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罗艾得保险公司在全世界很有名，他们就靠人们对一些根本很难发生的事情的担忧，而赚了数不清的财富。罗艾得保险公司可以说是在跟一般人打赌，说他们内心一直忧虑的那些灾祸几乎永远不会发生。不过，他们不称之为赌博，称其为“保险”，实际上这是在以平均概率为根据做赌博。这家大保险公司已经有200年的良好历史记录了，除非人能使自己的本性改变，它至少还可以继续维持5000年。而它只不过是替你保鞋子的险、保船的险，利用平均概率向你保证那些灾祸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频繁、那么可怕。
如果我们对某些事情发生的平均概率进行检查的话，就会因我们所发现的事实而惊讶。例如，如果知道在5年之内，我必须参加一次像盖茨堡战役那样惨烈的战役的话，一定会被吓坏。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增加我的人寿保险，会写下遗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变卖一空。我会说：“我大概不能挺过这场战争，所以我最好痛痛快快地过这剩下的几年。”然而，事实是这样吗？根据平均概率，50～55岁之间的每1000个人里死去的人数，和盖茨堡战役中其中1000人里阵亡的人数是一样的。
有一年的夏天，我在加拿大落基山区利贡湖的岸边遇到了何伯特·萨林吉夫妇。萨林吉太太是一个沉着、平静的女人，她给我的印象是从来没有忧虑过。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熊熊的炉火前聊天，我问她曾经是否被忧虑困扰过。
困扰？我以前的生活几乎被忧虑毁了。在我学会征服忧虑之前，我在自找的苦难中生活了11年。那时候我脾气很坏，又很急躁，整天生活在自己紧张的情绪中。我每个星期都要从家里搭公共汽车去旧金山买东西，可是即使买东西的时候，我也会担心得要命：也许我的女佣人跑了，丢下孩子不管；也许我又把电熨斗放在熨衣板上了，导致失火，房子烧起来了；也许孩子们骑脚踏车出去，被汽车撞死了。我买东西的时候，常常会因为担心而冷汗直冒，会冲出店去，赶紧搭公共汽车回家，看看一切是否还好。所以我的第一次婚姻失败。
再婚以后，我的丈夫是一个律师。他是一个很平静、对什么事都能仔细分析的人，从来不为任何事情忧虑。每次我神情紧张或焦虑的时候，他就会对我说：“不要慌，让我们好好想想——你到底在担心些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平均概率，这种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吗？”举个例子，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时我们在新墨西哥州。我们从阿布库基开车去卡世白洞窟，车子行驶在一条土路上，半路上下了一场很可怕的暴风雨。路面很滑，汽车根本就不受控制。我想我们一定会滑到路边的水沟里，可是我的丈夫一直在我身边说：“我现在开得很慢，不会出事的。即使车真的滑到了水沟里，根据平均概率，我们也不会受伤。”受他的镇定和信心的影响，我终于安静了下来。
有一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到加拿大的落基山区托昆谷露营。那天晚上我们的营帐扎在海拔很高的地方，突然来了一阵恐怖的暴风雨，我们的帐篷似乎要被撕成碎片。帐篷用绳子绑在一个木制的平台上，在风里摇晃着，发出刺耳的声音。我时时刻刻都在想：我们的帐篷要被风吹垮了，要被风吹到天上去。当时，我真的被吓坏了，可是我丈夫不停地说：“亲爱的，我们有好几个印第安人向导，他们对此了如指掌。他们在这些山地里扎营有60年了，这个营帐在这里也过了很多年，直到现在都没有被吹垮过。根据平均概率来看，今天晚上也不会被吹掉。而且即使被吹垮的话，我们还可以到另外一个营帐里去，所以，你完全不必紧张、不必担心。”……我放松心情，到后半夜时真的很安稳地睡着了。
有一段时间，小儿麻痹症在加利福尼亚州我们所住的那一带肆虐。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会不知所措，可是我丈夫让我保持镇定，我们尽量把所有的预防方法都用上，不让孩子们出入公共场所，暂时不去上学，也不去看电影。与卫生署联系过之后，我们得知，到目前为止，即使是加州所发生过的最严重的一次小儿麻痹症流行期，整个加利福尼亚州也只有1835名儿童染上了这种病。而按平均概率计算只在200～300人之间。这些数字听起来虽然还是很令人害怕，可是到底让我们感觉到，根据平均概率来看，某一个孩子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小。
“根据平均概率，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把我90%的忧虑都消除掉了，使我过去20年的生活都过得美好而平静。
所以，要在忧虑摧毁你以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
对不可避免的事，轻松地去承受
在漫长的人生中，你和我一定会遇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它们是这样，就不可能是那样。当然，我们自己也可以作出些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不可避免的情况而加以接受，并且适应它；或者我们可以用忧虑来摧毁自己的生活，甚至最后把自己搞到精神崩溃。
已故的布斯·塔金顿曾说过：“人生加诸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承受，但除了一样：那就是失明。那是我永远也没有办法忍受的。”
