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的地位尊贵而内心恭敬；心虽小，但理想却很远大；能听到、能看到的很近，而听见、看见的东西又因其类同而可以达到很远。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君子掌握了一定的方法。所以那成千上万人的心情，和一个人的心情是一样的；天地开辟时的情况，和今天是一样的；上百代帝王的统治之道，和后代帝王是一样的。因此君子考察了当代帝王的统治方法，从而再去考查上百代帝王之前的政治措施，就像端正身体拱着手来议论一样，从容不迫。推究礼义的纲领，分清是非，总揽天下的要领，用来治理天下的民众，就像役使一个人一样。所以掌握的方法越简约，能办成的事业就越大。就像拿着只有五寸长的曲尺，能够画出天下所有的方形一样。所以君子不用走出厅堂，而天下的情况就都聚集在他这里了，这是因为他掌握了一定的方法。
【原文】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①，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②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③其所独甚④，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注释】
①辨：通“办”，治理。②悖：掩蔽，引申为隐瞒。③以：为。④甚：通“耽”，特别爱好。
【译文】
有通达事理的人，有公正无私的人，有耿直爽快的人，有拘谨老实的人，还有小人。上能尊敬君主，下能爱抚民众，事情来了能应付，事件发生了能够处理，像这样的就可以称为通达事理的人了。不在下面互相勾结去愚弄君主，不向上迎合君主去残害臣民，有了分歧争执，不因为个人的利益去陷害他人，像这样的就可以称为公正无私的人了。本身的长处，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将它瞒过君主；本身的短处，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靠它骗取奖赏；长处短处都不加掩饰，将真实的情况主动地说出来，像这样的就可以称为耿直爽快的人了。说一句平常的话也一定诚实可信，做一件平常的事也一定小心谨慎，不敢独行而效法流行的习俗，也不敢做自己特别爱好的事，像这样的就可以称为拘谨老实的人了。说话经常不能让人信服，行为经常不忠贞，惟利是图，没有他不去倾轧的人，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小人了。
【原文】
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①，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②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虑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注释】
①通：通达。②孰：同“熟”，周密，详细。
【译文】
公正会产生明察，偏私会产生愚昧，端正谨慎会产生通达，欺诈虚伪会产生闭塞，真诚老实会产生神明，大言自夸会产生糊涂。这六种情况，君子要谨慎对待，这也是禹和桀不同的地方。
衡量追求和厌恶、摄取和舍弃的标准是：看见想要追求的东西，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令人厌恶的一面；看到有利益的东西，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的危害性。权衡两方面的利害，仔细考虑一下，然后决定是追求还是厌恶、是摄取还是舍弃。像这样往往就不会陷于被动的局面了。大多人的祸患，往往是片面性害了自己：一看见想要追求的东西，就不考虑它令人厌恶的一面；一看到可以得利的东西，就不去考虑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因此行动起来必然出错，做事必然受辱，这是片面性造成的祸患。
【原文】
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夫富贵者则类①傲之；夫贫贱者则求②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晻③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鳅④不如盗也。
【注释】
①类：皆，都。②求：尽，都。③吨：同“暗”。④田仲：又叫陈仲子，战国时齐国人，其兄在齐国做官，他认为兄之禄为不义之禄，兄之室为不义之室，便离兄独居，不食兄禄，故以廉洁清高着称。史鳝：字子鱼，故又叫史鱼，春秋时卫国大夫，曾劝说卫灵公罢免弥子瑕，临死时，叫儿子不要入殓，以尸谏灵公来尽忠，孔子因此称颂他正直。
【译文】
他人厌恶的，我也厌恶。对富贵的人一律傲视，对贫贱的人一味屈就，这并不是仁人应该采取的态度，这只是奸邪的人用来在黑暗的社会里盗取名誉的做法，用心最险恶了。所以说：“欺世盗名的不如偷窃财物的。”田仲、史鳝还不如那些偷盗的人呢。
【鉴赏】
本篇阐述立身行事不能苟且，必须遵循礼义，所论与上篇类似。《修身》主要讲怎样成为一个君子，而《不苟》主要进一步阐述君子的一些做法。
有通达事理的人，有公正无私的人，有耿直爽快的人，有拘谨老实的人，还有小人。荀子最欣赏的当数通达事理的人，他们上能尊敬君主，下能爱抚民众，事情来了能应付，事件发生了能够处理，这样的人处于治世就是治国能才，即使遇到乱世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也会独善其身。
