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 封禅泰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根据儒家的通行说法， 自古以来， 只有受命帝王（神授君权） 或盖世英主才有资格举行封禅大典。《汉书·郊祀志》载， 春秋时， 齐桓公称霸， 会诸侯于蔡丘打算封禅泰山。管仲听后， 历数上古以来登封泰山的帝王， 婉言规劝。齐桓公知道自己资格还不够， 只好作罢。到了西汉武帝时， 国力空前强盛， 群臣纷纷劝进。司马相如临死前留下的遗文就是《封禅文》。后来汉武帝听方士说， 封禅泰山可以成仙上天， 于是欣然登山。成行之际， 举国狂欢， 当作盛大的节日。太史令司马谈因抱病在身， 不能前往， 竟引为终生憾事， 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感叹不已。封禅的意义可见一斑。在汉武帝之后，只有为数不多的君主进行过这一仪式， 如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
大经营家桑弘羊
汉武帝在位时， 国家经济繁荣， 百姓安居乐业， 一派天朝大国的气象。但是，汉武帝连年对匈奴用兵， 维护大国地位， 国家的开销是很大的。为了挽救财政危机，汉武帝开始招聘并重用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 在这个时候， 桑弘羊登上了历史舞台。
桑弘羊出生在洛阳一个大商人家庭里。洛阳人经商成风， 他们的计算与理财能力， 也是其他地方的人比不上的。在这种大环境、小环境的双重熏陶下， 桑弘羊从小就显露出一个经营家基本的天赋———计算。别人用工具， 而他却会心算， 不仅算得快， 而且全面、系统。可是， 从他13岁进入宫廷， 在武帝身边做了20多年侍中，却一直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 武帝恢复经济的愿望刚露出一点苗头， 桑弘羊就抓住时机， 向武帝陈述了他一系列的想法及建议。武帝这才发现， 身边居然有这样一位大能人， 不禁高兴万分， 立刻让人按桑弘羊的建议实施改革措施。前119年， 初步的改革开始了。
桑弘羊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发行白鹿皮币和白金币。白鹿皮币是用白鹿皮做成的，大约一尺见方， 周围画上彩色的花纹， 每张价值40万钱。白鹿皮币不是真正的货币，它只是朝廷和统治阶级内部相互交换的一种货币形式， 用它可以兑换钱财。真正的货币是白金币， 由银锡合金制成， 分为3000钱、500钱和300钱三种面值。白金币的发行是为了打击商人势力。谁知由于白金币的币值定得过高， 引起了大规模的私铸、偷铸现象， 反而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破坏。终于， 这项制度只实行了4年， 就被废除了。
在发行新币的同时， 又实行算缗、告缗的政策。算缗是向富商、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 以增加国库的收入； 告缗则是针对不如实汇报财产的商人， 一旦发现， 便罚他守边疆一年， 并没收全部财产。而告发者则可以获得被罚人的一半财产。这样做， 既抑制了商人的非法牟利， 又增加了国家收入。
第三件事便是实行盐铁业的官营。在汉朝政治影响下， 国家对盐铁的经商是不加限制的， 因而一些靠煮盐冶铁发家的商人， 个个腰缠万贯。桑弘羊认为这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收入， 坚决主张实行盐铁的国有及专卖政策， 并提议让专门的盐铁商来负责这件事。于是山东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河南的冶铁商孔仅被破格提升为大农丞， 分管盐铁的工作。经过他们三人的共同努力， 国家终于基本实现了盐铁的专营。这不仅使中央的集权统治有所加强， 而且大大增加了西汉的财政收入。
汉武帝看到这些政策对国家经济十分有利， 非常高兴。前115年， 他提升孔仅为大农令， 桑弘羊接替孔仅为大农丞。在做大农丞期间， 桑弘羊又做了三件大事。
首先是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告缗运动。原来， 算缗令颁布后， 一些商人和高利贷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不肯向朝廷如实呈报财产数目， 影响了这项政策的执行。桑弘羊在汉武帝的批准下， 派遣许多官吏到各地严厉地贯彻“告缗法”， 没收了不可尽数的财物、土地及奴婢， 对富商们进行了一次暴风骤雨式的大扫荡。
其次是统一币制， 将铸币权集中到中央， 使用新的五铢钱。汉初以来， 货币制度一直比较混乱。前几次的改革不仅没起到好的作用， 反而使社会经济动荡不安。桑弘羊一面禁止郡国私自铸钱， 一面统一货币， 将铸币权收归中央。这次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此汉朝有了较为健全的货币制度， 社会也渐渐稳定繁荣起来。
除了以上两项政策， 桑弘羊的第三项革新措施是试办均输。以前， 各郡国每年都要向中央进贡货物。由于路途遥远、商人从中谋利等因素， 不仅使进贡的货物容易受到损坏， 还增加了郡国的负担， 对朝廷也没有什么好处。桑弘羊灵活地运用了商人从事贩运的经验， 创办了均输法。它的具体办法是： 各个郡国把应上缴的贡物，连同它的运费加在一起， 按照当地的市价， 折合为一定数量的当地土特产品， 就地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将这些土产， 一部分上贡给朝廷， 其余的就由均输官运往缺乏这些东西的地区， 进行出售。这一措施， 既可以免除以上的种种缺点， 又使西汉王朝在土产品的辗转贸易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有力地保证了汉武帝对外用兵时的经费开支。摇前110年， 功劳显著的桑弘羊被提升为治粟都尉， 并代理大农令的职责。这时的桑弘羊已经是全国财政的第一把手了。独掌财权后， 桑弘羊继续以前的财政革新，不仅加大力度对盐铁专卖进行整顿， 还全面推广均输政策， 使全国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 老百姓不用增加赋税， 国库收入却逐年增加。除此之外， 桑弘羊又发展了两项新的政策。
