐、矫正的人，是社稷之臣，是国君之宝。
以上三方面，可说是“德”的最基本的内容。如果没有这些素质，很难想象是有德之士。此外，还有不少个人修身、养性、礼仪、操守方面的内容，也属于德的范畴。如姜尚曾提出，领导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清谦自持；冷静沉着；平心静气；严谨庄重；接纳忠言；倾听别人的抱怨；具备容忍的雅量；广听意见；注重风俗民情；了解社会形势和客观状态；具备应变的能力；掌握绝对的领导权。“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姜尚还提出：“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这就是说，“道、德、仁、义、礼”这五种德行缺一则不可。姜尚又进一步指出：“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这就是说，一个领导者不能拒纳忠言、计谋不行、好坏不分、良莠不辨，更不能独断专行、您意骄横、误信谗言、贪财恋物、忙于家务。如果那样，势必人心叛离，影响事业的发展。
在个人修养、品德操守方面，古人突出重视以下几一是防欲，守度，节俭，不搞特殊。姜尚告诫统治者，生活上要自奉节俭，不搞特殊。“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锈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布衣掩形，粝梁之饭，黎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织之时。”
晏子认为，统治者如果贪图享乐，奢侈过度，非但与国无益，还会造成国家财政的危机，招致人民的仇恨。晏子说：“法其节俭则可，法其服，居其室。无益也……诚于爱民，果于行善，天下怀其德，而归其义。若其衣服节俭而从悦也……今君欲法圣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节俭也……今君穷台榭之高，极污池之深而不止……则亦与民而仇矣。若臣之虑，恐国之危，而公不平也。”晏子又进一步指出，“穷民财力以供嗜欲，谓之铋；祟玩好威严拟乎君，谓之逆；刑杀不辜谓之贼。此三者守国之大殃。”晏子又以历史事实规劝景公，如果奢侈过度，国家就危险了。他说：“文王不敢盘于游田，故国昌而民安；楚灵王不废乾溪之役，起章华之台，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将危社稷。”因此，晏子主张节俭，“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这些虽然是对君王的要求，同样也适用于辅佐之臣。因此晏子不仅要求别人节俭，自己也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一次，景公要给晏子换好房子住，晏子婉然谢绝。不久，晏子出使晋国，景公趁机把他的住宅重新翻修、扩建，等他回国时，新宅已落成。晏子看见后，向景公表示感激，随后，亲自将新屋拆毁，恢复已拆毁的邻屋，让原来房屋的主人仍迁回旧宅居住。
唐代白居易提出管理者要防欲、守度。“居处不守其度，则峻宇祟台攻之；饮食不守其度，则殊滋异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则奇文诡制攻之；视听不守其度，则奸声艳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则僭赏淫刑攻之；玩好不守其度，则妨行之货、荡心之器攻之；献纳不守其度，则谗诌之言、聚敛之计攻之；道术不守其度，则不死之方、无生之法攻之。”故统治者“寝食起居，必思其度”。
二是必须表里如一，以身作则。姜尚认为领导者必须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正己而教人者顺”。先秦儒家非常重视领导者的表率作用。如孔子要求领导者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行为做出榜样。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领导者本身做到“正其身”，就可以管理别人，要求别人端正行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以孔子强调要从自我“修身”做起，“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诸葛亮认为任何一种治国思想只有在统治者为人表率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即“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而乃行其令”。诸葛亮自己就是正身的楷模，甚至作到了“刑加乎自犯之罪”。《三国志》的作者在评价诸葛亮的治国功绩时说，“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这是十分合适的。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对左右大臣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
苏绰也指出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
