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第三章略无羁束，社会风貌光照盛世 (2)
自武则天当政以来，在统治国家的权力结构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第一女宰相”上官婉儿一生曲折，投靠多种政治势力，展现了她独特的女性魄力和不朽才华；几乎成为“武则天第二”的太平公主，是唐朝的一个政治女强人，她也曾纵横捭阖、得意于一时，但终未能承传其母之志，位列九五。后来还有小说《镜花缘》里提到，武则天曾举办女性参加的科举考试，千百女性前来应考，名列榜上的女性对于诗、书、画、文学、政治、兵法样样精通。
“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马克思曾如是说。在这篇盛世华章中，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女性们，将其触角伸到了大唐的每一个角落，在那个庞大的封建王朝中，展现出了作为女子的妩媚与力量。
无怪乎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有云：“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生活在今世的女性，早已习惯了男女平等的生活，如若要选择一个过往的时期生活的话，也唯有女性地位较高的大唐盛世适合。
酒香诗意，绣口吐出的盛唐
裴弘泰，一名唐朝时管理山南东道驿站的官员。一日，山南东道节度使举行宴会，要求全体官员必须参加。裴弘泰因未接到通知，迟到了。众人皆要求罚他，裴弘泰也不退却，声称要将席面上所有的酒全部喝掉，但有一个条件：喝完酒之后，盛酒的器皿都要归他所有。
众人见他夸下如此海口，都来了兴致，想要看看，裴弘泰到底是否真的是海量，纷纷表示愿意让他一试。只见裴弘泰先从小杯喝起，喝完之后将杯口朝下，以证明已喝得滴酒不剩，随后便将银杯放进自己怀中。不一会儿，他的怀中塞满了银器。最后，他甚至把那个装了一斗酒的大型银器也收为己有了，他真的喝完了宴会上所有的酒。散席之后，众人担心他酒后闹出什么事来，便派人去察看他的情况。不料，使者回报说裴弘泰正指挥银匠称算银器的重量呢！众人这才放心了，同时也不得不佩服裴弘泰的酒量。
酒量好的何止是裴弘泰，唐朝有太多人是个中好手。
谈到唐朝的酒，就不得不提唐朝的诗。诗，从产生之时起，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之诗与酒可谓浑然天成，诗中有酒，酒中诗成，将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者，当属大唐盛世了。
翻开唐诗，扑鼻而来的一定是醇美的酒香，它会令人心旷神怡。唐朝的诗中有诗仙、诗圣、诗丐、诗魔，诗中皆有酒；酒中有酒圣、酒痴，更有酒中八仙，酒中蕴着诗。唐朝的诗人，有酒必有诗，无诗酒不雅，无酒诗不神，酒能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诗能增添饮酒的高雅情调，酒和诗就像是一对姐妹花，彼此依托，相互映衬。
唐朝的酒，不同于大禹所说的“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的商朝之酒，它不是“酒池”，因而不会亡国。此时的酒，不同于令“竹林七贤”烂醉如泥，甚至还有几分糜烂之气的酒，它不会让你陷于呛人的酒气之中。相反，它是生逢盛世的人们雍容大度与潇洒从容的表现。在唐朝，喝酒是一种兴致，更是一种诗情画意。
沉醉于酒香中的唐朝诗人，时时与酒相伴。晚上月来，正是喝酒妙时；春天花开，恰好同醉破愁。九九重阳，喝酒可以赏菊；四月清明，喝酒可以怀旧；冬至雪飘，喝酒可以驱寒。唐代诗人喝酒无须理由，他们有情时要喝酒，无聊时也要喝酒；高兴时要喝，忧伤时也要喝；众人齐聚时要喝，孤单一人时也要喝。朋友相聚时“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朋友离别时“西出阳关无故人，劝君更进一杯酒”；高兴快意时“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忧愁抑郁时“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与人相聚时“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形单影只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唐朝浓郁的酒香被诗人的生花妙笔描绘得淋漓尽致。唐朝的酒，是竹林深处一阵阵婉转的鸟啼，是东山之上喷薄欲出的绚烂的晨曦。唐朝的酒，不失清秀，不失妩媚，更不失壮丽。它是一缕清风，吹皱一池春水；它是一丝细雨，打碎芭蕉春梦；它是激越的鼓声，它是奔驰的马蹄，它是春天将来的黄河冰裂，它是数九寒天里怒放的腊梅。