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是：一个人应该要坚定且诚信地去求学，宁愿为守善道而死。当一个国家情势危急时不要进去，当国家的行政纲纪紊乱时不要停留。天下治平时可以出来做官，混乱的时候就该归隐。当国家安定的时候，如果仍然贫贱，那是一种羞耻；在国家衰乱的时候，如果还能得到富贵，那也是一种羞耻。但是他又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所以，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他四处奔波，到处游说，希望有人能够推行自己的学说。荀子生活在比春秋时代更加混乱的战国，到处是征战厮杀，国与国之间没有了春秋时候的道义和诚信可谈，天下甚至没有一片地方可供荀子来归隐，于是只能靠着书立说、培养弟子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一位君子的操守，不屑于用离经叛道的行为来使自己名声大振，所以，他批评了田仲和史鰌的行为。
【精典事例】
荀子既要求法先王，又要求法后王。先王指的就是尧舜禹以及周公，而后王就是他想象中的明君。儒家学派从孔子开始，就一直非常推崇尧舜禹和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曾经大力赞扬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儒家树立的反面例子是桀、纣，他们是残暴君主的代表，在后代的儒生中代代流传。辕固生是西汉初期有名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他继承了孔孟学说思想，坚持仁政，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
清河王刘承的太傅辕固生，是齐国人。因为研究《诗经》，孝景帝时拜为博士。一次，他和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
黄生说：“汤王、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位天子，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反驳说：“不对。夏桀、殷纣暴虐昏乱，天下人的心都归顺商汤、周武，商汤、周武顺从天下人的心愿而杀死桀、纣，桀、纣的百姓不肯为他们效命而心向汤、武，汤、武迫不得已才立为天子，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
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戴在头上；鞋虽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脚下。为什么呢？这正是上下有别的道理。桀、纣虽然无道，但是身为君主而在上位；汤、武虽然圣明，却是身为臣子而居下位。君主有了过错，臣子不能直言劝谏纠正它来保持天子的尊严，反而借其有过而诛杀君主，取代他自登南面称王之位，这不是弑君篡位又是什么？”
辕固生答道：“如果非按你的说法来断是非，那么高皇帝取代秦朝即天子之位，也不对吗？”
于是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汤、武是否受天命继位，不算愚笨。”争论才停止。此后学者再无人胆敢争辩汤、武是受天命而立还是放逐桀纣篡夺君权的问题了。
窦太后喜欢《老子》这本书，召来辕固生问他读此书的体会。辕固生说：“这不过是普通人的言论罢了。”窦太后十分恼怒，于是让辕固生人兽圈刺杀野猪。景帝知道太后发怒了，而辕固生直言并无罪过，就借给他锋，利的兵器。他下到兽圈内去刺杀野猪，一刺，正中其心，野猪便应手倒地。太后无语，没理由再治他的罪，只得作罢。过不久，景帝认为辕固生廉洁正直，拜他为清河王刘承的太傅。很久之后，他因病免官。
好名声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的，孔子、孟子、荀子也不例外。但是他们又与一般人期望由名声获得财富、地位的出发点不同。孔子和孟子虽然非常希望自己的名声远扬，却只是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荀子和他们有些不同，他更讲究利益一些。这就是他对孔孟思想进行发挥的一点。杨朱比荀子走得更远，他肯定人对财富的欲望，甚至鼓励人们去追求财富。
杨朱到鲁国游览，住在孟氏家中。
孟氏问他：“做人就是了，为什么要名声呢？”杨朱回答说：“要以名声去发财。”
孟氏又问：“已经富了，为什么还不停止呢？”杨朱说：“为做官。”
孟氏又问：“已经做官了，为什么还不停止呢？”杨朱说：“为了死后丧事的荣耀。”
孟氏又问：“已经死了，还为什么呢？”杨朱说：“为子孙。”
孟氏又问：“名声对子孙有什么好处？”杨朱说：“名声是身体辛苦、心念焦虑才能得到的。伴随着名声而来的，好处可以及于宗族，利益可以遍施乡里，又何况子孙呢？”
孟氏说：“凡是追求名声的人必须廉洁，廉洁就会贫穷；凡是追求名声的人必须谦让，谦让就会低贱。”
杨朱说：“管仲当齐国宰相的时候，国君淫乱，他也淫乱；国君奢侈，他也奢侈。意志与国君相合，言论被国君听从，治国之道顺利实行，齐国在诸侯中成为霸主。死了以后，管仲还是管仲。田氏当齐国宰相的时候，国君富有，他便贫苦；国君搜刮，他便施舍。老百姓都归向于他，他因而占有了齐国，子子孙孙享受，至今没有断绝。像这样，真实的名声会贫穷，虚假的名声会富贵。”
杨朱又说：“有实事的没有名声，有名声的没有实事。名声这东西，实际上是虚伪的。过去尧舜虚伪地把天下让给许由、善卷，而实际上并没有失去天下，享受帝位达百年之久。伯夷、叔齐真实地把孤竹国君位让了出来而终于失掉了国家，饿死在首阳山上。真实与虚伪的区别，就像这样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