故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梯，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训其民。是以其人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行矣。”
这些，显然是对包括封建帝王以及各级官吏在治理国家中提出的要求。
如果自身不正，而要求人正，必须招致民怨，毁坏治理国家的基础。东汉政论家、文学家荀悦指出：“若乃肆情于身而鬼欲二众，行诈于官而矜实于民。求己之所有余，夺下之所不足，舍己之所易，责人之所难，怨之本也，谓理之源斯绝矣。”唐白居易也指出：“荀不行之于己，虽家至日见，而人不信矣。”
三是爱护体恤下属并与其打成一片。古代兵书中十分强调这一点。《孙子地形篇》中认为，将帅应该视卒如婴儿如爱子，同生死，共患难。“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以与之俱死。”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正因此，吴起的士兵能在战场上“战不旋踵，遂死于敌”。
才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古人特别强调“智”，并赋予“智”以丰富的内涵。《孙子》一书多次论述到“智”，把“智”作为将帅的首条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还提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将通于变九之利者，知用兵矣”。《吴子》认为，将是“总文武者”，即能文能武，文武双全。《孙膑兵法八阵》要求将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三国演义》更对为将者的本领和才能作了泼墨浓笔的描绘。诸葛亮在出祁山劫寨破魏都督曹真后，给曹真的信中讲：“窃谓夫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眩耀如三光。预知天文之旱涝，先识理之平康；察阵势之期会，揣敌人之短长。”诸葛亮草船借箭后对鲁肃讲：“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
对高层决策领导者的才，则有更进一步的要求。
如在诸葛亮眼里，将才、帅才的能力，主要不是表现在军事知识和经验上，而是“揽英雄之心，严赏罚之科，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说礼乐而敦诗书，先仁义而后智勇”。他对大将的要求是“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对高级谋士的要求是“词若悬流，奇谋不测。博闻广见，多艺多才”。从这些标准可以看出，诸葛亮认为决策层领导应该是全才：他能统筹全局，运筹帐幄；有广博的知识和宽阔的胸怀；尊重人才，从谏如流；善于分析判断，决策果断。
清世宗也认为高级领导人必须是全才。他在论述巡抚的职责时说：“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谓胜1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若无包罗通省之襟怀，统驭群僚之器量，即为不称厥职。凡事当务大者远者，若只思就区区目前支吾，以尽职任而已，未有不顾此失彼，跋前踬后者。”这就是说，像督抚这样高一级的官吏，必须胸怀全局，目光远大，办事瞻前顾后，能够驾驭属员，方能胜任这一要职。按照这一标准，清世宗认为湘巡王国栋，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虽然能做到清、慎、勤三字，但不能扩充见识，无益于地方，不能胜任巡抚之职。于是，清世宗将之内调，另作安排。
至于如何评价德与才，古人有很多论述。其中值得介绍的有明朝官员刘斌和清朝思想家唐甄的观点。刘斌在确定品德、器量、才干三方面衡量标准后，明确提出要划清界限，不能把庸庸碌碌看作是品德高尚，把耍小聪明看作是才干敏捷臣愿陛下慎选贤才，以克厥位。选之有三，一曰德，二曰量，日才。所谓德者，刚健无私，忠贞自守，非碌碌庸庸、无毁无誉而已。所谓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贤才，非包藏隐忍、持禄保位而已。所谓才者，奋发有为，应变无穷，非小慧辩捷，圆熟案牍而已。备此三者，然后可胜股肱之任。”
唐甄则进一步指明评价德与才的最终标准应视其能否养民。他说：“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上非是不以行赏，下非是不以效治。后世则不然。举良吏而拔之高位，既显荣而去矣。观其境内，冻饿僵死犹昔也，豕食丐衣犹昔也，田野荒莽犹昔也，庐舍倾记犹昔也。彼显荣之举奚为乎？为其廉乎？廉而不能养民，其去贪吏几何？为其才乎？才而不能养民，其去酷吏几何？爱赤子者，必为之择乳母。勤谨不懈，得主母之欢心，可谓良乳母矣；然而无乳以饿其子，是可谓之良乳母乎？廉才之吏，不能救民之饥饿，犹乳母而无乳者也，是可谓之良吏乎？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若廉止于洁身，才止于决事，显名厚实归于己，幽忧隐痛优于民；在尧舜之世，议功论罪，当亦四凶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赏哉！”这一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只有能养育人民的才能算是称职的好官吏。廉洁却不能养民，和贪官有多大区别？有才而不能养民，和酷吏又有什么两样？廉洁的官吏，必须使百姓节俭而富裕；有才干的官吏，必须使百姓勤劳而获利。选拔廉洁、有才的官吏，必须看在他治理下的百姓是否富裕安康。如果廉洁仅仅是洁身自好，才干仅仅是办事干练，美名厚利归于自己，忧愁痛苦落在百姓身上，这种人在尧舜时一定会被划入“四凶”。这是独具匠心的见解。
