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象棋的故事 (4)
“就在纳粹分子扩充军队，妄图征服全世界的老早以前，他们就已着手在所有邻国建立一支同样受过训练的危险队伍，一支由在那些国家受歧视、为人瞧不起，受到伤害的人组成的军团。每个机关、每家企业都设有他们的基层组织，窃听者和坐探比比皆是，就连多尔富特和许士尼格的私宅也逃不脱。甚至在我们这家普普通通的律师事务所也有他们的人，只可惜我们知道得太晚。这人当然不过是个可怜巴巴、能力平庸的文书，是位神父介绍来的。雇用他不过是为了摆摆样子，让外人觉得我们事务所在正常营业。实际上我们让他干的事只是些一般的跑腿差事，接接电话，整理一下文件，自然只是些无关紧要不会出问题的东西。邮件从不允许他拆，所有重要文件都由我亲自在打字机上打出，不留副件。每份重要文件我都亲自带回家，秘密谈判都在修道院院长处或在我叔叔的门诊室进行。由于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这个坐探半点情况也摸不着。
想必是某件不幸的偶然发生的事情，叫这个自负的想往上爬的家伙发觉我们不信任他，背着他做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事。兴许是当我不在时，一个信差不留心没按约定说：‘贝伦男爵’，而露出了‘陛下’这两个字，要不就是这个无赖非法拆了我们的信件——总之，在我们对他产生怀疑前，他从慕尼黑或柏林接到了监视我们的命令。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早已被捕入狱，我才想起。那人头几个月干活懒得出奇，可后来却一下子变了个人，事事争先，而且三番五次令人生厌地主动请求为我去邮局发信。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中了圈套。在那个时代，这事不足为奇。那些大政治家和杰出的军人，不也遭到了希特勒暗算吗？其实，我早就是盖世太保重点注意和严密监视的对象。在许士尼格宣布辞职的当天晚上，就是希特勒进攻维也纳的前一天，我就被党卫军逮捕，这便是明证。幸而没等我听完许士尼格辞职演说，就将最重要的文件烧毁了。其他剩下的文件，连同修道院各两位皇太子存在国外不可缺少的财产凭据，我都在那帮恶棍闯入我家前的最后几分种，藏在一个脏衣筐中，通过我那位忠心耿耿的女管家送到我叔叔处了。”
Ｂ博士停了一会儿，点起一只雪茄，火光一亮，我见他嘴角神经质地抽动一下，这种痉挛我早就注意到，而且发现隔上几分种就发作一次，虽然并不明显，转瞬即可消失，但却使他的脸总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您大概会以为，我现在会给您讲关押着所有忠于我们古老奥地利的人的集中营，讲我在那里受到的屈辱、刑讯和折磨吧？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属于另一类囚犯，我没同那些不幸者关在一起，暴徒们通过对他们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凌辱，以发泄长期郁积在心头上的不满。我被纳入为数不多的另一类，纳粹分子希望从他们身上榨出钱财或重要情报。按说盖世太保对我这一介草民不该产生什么兴趣。想必他们听说，我曾是他们恨之入骨的敌人的代理人、财产管理人和亲信。他们想从我这里榨取的是罪证，控告教会转移财产、起诉皇室和一切在奥地利为维护皇室而献身的人的罪证。
他们估计——而且并非凭空想象——那些通过我们转移的财产大部分还在，并藏在一个他们很难找到的地方。因此，他们第一天就把我抓去，想用他们行之有效的方法从我嘴里掏出这个秘密。由于他们想从我们这几个人身上榨取重要的材料和金钱，所以没把我们关进集中营，而把我们留下来进行特殊处理。您也许还记得，我们的首相和特洛希尔德男爵，就是因为纳粹分子想从他们亲属那里榨取数百万美元，才没被关进铁丝网密布的集中营，而是受到‘优待’，被关在同时为盖世太保总部的‘大都会饭店’中，每人一个单间，隔离居住。而我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小人物，也受到了这种特殊待遇。
“在旅馆住单间——听起来极为人道，是吧？但是，请您相信我，那帮人没把我们这些‘要人’关进二十人群居的冰冷的木板房，而把我们安置在还有点热气的单间中，绝非是施什么人道，而是在玩弄一种狡猾的手段。因为他们懂得，要想让我们供出所需要的材料，采取一种狡猾的手法比拷打和肉体折磨更为有效，那就是极其阴险恶毒地将人孤立起来。他们没动我们一根指头——只把我们置于一片完全的虚无之中。众所周知，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像虚无一样能对人产生如此的压力。他们把我们每个人封闭在绝对的真空中，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房间里，既无残酷的拷打，又无难耐的严寒，而是制造一种内部压力，逼我们最终就范。乍看，分给我的那间房子没有一点儿不舒服的地方，有门，有床，有沙发，还有洗脸盆和格子窗。可门却落着锁，桌上不许放书，不许有报纸，连一页纸和一支铅笔都不准搁。窗对面是一堵隔火墙，我们四周，就连我身上完全是一片空白。我的私人物件被强行搜走。