一是推行平准， 即由大农令设置一个“平准” 机构， 将国家和长安所有的物资都储存在这个机构里。当长安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过高时， 平准长就以低价抛售；如果某种商品价格下降， 平准长就进行收购。通过这样的方式， 使物价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上， 同时也打击了一部分商人的投机倒把活动， 对国家的统治是极为有利的。
二是实行酒类专卖。同盐铁官营一样， 这也是一项保障国家收入的政策。使汉王朝在财政上获得了丰厚的收益。
种种措施， 使桑弘羊替武帝搜集了大量钱财， 也暂时缓和了西汉王朝的财政危机。前104年， 汉武帝将大农令改名为大司农， 下属部门更加健全。前100年， 桑弘羊被正式任命为大司农， 他的职权比以前的大农令更为扩大。
桑弘羊在武帝死时受命为辅政大臣之一， 这与他卓越的经营及理财能力是分不开的。尽管后来他居功自傲， 甚至参与谋反， 而被押上断头台， 但他一生积极进取，为汉王朝作出非凡的贡献， 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桑弘羊创铸的五铢钱， 自汉至隋，一直沿用了700年， 而由国家控制铸币权的制度， 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已成为不变的法则。桑弘羊是作为一个兴利除弊的功臣名扬后世的， 他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对后世起到了巨大的启示和规范作用。
重农抑商政策的传统
武帝时， “算缗”、“告缗” 推行之后， 政府的府库得到充实， 商人受到沉重的打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算缗” 和“告缗” 对于当时政府经济危机的缓解， 对于抑制在经济上可能与政府抗衡的商人的实力， 都有直接的效用。不过， 这种以强制手段剥夺一部分民众的财产以充实国库的做法， 却在历史上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而中国古代大一统帝国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 也可以在汉武帝时代找到历史源头。
司马迁与《史记》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和史学著作， 它开启了许多史学题材的先河。《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 或称“太史公书”， 或称“太史公记”， 也省称“太史公”。“史记” 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 从三国开始， “史记” 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 的专名。作者司马迁， 字子长， 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 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里， 其父司马谈是一个历史学家， 在政府里担任太史令的官职。司马迁小的时候， 父亲就对他充满期望， 希望儿子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 所以家教很严。司马迁10岁的时候， 就能诵读《左传》《国语》《尚书》等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书， 在历史学和文学两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读书， 遇到疑难问题， 总要反复思考， 探究根底。他还喜欢寻访名胜古迹。从20岁那年起， 司马迁到全国各地去游历， 往南他到了江淮流域， 最远到过会稽（今浙江绍兴市）。据传说他特意到留有禹穴的地方进行了考察。往北， 司马迁渡过了汶水、泗水， 到过春秋战国时代的齐国、鲁国的首都， 实地考察了孔子、孟子当年给学生讲学练武的遗迹。每到一地， 凡是古代历史记载或传说中出名的地方，司马迁都要亲自考察游览， 访问当地的老年人。他听说战国时代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了都江堰， 能防洪和灌溉， 就特地跑到四川， 爬上岷山眺望， 到都江堰的离堆上去踏勘。他听说秦灭魏的时候， 曾引黄河水去淹魏国首都大梁城， 就特地跑到大梁， 观察了城墙上当年被水淹过的痕迹， 向老年人询问水淹大梁的惨状。他听说屈原怀才不遇， 自沉汨罗江而死， 就特地跑到长沙， 在汨罗江畔凭吊了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经过这次大规模的游历和考察， 司马迁开阔了眼界， 增长了知识， 锻炼了观察事物的能力， 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 为写《史记》打下了基础。