关于德与才两者之关系，古人的论述多要求德才兼备，但也有以何者为主的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帅。北宋一位着名学者认为，德和才比，德应占第一位。他说：“才乎才，有德以为功，无德以为乱。”他还说：“无德而才，犹资盗以兵。”司马光曾发表过值得深思的见解。他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还说：“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复者多矣。”司马光的这段话明确指出了德才兼备又应以德为帅的思想。
康熙虽然不拘一格遴选人才，但对于人才的标准却要求得非常严格。他用人始终一贯的标准是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才德兼优为佳”。“才德兼优”的标准，在实践中很不容易做到。在康熙看来，“从来才德难以兼全”，只能“以立品为主，学问次之”，甚至还说：“论才则必以德为本，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对于那种只能作无实之文、说现成话的庸吏，康熙最看不起。
另一种观点是唯才是举。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曹操。
曹操为了实现统一天下的愿望，曾多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他针对东汉选官的积弊，一反“德行”、“名节”、“门第”等用人标准，在明令中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方针，强调只要有真才实学，各级官员就要不拘微贱、不拘品行、勿废偏短地一律推荐上来，然后用之所长，量才放宫。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发布的《求贤令》中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业！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于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发布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进一步申明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驾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6；岁的曹操求贤之心愈切，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明确地强调：“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他要求有司对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清世宗在选拔官吏时，要求德才兼优，但是，对有才而不肖，或贤而无才，则宁取前者而舍后者。他对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的革职处理就是突出的一例。虽然该知县“操守廉洁”，但“懦弱不振，难膺民社之寄”。世宗认为：他“居官罢软，殊属溺职，相应参革”。
在学者中，持这种观点的有苏洵。他批评当时朝廷所谓“重贤贱能”的选人办法，所选的只是“照照然而为仁，孑孑然而为义，不食片言以为信，不见小利以为廉”的谨小慎微的老好人。这些人虽有生活上的节操，却没有治国平天下的实才。按这样的选人标准，只是选了一般平庸无才华的人，而把“奇才绝智”者遗漏了。他认为真正的“贤”，应指治国平天下的实学真才，即“在朝廷而百官肃，在边鄙而四夷惧，坐之于繁剧纷扰之中而不乱，投之于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而不是指一味循规蹈距，专讲仁、义、礼、智、信的所谓道德之才。根据这种选才标准，“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夷狄异类，虽奴隶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以为作；而绳趋尺步、华言华服者，往往反摈弃不用”。
在比较、评述这两种观点时，需要指出以下三点：第一，决不能把庸庸碌碌无毁无誉看作是高尚的品德。这在前面已作了介绍。
第二，曹操等人主张唯才是举，决不能认为他们不重视“德”。他们只不过是不重视个人某些操守或失检之类的“小德”，决不是忽视忠于其本人、忠于统治阶级统一天下事业的“大德”。
第三，唯才是举的原则，一般多在“争天下”的时期使用；“坐天下”时期，则往往有所改变。对这一点，魏征说得很透彻：“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相学历来重视骨相，特别是头部的异骨，书云：“头无异骨，难成贵相。”本书前面也说到：“一身骨相，具乎面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