但是，他60多岁时，当他有一次低头看地上的彩色地毯时，发现彩色全都是模糊的，也看不清楚地毯的花纹。他去找了一位眼科专家，证实了一个不幸的事实：他的视力在衰减，有一只眼睛几乎全瞎，另一只也快瞎了。对他来说，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所有灾难中最可怕的灾难”发生了，塔金顿有什么反应呢？他是不是觉得“完了，我这一辈子完了”呢？没有，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会非常开心，甚至还能善用他的幽默感。以前，眼球里面浮动的“黑斑”令他很难过，因为当它们在他眼前游过时，会把他的视线遮住，然而现在，当那些最大的黑斑从他眼前晃过的时候，他却会幽默地说：“嘿，又是老黑斑爷爷来了！今天天气这么好，他会到哪里去呢？”
塔金顿彻底失明后，他说：“我发现我也能承受失明的痛苦，就像一个人能承受别的灾难一样。要是我的各种感官都完全丧失了，我认为我还能够继续生存在我的思想里，因为我们只有在思想之中才能够看见，只有在思想之中才能够生活，不论我们对这一点是否明白。”
为了使视力得到恢复，塔金顿在一年之内接受了12次手术，为他做手术的是当地的眼科医生。他有没有害怕呢？他知道这是必要的，无法逃避，所以唯一能减轻痛苦的办法，就是勇于接受它。他拒绝用医院的个人病房，而是住进普通病房，和其他病人在一起。他试着让其他病人开心，即使在他必须接受好几次手术时——而且他很清楚在他眼睛里做什么手术，他也只尽力去想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多么好啊，”他说，“多么妙啊，现在科学的发展竟然到了这种程度，能够为像眼睛这么纤细的器官做手术。”
如果是一般人，忍受12次以上的手术和长期黑暗中的生活，恐怕早就变成神经质了，可是塔金顿却说：“我可不愿意使自己不开心。”这件事教会他如何接受灾难，使他了解到生命带给他的没有一样是自己的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这件事也使他领悟了富尔顿所说的“失明并不令人难过，难过的是你不能忍受失明”这句话真正的道理。
与之相反，如果我们加以反抗，或者是因此而退缩，或者是为它难过，我们也不可能改变那些已经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每个人都要学会勇于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
我非常喜欢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忠告：“要乐于承认事实就是这样的状况。”他说，“能够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就是能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家住俄勒冈州波特南的伊丽莎白·康黎，正是经过很多困难后才真正懂得这一道理的。下面是她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是这样说的：
在美国庆祝我们陆军在北非获胜的那一天，我接到一封国防部送来的电报，我的侄儿——我最爱的人，在战场上失踪了。没过多久，又来了一封电报说他已经牺牲。
得知这个不幸的事实后，我悲伤至极。在那件事发生之前，我一直觉得命运对我很好，我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并辛苦地把这个侄儿抚养成人。在我看来，他是年轻人一切美好东西的代表。我觉得自己以前的所有努力，现在都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然而，却给我发来了这封电报，我的整个世界都被无情地粉碎，觉得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我开始忽视我的工作，忽视我的朋友。我开始抛弃一切，对这个世界既冷淡又怨恨。为什么我最亲爱的侄儿会死去？为什么这么好的孩子，还没有开始应该属于他的真正生活，却要让他死在战场上？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悲伤过度，决定放弃工作，远离我的家乡，整个人都处于悔恨和泪水之中。
就在我清理自己的办公桌，准备辞职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一封我早已经忘了的信。这封信是我这个已经牺牲的侄儿给我写的。几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写了这封信给我。他说：“当然，我们都会想念她的，”信上说，“尤其是你。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能挺过去的——以你个人对人生的看法，你一定就能挺过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教给我的那些美丽的真理：不论在哪里，也不论我们离得有多远，我永远都会记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个男子汉，要敢于接受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我把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他好像就在我的身边，正在对我说话。他好像对我说：“为什么不照你教给我的办法去做呢？坚强些，挺下去，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把你个人的悲伤掩藏在微笑之下，好好地继续生活下去。”
所以，我重新回去工作了，不再对人冷淡无礼。我一再告诫自己说：“事情既已发生，我没有能力改变它，但是我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继续活下去。”我将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我给前方的士兵写信，他们是别人的儿子；晚上，我又去参加成人教育班。我想找出新的兴趣，认识新的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各种新的变化。我不再为已经发生而且永远过去的事情悲伤，现在，我的生活就像我侄儿要我做的那样——每天都充满了欢乐。
