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带着思想读历史 (2)
民国之前，钱穆的这句批语重在“门户之见要不得”上，因为当时是师承派系明显，而不够开放。清代的学者们喜欢创立门户，桐城派、浙东派、吴派皖派、汉学宋学、经今文经古文等等，将清朝的学术组建成一个立体复杂的大厦。虽然各家都有专长，但也有不足之处。学派是一种身份，也是学者继续探索的桎梏。
但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钱穆做演讲时所说的批语重点则转移到“师承传统不可无”上面了。当时年轻人接受西方思想，加上国学本身遭到批判，学术不兴。新一代的年轻人变成无所师承，但信口批评的一代了。所以钱穆寄语，要循着一个学术派别来做学问。
世界史上，绝大多数学术创造都是在学派中产生的。古希腊有柏拉图学派，春秋战国时期有儒家学派，当代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是一个集思广益，前赴后继的集体。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学术史上学派最多、最富个性的时代：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九流十家相互争鸣，诸子百家遂成。孔子也可以说是中国正统文化的学派领袖，而《论语》就是儒家学派的内部交流记录。
师承学派，意味着一种绵延持久的努力，在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一种思想的发展空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伸。建一座精神大厦与建一座商城不同，因为精神上的建设到底能筑到哪一层，是不知道的。只有后人不断去试探和思考，才能慢慢往上走。今天的儒家，就可以说是世代儒者不断努力建立起来的一座巨塔。学有师承，好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西学东渐愈演愈烈，国学大厦岌岌可危。这时候的年轻人只想将这些建筑一栋一栋摧毁，更谈不上师承，只是遇书便读，无所取舍。钱穆说：“长此以往，将没有学术可言了。”
既要继承前人的思想，又要防止自己囿于一家之言。进退都要把握好度，否则是过犹不及。这种学术太极，钱穆本人算得上一个高手。
钱穆本人师承的，可以说是古典文献当中的精华。他熟读史书，也详究经学，对以往的名家经典，都做足了研究的功夫。只有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钱穆在国学和史学上的发言权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钱穆又没有将自己归于某一个学派当中，他毕生都反对创立门户。
林语堂曾写了一篇《谈钱穆先生之经学》，他将钱穆看成是一位平允笃实的经师、一个不持门户之见的史学家、一位承前启后和惠嘉百世的学者。林语堂说：“宾四先生的学问，不能以训诂、章句、音韵之学视之。惟其他是史学家，所以他对中国文化、伦理、哲学，及学术之隆替，三致意焉。”林语堂也非常推崇钱穆的《国学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说：“学者取此二者细读之，便知道钱先生十目乃一行，不肯放只字的工夫，然后知道他学问之精纯，思想之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工夫，作平正笃实的文章。”
所以，在后人讨论钱穆是否是“新儒家”的时候，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穆绝不是什么派系中的人，他是一个独立的学者。成为一个独立学者，自己先要站在一个高度上，又要不断突破这个高度，不断向上看，这样的状态，正是一种在学派与门户之间的得当拿捏。
历史注脚：
历代父子兵
曹氏三父子是建安文学的先驱，是中国史中第一个文学家庭；汉代大儒刘向著《别录》，其子刘歆在此基础上著《七略》；司马迁宁愿接受腐刑也要写完《史记》，乃是为完成父亲的遗志；班固著汉书，没有人知道其中有多少内容是他的父亲班彪所写；宋代的苏门四学士、王安石王雱，清代的王念孙王引之，乃至近代的钱基博钱钟书，都是师承家学的典范。
畴人之学
