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带着思想读历史 (3)
读书是在和作者交流，这种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如果迷信书本，自己没有见地，则等于将材料过了一遍，而对自己没有启发。这样读书，有劳而无功，意义不大。
历史注脚：
孟子疑书
据史料记载，牧野之战中，商纣王仓促应战，与周武王的悬殊过大，但忠于纣王的将士们都视死如归，殊死搏斗。 后来，在《尚书 武成》一篇上说商纣王的军队“血流漂杵。”孟子读了这篇《尚书 武成》，颇有感慨。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认为，像周武王这样讲仁道的人，讨伐商纣王这样极为不仁的人，怎么会血流成河呢？他不相信《尚书》中的这个记载，于是提醒后人不要盲目地信任《尚书》。
辨伪大师梁启超
辨伪理论的奠基人是梁启超。他于20世纪20年代撰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构建了新史学理论，也以求实求真的理性眼光，运用近代科学演绎、归纳等方法，构建了辨伪学理论。在这三部书中，他对伪书的种类、作伪的原因、辨伪的意义、辨伪的方法、伪书的价值等等做了系统的阐述，进行了具有规律性的理论总结。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提出了辨伪书的12条标准，证真书的6条标准及辨伪事的7条标准。这些标准既有对前人如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关于辨伪方法的总结，也有他自己的创新。
莫为批评而批评
在《春秋》中，“崩”“薨”“卒”“死”这四字，表示不同身份的人去世。天子死称“崩”，诸侯死称“薨”，卿大夫死称“卒”，而庶人之死才称“死”。孔子在《春秋》里把这四个字分得很清楚。孔子是鲁国的大夫，孔子之死也称“卒”。
到了钱穆的时代，疑古批古的风潮正劲，说道孔子在《春秋》当中的用字时，便有人说，人死难道还要分一个高低贵贱？孔子把死分得这样开，都是因为他的“封建头脑”。
类似这种说法，还有很多。孔子记载平时要穿什么样的衣服、颜色搭配和禁忌等等，都被批为封建形式主义，迂腐老朽。越是对古人批评得厉害的人，似乎他的革命之心越是坚定，身份也越是进步。于是，当时就有很多人不讲有没有学术性可言，只是一味批评古人，就要是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得说出点什么来，慢慢就变成了为了批评而批评。先自己下一个结论，比如认为传统都是坏的，然后到处找材料来证明自己的结论。
时代大流如此，社会舆论如此，钱穆作为一个高中肄业、自学成家的小人物，发出反对的声音的也很容易淹没在洪流之中。但他还是要讲。“这种对古人的硬性批评，其中没有学问可讲，至少做学问，不能先开口骂人。”
孔子在《论语》里说：“予将死于道路乎？”“颜渊死，子哭之恸”；庄子说：“老聃死”，也只用死字。《论语》和庄子的话，都是记录的平时言行，所以可以看做是民间话。而孔子《春秋》里的文字，大体是根据周史官来的。天子称“崩”，诸侯称“薨”，这是周公制礼作乐里的一番礼。原本是当时政治上的东西，慢慢这种称法成为当时的一种“官用话”。这两种用法，是孔子当时的社会情况如此，孔子并没有刻意去区分什么，他甚至没有想过所谓的“阶级思想”。
孟子也对孔子的记载做过解释，他说“其文则史”。孔子的记录都是有依据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依据，而只批评古人，这种批评就变成胡搅蛮缠了。
其实在钱穆那个时候，批评，就指评论、评判，有好的也有坏的。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但是一股批古的浪潮，将中性的批评者也带入只说坏处不说好处的习惯中，渐渐越来越多的人都以批古为荣了。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民国时有很多人思考为什么汉武帝要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学。后来有人说，当然因为孔子儒家言便于帝王专制，汉武帝才采用了董仲舒之言。慢慢这种说法就成为了“常识”，大家都这样讲。但钱穆又问，此说出在何书？有何根据？