为了不让我知道时间，他们搜走了我的表；为了使我没法写字，他们搜去了我的笔；刀子也被搜了去，怕我割断动脉自杀，甚至连支烟都不许我抽。除了那个按规定不许同我讲话和回答我任何问题的看守外，我见不到任何一张人脸，听不到任何声音。从早晨到夜里，从夜里到早晨，眼睛、耳朵，所有感觉器官都得不到一丁点儿养分。我成天孤零零的，一个人围着那四五件不会说话的东西——桌子、床、窗子和脸盆转来转去，简直无法忍受。我就像个潜水员，身上罩着玻璃罩，置身于无声无息漆黑一团的大海中，而且预感到通向外界的绳索已经断裂，再不会被从这片死寂的水的深渊中拉出。我无事可做，没的听，没的看，四下一片空寂，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死一般的沉寂。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停地思考。但即使是思考，无论它如何空泛，如何虚无缥缈，也需要一个支撑点，不然它就会开始旋转，不停地围绕着你转圈子，就是思想也无法接受这一片虚无。我从早到晚在等着什么，但什么也没发生。我等啊，等！想啊，想！想得头发痛。但什么也没发生，仍然是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形影相吊。
“这种置身于时间之外，脱离人世的生活延续了两周。就是当时爆发了一场战争，我也不会知道。我生活的世界仅由桌子、门、床、脸盆、沙发、窗子和四堵墙组成，我一天到晚望着同一堵墙上的同一面糊墙纸。那锯齿形图案的根根线条就像用雕刻刀刻在我大脑的深层褶皱中。后来，审讯终于开始了。我懵懵懂懂地被带了出去，弄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那些人带着我穿过几条走廊，绕来绕去，不知要去何处，之后又在一个地方等候，也不知道究竟在那儿。后来，突然站在一张桌子旁，四周坐着几个穿军装的人。桌子放着一叠纸：是档案，只是不知上面写着什么。接着开始提问，问题虚虚实实，有的提得很明确，有的问得很阴险，有的明知故问，有的是在设圈套。
当我回答时，那些家伙用恶毒的手指翻着文件，可我不晓得里面的内容；用恶毒的手做着记录，可不知道他们在写些什么。然而，我觉得这些审讯中最可怕的是：我永远猜不出，也估计不透，盖世太保对我们律师事务所了解什么，他们想从我嘴中掏出些什么。刚才我已经讲过，在最后一刻，我已让女管家把那些可以作为凭证的重要材料送到我叔叔那里，但他到底收到没有，那个雇员究竟泄露了多少情况，他们到底截获了多少文件？这期间他们在与我们有业务往来的德国修道院某个笨拙的神职人员那儿，诈出了多少秘密？他们问呀问，我为哪个修道院买了哪些证券？同哪些银行有业务往来？是否认识一个叫什么名字的先生？收到没收到瑞士的来信？由于我吃不准他们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所以每次回答都得绞尽脑汁。如果我承认了他们还不知道的事，就可能连累他人，要是我否认太多，就害了自己。
然而最糟的还不是审讯，最糟的是审讯之后回到我那个空巢中，依旧是那间房子，那张桌子，那张床，那个洗脸盆，那些糊墙纸。因为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就试图重新设想，审讯时原本该如何回答才算最聪明，下次怎样才能消除也许由于我考虑不周、言语不慎而引起的怀疑。我再三思索，仔细考虑，检查我向检察官所做的每一句证词，我重新回忆他们提出的每个问题和我所做的回答，猜想他们可能把我说的哪些话做了记录。但是我明白，这种事情我永远也猜不出，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但是，一当这种思想活动在这间空屋子中开动，就不停地在我头脑中萦绕，周而复始，使我思绪纷乱，甚至寝不安枕。每次盖世太保审讯后，我自己还要对自己痛苦地折磨一番，盘问、调查和精神上的苦痛无休无止地在我头脑中反复，或许比审讯还要残酷，因为审讯不管怎样，一小时后，总要结束。而这种孤独的残酷折磨却使我的头脑一刻不停地过堂，而且我周围只是桌子、柜子、床、壁纸和窗子，没有任何可使我转移注意力的东西，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其他人，没有用来记点儿什么的铅笔，没有拿来玩玩的火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