《史记》中将古代专门执掌天文历算之学、父子世代相传的人叫做“畴人”。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多是师承家学，所以称为畴人。清代阮元编写了《畴人传》，收有自上古至清乾隆末年的天文、历法、算学家 300多人（包括外国41人），叙述他们的事业和贡献。但是在古代，这种畴人之学并不被尊敬和推广。
做足“说文解字”的功夫
做学问要有一个大局的意识，明白学术之间的关系；也要有一个哲学的头脑，来思考材料背后的精神；还要有所师承，避免信口开河，走了冤枉路。但即使这些都做到了，我们还不能开始研究历史。因为等待我们研究的是坟籍史册，我们首先要能读通读懂，才能有所创造。钱穆说：“古书不明，由小学不振。”这里所说的“小学”，也就是说文解字之学。
“通文字不仅为读书，从更大意义上来说，要研究民族文化种种要点，要从语言文字入手。也可以说，此下中国文化不复兴，也就因为我们的不识字，或者识字识得太粗浅、太浮薄，不能从精细深奥处去了解。”识字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竟然成了我们文化传承的一大危机。
不管繁简之争的结果到底如何，对于一个有志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认识繁体字是最基础的功课。也只有在这个最基本的能力之上，才有更广阔的空间去发展。
汉字是中国民族最独特的创造，它自成一系，从象形到六书，而后隶变，成楷，甚至衍生出专门的书法字画艺术。一个汉字，其中有形有声，形声会意，错综变化。如：古语中读辟音的汉字，都有分开在旁的意思，故臂，上肢在身两旁；壁，室之四旁；劈，刀剖物开；襞，布幅两旁相缝叠；璧，玉佩身旁；嬖，女宠旁侍。僻，屏开一边，侧陋邪僻，不在正道；避，走向旁去；譬，以旁喻正，使人明了；癖，宿食不消，僻积一旁……。
汉字之妙，钱穆一直是赞不绝口。就从明白一个字的涵义和渊源而言，繁体字确实比简体字更加接近本意，如季羡林先生说坚持写“愛”，因为“有心才有爱”。
但是钱穆所说的“小学”不仅仅是要认识繁体字。从学术上来说，一般“小学”要包括文字、音韵和训诂，也就涉及到校勘、改正讹误和辨伪。《吕氏春秋》中有一个经典的识字故事。
孔子的弟子子夏到晋国去，路过卫国。他听到有个人在念历史书：“晋国的部队三豕过河。”子夏说：“不对，是己亥（古代计时法）。那‘己’跟‘三’相近，‘豕’跟‘亥’相似。” 后来子夏到了晋国，问晋国人那句话怎么读，晋国人说是：“晋师己亥过河。”
古书因为传抄、散佚，常常容易出现这种“三豕涉河”的情况，如果没有一定的小学底子，便不能弄清楚其中的含义。
汉字寓意深刻，春秋笔法中往往一字藏褒贬。“征、伐、侵、袭、讨、攻”这六个词，在古汉语中虽同指军事上的进攻，但在意义、用法和感情色彩上却有细微差别。
“征”带有褒义，表示主动的一方在道义上占优势，常用于上对下、有道对无道。“伐”是中性词，多用于诸侯或平级之间的公开宣战，一般师出有名，《左传·庄公十年》中“齐师伐我”，“公将鼓之”，后来，因“征”“伐”二字经常连用，“伐”也逐渐有了褒义。“讨”是先宣布罪行，后加以攻击，有言字旁，说明主要是舆论上的进攻。“袭”是乘人不备而突然发起进攻。 “攻”是军事进攻的泛称，一般不带有感情色彩，作者立场中立。“侵”则有明显的贬义，是不宣而战，直接侵犯别国。如我们现在还使用的“侵略”。
一字之中深意无穷，这既是我们阅读史书的一大挑战，但也是汉字的一大乐趣。简洁的字句中有写书者的一份感情，也有那些历史人物复杂的心理和激烈的斗争。读史并不是去摇头晃脑地背史书，先明白了每一个字的艺术，史书之中的故事和史家的个性也会跃然纸上。把死书读活，把复杂的历史读简单，便能继续下面更深入的研究了。
历史注脚：
繁简之争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明确提出，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并称汉字简化是歧途。此话一出，顿时激起千层浪。而在1954年，23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季羡林便是其中之一。自从《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1月由国务院正式公布以来，在半个多世纪里，汉字的“繁简之争”不断。最近的一次是在2008年３月，由宋祖英、黄宏、郁钧剑、关牧村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向两会联名递交了一份《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成书于公元100年到公元121年之间。