在四处飘香的国度里，唐朝的诗人，几乎都是诗酒狂客。“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可以“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是因为他有着“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的高傲，“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故而，郭沫若先生说李白“生于酒而死于酒”，李白因酒而狂，亦因酒而亡。杜甫少年即称“少年酒豪”，他嗜酒如命，“百罚深杯亦不辞”，他喝酒“饮如长鲸吸百川”，只可惜他一生穷困潦倒，最终没能畅饮如李白，而在生命尽头的饥肠辘辘中，一醉成千古不醒。白居易晚年自号“醉吟先生”，“酒盏斟来须满满”，“谓当饮美酒，终日陶陶醉”。据说他死前要求只带一坛美酒入墓，后传说盗墓者挖其坟墓，打开酒坛后香气四溢，不禁喝得酩酊大醉，“香山居士”的遗骨得以保存。
唐朝酒的种类很多。唐朝人喝的多是粮食发酵酒，没有经过过滤的叫浊酒，经过过滤的叫清酒。清浊云集的精品酒中，郢的富水酒、乌程的若下酒、荥阳的土窟春、富平的石冻春、剑南的烧春、河东的干和葡萄酒、岭南南海的博罗酒、宜城的九醖酒、京师长安的西市腔酒、京师长安蝦蟆陵的郎官清、波斯的三勒浆，都是唐代文学家李肇在《国史补》中所提到了唐代名酒。
此外，兰陵美酒是用郁金香加工浸制而成，带有醇浓的香味，闪烁着金黄如琥珀般的光芒，难怪李白喝过后会“不知何处是他乡”；西域美酒用名贵的葡萄酿就，盛入白玉杯中犹如光明夜照，故而王翰会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佳句；绿蚁新醅别有风味，才有白居易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唐朝的酒承载着诗人的喜怒哀乐，演绎着世间的悲欢离合。唐朝的诗人于酒中喝出了傲然风骨，既是一种不畏权势的高风亮节，又是一种追求完美人格的玉壶冰心。这些诗人只属于唐朝这个到处溢满酒香的国度，他们用诗和酒把唐朝高扬的精神与民族自信表现得越愈加潇洒狂放。
手执酒杯的唐朝诗人，抬起酡红的面颊，随口一抿，山水朦胧处，诗便潺潺而来，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三分酒香，七分剑气，绣口一吐便是整个盛唐。”酒点燃了盛世的激情，树立了诗的高峰。假如没有这个飘逸着浓浓酒香的王朝，没有这些风采奕奕的惊世之才，我们的历史必定会寂寞很多。
三教合一，唐朝天空下的“百家争鸣”
背景不时地切换，画面中的人物却始终如一——四个和尚与一匹白马。无须多言，所有人便知其所指。在那个妖孽横行的世界里，“唐僧肉”如武侠小说的“宝藏”一般，引来了无数人的争夺。这便是世人皆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故事中的“唐僧”退去神话色彩之后，便是唐朝佛教中不得不提的人物——玄奘。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说唐太宗“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而且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唐代盛世，就个人的作用而言，是因为这个时代拥有一个旷世明君——唐太宗，因为他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仁”的主要内涵及其实践。对一个古代的帝王而言，如此的评价是相当高，也是相当中肯的，因为“仁”是儒家“根”。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无论是赞美田园美景，还是歌咏边塞风情处处体现了“道法自然”。生存是快乐的，死亡是痛苦的，清静无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便是唐朝人追求的“道法自然”，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
佛、儒、道，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它们眼中的世间万物千差万别，它们脑中的人生意义大相径庭，它们心中的幸福定义有天壤之别，但它们在唐朝这个盛世中，沿着各自的方向与道路自由地发展。
著名文学家李国文先生曾说：“所谓‘唐朝的天空’……是一个高度开放，略无羁束的精神天空。”在这片天空下，唐朝以博大的胸怀包罗来自各方的思想，它张开双臂，拥抱整个世界，就像现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言：“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唐朝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它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百家争鸣”的时代。
佛家、儒家和道家，原本各不相干，但三者均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其在精神层面上有很多是相通的。三家都非常强调人格的培养。佛家追求空寂、空静，与道家讲的虚静、儒家讲的静观有共通之理，具有超越意识。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跟道家的退隐、归隐有共通之处，虽然它不像道家那样追求成道，追求长生不老，但它同样也在对生命、对时间的伤逝思考当中追求生命的超越。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认为“立己”是“立国”之本；佛教注意个人对自己心灵的修炼；道教追求对自己的身体修炼。三家都认为根本之道是自身的修养和修炼。精神相通的三者，在唐朝这片自由的天空下，达到了融合。