到现在我才发现，这种把你单独囚禁在旅馆房间里的方法有多恶毒，令人在心理上多么难以忍受。在集中营，你可能得用手推车推石头，直推得双手鲜血淋淋，双脚冻得青一块紫一块。你可能会和其他二十余人一起被关在臭气熏天，滴水成冰的木棚中，但你总能见到其他人的脸，能看到田野，有手推车，有树，有星星，总有点……总有点儿什么可以瞧瞧。可这儿，你周围的东西一成不变，同一得可怖。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让我想想其他事情，摆脱那些荒唐的想法，克制那种病态的重现，而这就是他们要把我关在这里的原因——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手段，不断地遏制我的思想，直到我被憋得喘息不出，除了开口招供，道出他们想知道的事情并供出他人之外，别无选择。渐渐地我感到，在四周的一片空白的压力之下，我的神经开始松懈。意识到这种危险，我就竭力将其绷紧，几乎使它断裂。我四处寻找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分心，或有意逼迫自己干点儿其他事情。为了使我有事可做，我试着回忆或呤诵过去背过的东西，如儿时学过的民歌和童谣，中学读过的荷马史诗，民法法典中的条文等。后来我还进行演算，随便将一些数字相加或相除。可是，在这一片空白中，我的记忆抓不住任何东西，我无法干任何事情，眼下的境遇无时无刻不在头脑中闪现：他们想知道什么？我昨天说了什么？下次必须怎样讲？
“这种无法描述的状况延续了四个月。嗯——四个月，写起来很容易，寥寥几个字！说起来也不难：四个月——只是个把音节，嘴巴一动，四分之一秒就够了。四个月！这段时间在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情况下有多长，没有人能描述和估量，谁也无法向别人和自己讲明白。若是你的四周一片空白，只有桌子、床、洗脸盆和壁纸，到处无声无息，能见到的就是那看都不待看你一眼把饭菜塞进来就走的永不换岗的看守，在这片空白中你总琢磨着同一件事，直至你变傻，那么谁也解释不出这一切是怎样吞噬和毁灭一个人的。一些小小的征兆使我不安地意识到，我的头脑已经失控。
开始提审时，我的头脑还冷静，供述沉着，思考周密，那种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的双重思维还起作用。可现在，就连最简单的句子讲起来也是结结巴巴，因为在供答时，我总是中了邪似的盯着那支刷刷移动的做记录的笔，仿佛我想一路小跑跟上我自己说的话。我感到我的体力渐渐有些不支，我觉得那一刻越来越近，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可能还要多些和盘托出。为了摆脱这一片令人窒息的空白，我将出卖十二个人和他们的秘密，而我自己，除了能够喘口气外，别无所获。一天晚上，真的快到这份上了。就在我要窒息的那一刻，恰逢看守来送晚饭，我朝他的背影喊道：“带我去受审！我什么都说！我告诉你们文件藏在哪儿，钱藏在哪儿！我说，全说！幸亏他没听我说下去，可能他也不想听。”
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我化险为夷，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救了我。那是七月底的一天，天气昏暗阴沉，下着雨。我之所以对这一细节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我被提审路经走廊时，雨点正敲打着那儿的玻璃窗。我必须在候审室等候，每回提审都如此：这种等候也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深更半夜，突然把你从号子里提出来，让你精神紧张。尔后，当你的思想做好受审的准备，理智和意志两根弦绷得紧紧的准备抗争一番时，他们又让你等候，白白地等候，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耗得你精疲力竭。七月二十七号星期四这一天，他们让我等的时间分外长，我在候审室足足站了两小时——我那时自然不能坐下，就这样用发僵的双腿支撑着身体立了两小时——这日子我记得格外清楚，那是因为候审室墙上挂着张日历。我无法向你解释，我当时是怎样如饥似渴地想看到一些印刷的东西，想读到一些文字，因此我直直地盯着这寥寥几个数字，七月二十七号，我恨不得把它们吞下去，印在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