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540个部首，将9353字分别归入540部、14大类。先列出小篆，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则在后面列出。然后解释这个字的本义，再结实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说文解字》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后世的字典大多采用这个方式。段玉裁称这部书“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
二 读史的智慧：读书的学问才是真学问
尽信书不如无书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样的怀疑是有道理的。钱穆也专门对中国的第一部史书《尚书》做了考证辨伪。
钱穆说，“《尚书》是一部多问题的书。”除了因为年代久远，造成文字诘屈聱牙之外，还存在真伪问题。
《尚书》有两种本子，一种叫今文《尚书》，一种叫古文《尚书》。秦始皇焚书时，有一个经学博士叫做伏生，他悄悄收藏了一部《尚书》，装在家中的墙壁里，待到汉代的时候，接近百岁的伏生藏有《尚书》的事情，传到了汉皇的耳朵里，皇帝便派了一个名叫晁错的学者到他家求书。但伏生已经口齿不清，加上双方口音不同，只好由伏生的女儿帮忙翻译。几个月后，晁错就带着这部《尚书》回到朝中。这个版本的《尚书》被称作伏生《尚书》。还有一个问题，先秦是写篆体，秦代汉代都写隶体。于是把篆体的叫古文，拿通行的隶书写的叫今文。伏生《尚书》本是一部篆体古文的，后来在伏生的帮助下由晁错改写成隶书，因此伏生《尚书》同时又称今文《尚书》。汉廷把来设立博士，传授学生，是官方版本。
后来，武帝时，有人建房子的时候弄坏了孔子旧居的墙壁，在壁中发现了许多古书。这些古书为孔子后人孔安国所有，其中就有一部《尚书》，则称做孔壁《尚书》或孔安国《尚书》、古文《尚书》。
有了两个版本的尚书，自然就要比较异同了。伏生《尚书》只有二十八篇，而孔安国《尚书》多了十六篇。在这共有的二十八篇中，文字也不尽相同。孔安国《尚书》一直没有列为官学，只在社会学术界私下流行。汉末大乱，古文《尚书》不见了，到了东晋，忽然有人献上《尚书》，称是孔安国本。以后，学者便把两种版本的《尚书》合而为一，成为今天见到的《尚书》。
钱穆看到的《尚书》版本，又不知是经过了多少双手传抄、批注、誊刻了。这本书可以说是“来历不明”，因此难免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朱子就曾说，为什么伏生《尚书》都难懂，而孔安国《尚书》却又都是容易明白的？到元代吴澄、明代梅鷟，开始出来怀疑古文《尚书》是假的，靠不住。知道清代，阎若璩写了一书名《古文尚书疏证》，辨别真伪，此事才得成为定论。
但是钱穆并没有完全相信闫若璩的结论，经过他反复对比和推敲，只认为《尚书》中最可靠的是《西周书》，虞、夏、商书都有问题。但是在这十几篇《西周书》里面，也还是有问题。为此钱穆曾写过一篇文章，便是讨论《西周书》的。
钱穆辨伪的思想，在他的《朱子学案》中也有体现。他对朱子思想作了全面考察，共分五十八篇论述了朱子的整个学术，其中就有校勘辨伪。
清末，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认为一切古经都是西汉刘歆伪造，只有今文经学才算是经书，今文经都是孔子假托古人来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的。虽然当时康有为也很有影响力，但是钱穆毫不客气地说他是“一派胡言”。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有理有据地驳斥康有为的诸多不通之处，不仅洗刷了刘歆造伪经的不白之冤，也平息了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
钱穆身体力行，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精神用于治学。但他不是在自说自话，怀疑一切，扎扎实实的国学底子才是他敢于怀疑的勇气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