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便成为汉代统治者的思想工具，这种观念延续千年，贯穿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根深蒂固，正如现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其中之一家遂得如武涉说韩信所谓：‘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然儒往往兼攻二氏；而二氏未尝合力攻儒者，则因儒为国家典学，自恃根深蒂固，名正言顺，二氏亦知其不可动摇也。”唐朝也不例外，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但儒家思想在唐朝并不是社会文化中的唯一思想，佛家、道家也逐渐渗透，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
隋朝灭亡的教训，使唐朝统治者十分注意儒、释、道三教的均衡。维持三教鼎立的局面，是唐朝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政策，君主的偏好则造成了佛、道两教地位的起伏变化。
唐朝的开国君王李渊以道教教主李耳为李氏皇帝的远祖，立老君庙，并亲往拜谒。武德八年（625年），还亲自到国子监，正式宣布三教的地位：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最后。随后，唐太宗虽然大崇儒学，但也未改变道第一、儒第二的秩序。尽管他笃信佛教，但为了确立李姓唐朝与道教教主李耳的亲属关系，他还是于贞观十一年（637年）下诏，确定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道教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暂时取得了优势。
唐高宗崇道，以道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武则天崇佛，高宗死后，武则天明令规定，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男女道士之前。睿宗因无法判定两教的先后，下诏僧尼与男女道士并行，以示二教平等。
唐朝发展到顶峰，佛教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了，“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出财佐势者尽度法门”，大有佛教控制唐政权的危险。唐玄宗即位后，为了压制佛教的势头，大兴道观，将崇道活动推向唐以来的最高潮，但唐玄宗并非从根本上反对佛教，只是以此来抑制佛教的过分发展，他的目的也只在于维持三教间的平衡。
回顾整个唐朝，儒、佛、道三家虽然地位时有变化，但其融合一直在继续。不仅如此，来自其他国家的宗教，也在这里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作为基督教支派之一的景教于唐太宗时期进入中国传教，大食商人信奉的伊斯兰教也在唐朝境内的许多地区流传。
如此宽松的思想氛围，如此广泛的思想融合，甚至可以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媲美。这种开明的态度使得唐朝的思想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名家层出不穷。李白、杜甫、白居易、玄奘、慧能、义净等都在这个时代出现，后来的禅宗、理学、心学……这些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在唐朝“百家争鸣”时奠定的基础。唐朝学者的足迹遍布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中华文化传到欧洲。中国文化成为亚洲文化的重心，就是唐朝时期形成的格局。
盛唐就像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家，这种包容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经济与国际交流上，还体现在其对待思想的态度上，且不论当时的宗教给予后世的是什么，至少它们都经历了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都在大唐的版图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也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