钱穆认为， 汉武帝十七岁做皇帝，他还是储君的时候就对儒家的言论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接纳董仲舒的建议。钱穆在《秦汉史》中有详细地考证。他推测，汉武帝表章五经为要便于专制的话，应该是从日本传过来的。
汉时很多人认为汉不能走秦的老路，秦二十几年就亡了，汉该学周，因为周朝绵延至八百年。董仲舒便是这种想法的代表。董仲舒劝汉武帝改制，是要改秦代的制度，复三代夏、商、周的古。秦代的博士制度兼容并蓄，不论宗主到可以参与廷议，到了汉代，既然要革秦，就罢黜百家专讲五经。
秦始皇专制时，不论门派都能议政，汉武帝正要一反秦始皇之所为，但不能说这样就是为了加强专政。“我不是要为汉武帝董仲舒辩护，只是要讲历史真相。”钱穆相信历史的真相，并不是当时人们所揭示的“加强专制”这样简单。然而时代变了，社会变了，学术上的要求也变了，“读书人该可抱些新鲜想法，讲些新鲜话。但究竟要有根据，不能废书不看，信口开河。”
在批评孔子的时候，很多人大骂孔子的《春秋》，认为书中都是诛心之论。又说汉武帝表章六经为便专制，钱穆反问，这样的说法岂不也是诛心之论吗？
“我们最好不要随便批评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们批评他，他也无奈何。我们该要懂得批评现代人。如我所写《秦汉史》涉及此事的，中间那一句话讲错了，这尽可批评。不要认为近代人便不值批评，只去批评死了的。”
历史注脚：
诛心之论
《后汉书·霍谞传》中记载，春秋时晋国的赵穿杀了国君晋灵公，身为正卿的赵盾没有声讨赵穿。晋国的史官据此，在记载这件事时就写“赵盾弑其君”，将弑君之罪归到赵盾的头上。后人认为这样的定论是“诛心之论”，应该从本质和动机上来看史。
王官学与平民学
“表章六经、罢黜百家”，本是董仲舒向汉武帝的建议。表章六经，就是表章古代的王官学，也就是《春秋》之学；罢黜百家，便是罢黜后起的平民学。王官学百家言这种分法，出自《汉书·艺文志》，近人说王官学就是贵族学，百家言就是平民学，汉武帝要复兴古代的贵族学，罢黜后代的平民学，是否会有利于专制，这不是必然充分的条件。
带着疑问来读书
《论语》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陶渊明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陆九渊说“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钱穆将他们的话提炼成一句：读书问题不能不有，但答案不一定能有，且莫要急功近利。
读书要有疑问，因为我们常说“学问学问，有学也有问”。读书就是学，问是第二阶段。不管是问老师，还是问自己，都要“会疑”。但这并不是“怀疑”，对什么都不信，光怀疑了，又何必去读？“会疑”是要懂得疑。
对于学史的人来说，司马迁的《史记》至今已两千年，在《史记》以前，《尚书》、《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到司马迁也有一千年，西周到现在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西周书》以前还有唐虞夏商，最少说也有两千年。为什么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要到西周初年才有史记录？为何有了《尚书》，隔了五百年又有孔子的《春秋》，再隔了五百年有司马迁太史公的《史记》？如果这样来疑问，便会慢慢看出中国史学的演进过程。
孔子和六经一直以来便是中国人学问的正统，但是为什么写史便尊司马迁，写文章又有屈原、汉赋、《文选》，这些都不关孔子，为什么要说我们中国人只尊孔子？这样的问题，钱穆肯定思考过，也给出过答案。但他的答案，并不是立即就得出的。比如直到钱穆九十多岁的时候，他才高兴地说，儒家所说的“天人合一”，他终于领悟到了。
如果有了一个疑问便立刻要答案，得出的答案未必正确，而这种学习的心态也未免求之过急。越是有深度的问题，越是需要时间来回答。西方也说“很快明白的东西，维持不了很久。”带着一个等待答案的疑问来读书，对知识会更加敏感、留心。科学上很多大发现，都是在一个小问题上慢慢地花了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工夫，才解答出来的。