伊丽莎白·康黎学到了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学会的道理，就是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一课可不是很容易学会的。就连那些在位的国王，也要常常提醒自己必须这样做。例如，已故的乔治五世在白金汉宫的墙上挂有这样一句话：“我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而后悔。”叔本华则以下面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他是这样说的：“顺应时势，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显然，环境本身并不能决定我们快乐或不快乐，只有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决定了我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忍受得住灾难和悲剧，甚至要战胜它们。也许我们会认为自己办不到，但事实上，我们内在的力量却坚强得惊人，只要我们愿意利用，它就能帮我们克服掉一切困难。
那么，是不是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应该低声下气呢？绝对不是的，那就成为宿命论了。我个人认为，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点点挽救的机会，我们就要努力奋斗。可是当普通常识告诉我们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会再有任何转机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再庸人自扰了。
哥伦比亚大学已故的霍基斯院长曾告诉我，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天下疾病多，数都数不清，
有些可以救，有的难治愈。
如果有希望，就应把药寻，
要是无法治，不如忘干净。
准备写这本书之前，我曾经访问过美国许多有名的商人。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大多数人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整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如果不能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压垮。下面这些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潘尼通过自己的努力创设了遍及全国的潘氏连锁商店，他告诉我：“即使是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我也不会忧虑，因为忧虑并不能让我得到什么。我会尽可能把工作做好，至于结果，就要看老天怎样安排了。”
凯勒先生是克莱斯勒公司的总经理，当我问起他是如何避免忧虑的时候，他说：“如果我碰到了很棘手的问题，只要我能想得出解决办法的，我就去做。如果我解决不了，我就干脆把它忘了。我从来不替未来担心，因为没有人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影响未来的因素太多了，也没有人知道这些影响都是从何而来的。所以，何必为它们白白担心呢？”如果你认为凯勒是个哲学家，那就错了，他只不过是一个很出色的商人。可是他的这一观念，正好与19世纪以前罗马伟大哲学家伊壁托塔士的理论相近。“快乐的源泉，”他说，“就是不要为我们的意志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而忧虑。”
可以说，莎拉·班哈特是最懂得如何面对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女性。50年来，她一直是四大洲剧院独一无二的“皇后”，是全世界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可是在她71岁的时候，她破产了，所有的钱都损失了，而她的医生、巴黎的波基教授还告诉她，她的腿必须锯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在横渡大西洋的时候遇到暴风雨，滑倒在甲板上，腿受了重伤，染上了静脉炎和腿痉挛。那种剧烈的痛苦，医生认为她的腿必须锯掉。这位医生害怕把这个消息告诉脾气很坏的莎拉。他认为这个可怕的消息一定会使莎拉大为恼火。可是他错了，莎拉只是看了他许久，然后很平静地说：“如果真的非此不可的话，那也只好这样做了。”
医生把她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的儿子站在一边哭泣。她却朝他挥了挥手，开心地说：“不要走开，在这儿等我出来。”
在往手术室去的路上，莎拉一直在背诵她演出过的一场戏中的一幕。有人问她这样是不是为了给自己鼓气，她却说：“不是，我是想让医生和护士们高兴，这样他们就不会有太大压力了。”
手术完成后，不久莎拉也恢复健康，她又继续环游世界，她的观众又为她着迷了7年。
爱尔西·麦克密克在《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里说：“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节省精力，创造更丰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