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剧作家）：
这十多年来我多次出访，经常被国外的一些知识分子质问："你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以及在以往所有那些受迫害的日子里，怎么那么逆来顺受？那么一再检查？那么甘愿改造？那么沉默无言？你们为什么不思索？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控诉？为什么不怒吼？你们的知识分子究竟在干什么？"每被这样追问，我都万分愧怍，无地自容。如今有了这个戴着镣铐问天的顾准，有了这本在炼狱中诞生的《顾准文集》，总算稍觉心安，总算可以昭示世人：在冰河下火种未绝，在屠刀前仍有不屈的头颅！
吴敬琏（经济学家）：
顾准是一个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奇人。和他有过接触或读过他文章的人，对于他作为学者的渊博学识和犀利言辞都会有极为深刻的印象。
然而这些都还只是顾准的外部特征。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其内在特征，我想是在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言人所未言。例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同希腊罗马一样，发展起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来对待；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等，都是长期聚讼纷纭，人们莫知所从的。顾准都一一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心服口服。
顾准曾经自陈，他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尤其倾心这种文明的先驱--希腊城邦文明。然而，他却为希腊世界因个人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而造成的种种败德行为而黯然神伤。他说，我写《希腊城邦制度》"本来是有感于希腊在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之中，个人的创造性发挥到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所以要写，想歌颂它。可是写着写着，对于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间的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的宿敌波斯……对这种不顾大体的行为实在受不了，不知道应不应该歌颂，有点迷惘了"，并使写作一度"卡壳"。可见顾准对个人主义绝不是全面肯定，而是有批判、有选择的。改善物质生活的要求显然无可指责，但是，争取更多的物质消费并不是人性的全部。特别是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有更高的追求。
傅国涌（作家）：
在"绞肉机"上搅拌过之后，经过痛苦的反思，顾准终于从理想主义回到了经验主义，重新找回了一种方向感。他未能及身看到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没有目睹"文革"的终结，没有见证改革开放艰辛与曲折的每一步，但他的思想已预见了世事的变化，洞察了社会进步的规律。他在幽暗的隧道里单兵掘进，却意外地达到了几乎可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相对接的高度，他举起的火把照亮的绝不是他一个人。他在鲁迅之后再次提出的"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回荡不已，令人深思。他写下的那些从来没打算发表的读书笔记，已成为本民族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顾准对中国的命运、前途的思索是深刻而全面的。他所倡言的重视商品价值规律，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完全实现，但他研究过的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人民当家做主反映在政体上的恰当形式、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蕴含的问题等，对于深化改革，对于中国的民主法治前景，无疑还是没有用尽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袁伟时（中山大学原教授，历史学家）：
直至1991年末、1992年初，中国也应实行市场经济的主张才被官方认可。中国人不应忘记，由于没有听取三十四年以前，提倡市场经济思想的先驱顾准的意见，中国付出了国民经济一再濒临崩溃的险境和"非正常死亡"两千万至四千万的惨痛代价。
顾准作为殉道者早已寂寞地离开人间。尽管一些权势者仍视之为异端，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阶层却深知：他的文章是他用自己的血泪写下的国人苦难根源追寻录。咀嚼他的思想遗产，就是继承历史的智慧，铭记刻骨锥心的教训。
李慎之（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
顾准作为一位非凡的思想家，是因为他是绞肉机里滚过来的人，因此眼界更宽、体会更深。从主观上说他比所有的人都更用功、更执着地追求中国的出路，从各个角度比较中西文化，学习民主的道理。他探求真理的所得不但不过时，而且非常切合今天的需要，我们自以为了解他，其实了解得很肤浅。他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巨人。
王元化（上海市委宣传部前部长，著名学者）：
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不是一本为发表所写的著作，而是作者（顾准）应他兄弟的要求断断续续写下来的笔记。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他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
它们促使你思考，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我正在编集自己的书稿，由于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一些章节删去或改写。这本书就具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
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和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燃烧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义无反顾，至死方休。所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时，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时，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他便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在那个时代，谁也没有像他一样对马克思的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一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凡是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里最美的篇章。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顾准是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市场经济的人，这一点已毋庸置疑。容易忽视的是，他也是第一个提出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上层建筑（政法体系）来配套的人。三十年前，他不可能以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讨论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但是他在研究葡萄牙、西班牙现代化起步早于英美，却被英美远远抛后的历史教训时，已经内含了"要好市场经济，不要坏市场经济"这一超前的主张。
换言之，对顾准而言，市场经济首先是有和无的问题，其次才是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的问题。如果不割裂顾准有关市场经济这两个密不可分的思想，那么我们在假设他今天的回答时，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他首先会坚持市场经济的前提，然后是力争"好市场经济"的前途，前途只有在坚持前提时，才不会在批判中迷失方向。
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足可称"坏市场经济"，或可称"权贵资本主义"，但这个"坏""权贵"首先来自权力体制，而不是来自市场经济的"原罪"。市场经济没有原罪，如果有，也是来自"左"的头脑，而不是来自外部现实。
把今天发生的社会弊端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原罪，是"左"的思潮的回归，旨在倒退，把中国拉回没有市场经济的昨天。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批判"坏"和"权贵"的来源，改革"上层建筑"，坏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厘清，变为好市场经济；不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坏"和"权贵"，而有意无意地移向市场经济，那么代替坏市场经济的，只能是更坏的计划经济。
柴静（媒体人）：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80年代开始沉痛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他评价道："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