牛顿当年被苹果砸中，便想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而往地下落？书本上没有答案，他也无法立刻回答出来。但我们都知道，最后他终于解答出地球引力的奥秘。所以有问题时不要急于寻求答案，要能埋头一本本一部部地去读书。
《尚书》、《论语》、《史记》这些经典，是中国人世代慢慢传下来的“必修本”。但是到了近代，人们故意不去读这些古书，看到了也视而不见。这样的人便不能做学问。真正想要弄清楚中国的传统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还需静心将历代推崇的书看一个遍。虽不是本本精读，但要知道大体。埋着头跑向前，积累到一定程度，再放开眼睛四边看。这是钱穆向他的学生推荐的一种学习方法：既要“高瞻远瞩”，又要“博览综观”。
东汉人王充曾在京城太学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为师。他喜欢广泛阅读，记忆力很好，过目不忘。但是他不拘泥他人的观点，是我国思想史上少有的敢于大胆怀疑的人。
虽然王充没有得出唯物主义的结论，但他的学习过程中充满了思维的乐趣。他一生没有得出关于神鬼的绝对答案，直到今天我们也必须承认人类对宇宙认识得不够。但是带着疑问去读书的人，正如钱穆所说的那样，不容易产生倦怠，一直为了答案而追求。
历史注脚：
王充
东汉时常有一些谶纬之书，讲一些神鬼灾异的事情。但所有人都相信真有祥瑞和灾祸的灵异事件，这时王充大胆提出了“无神论”，并且著书《论衡》，其中怀疑经典，指出孔子、孟子的某些自相矛盾的观点，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指责。王充的怀疑不仅大胆，他还花大功夫去研究，以求得一个自己满意的答案。也正因为如此，王充被后人封为中国历史上可以与孔孟齐名的大思想家。
二十五史之后的历史
钱穆曾问章太炎先生说：“现在是二十五史，下边该怎样写？”章太炎没有回答。正史如何继续下去，还有近代的正统问题，这些都需要有一种新的体例、新的史家见解来容纳。这个问题，一直留在钱穆的心里。下边我们该怎样？“诸位胸襟自宽，抱负自大，但包袱也就重了。虽有个远大前途在你前面，但也不一定达得到。这样一来，至少使你做学问可以不厌不倦。”
三 读史的深度：从文字中寻觅人
《史记》自立例，而破例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他之前，有记言的《尚书》和按照年代编写的《春秋》。《史记》虽以人物为中心，但也要处理记事和编年的问题。如记载项羽这个人，他在何年做了何事便是要写的重点。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类。
本纪主要是写帝王的，如《五帝本纪》，《夏商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一直到汉朝，一个皇帝一篇。写汉高祖、汉惠帝，就从他们做皇帝时从头到尾的大事都提纲挚领写一遍，所以本纪如同《史记》里的《春秋》。
世家是分国的，春秋时代有十二诸侯，如《鲁世家》、《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这些分国史也照年代排下，主要还是记事。
列传，主要记录著名的人物，不是王侯但很有影响力。是《史记》中最主要的部分，也是太史公的独创。但在《史记》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就已经一天天地表现出来了，到了太史公正式地规范了列传的体例。
表，就是将事件列成表格，简洁而又一目了然。书，是专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书。如水利问题就作《河渠书》。
因此，太史公的《史记》其实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学上的各种体裁兼收并蓄，合来完成这样一部书。
计划建一幢房子，先要有一个的大间架，一窗一门，则小木匠也可做。大著作家必有大间架，而大间架需要大学问来支撑。史书中的体裁，也只是一个大体，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死格局。司马迁在使用体例上，就体现出了大师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