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 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 攻打匈奴， 打了个大败仗， 几乎全军覆没， 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利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当李陵准备收兵返回的时候， 突然被匈奴单于率三万大军包围。李陵急忙以军为营， 列队布阵， 前边将士手持枪戟盾牌， 后边弓箭手引弓待发。等敌人临近， 李陵一声令下， 弓弩齐发， 匈奴兵立刻倒下一大片， 其余的回头就跑。李陵又下令擂起战鼓， 将士们一跃而起， 奋勇追击， 又杀死了几千名敌人。匈奴单于并不罢休， 又召集了八万骑兵追堵李陵。李陵且战且走， 又杀死了三千多名敌人。匈奴兵仗着人多， 紧追不舍， 到了一片长满芦苇的沼泽地中， 匈奴兵四处放火， 想烧死汉兵。李陵索性叫士兵先点燃芦苇， 以阻止火势。就这样好不容易走出沼泽， 进入南山中。单于也驱马赶来， 率兵轮番攻打。李陵拼死再战， 转战于树林间， 又杀了几千名匈奴兵。
单于见汉兵精悍凶猛， 以一当十， 围追了这么多天， 不能消灭他们， 又见他们不南退， 不由疑惑起来， 以为他们是汉朝派的精兵， 诱使他们到汉匈边界处一举歼灭。他想撤兵， 却怕为人所轻视， 堂堂一国君主， 统帅十万军马， 竟然对付不了几千汉兵， 这叫他日后如何发号施令？ 正在左右为难之际， 汉军出现了一个叛徒。这个叛徒叫管敢， 本是侦察敌情的探子， 因为被上司责骂， 怀恨在心， 就投降了单于，说李陵死伤很多， 后援无望， 弓矢将尽， 只要加紧攻击， 肯定会把汉军全部消灭掉。
单于大喜， 打起精神， 组织人马， 轮番攻打李陵。李陵连日战斗， 损失惨重， 人马也剩下不多， 且又多数带伤， 弓箭全部用完了， 在这种身陷绝境的情况下， 李陵最终被匈奴逮住， 投降了。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 并且召集大臣， 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 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 想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 “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 他深入敌人的腹地， 打击了几万敌人。
他虽然打了败仗， 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 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 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汉武帝听了， 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 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 勃然大怒， 说： “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 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 他吆喝一声， 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 交给廷尉审问。
审问下来， 把司马迁定了罪， 应该受腐刑（一种肉刑即宫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 只好受了刑罚， 关在监狱里。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 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 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他痛苦地想： 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受了刑， 身子毁了， 没有用了。但是他又想： 从前周文王被关押， 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 后来编了一部《春秋》； 屈原遭到放逐， 写了《离骚》； 左丘明眼睛瞎了， 写了《左传》； 孙膑被剜掉膝盖骨， 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 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
这些有名的著作， 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 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 才写出来的。
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 于是， 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前95年） 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 编写成130篇、52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 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 给予高度的评价， 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 形象鲜明， 语言生动活泼。因此， 《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 担任中书令。后来， 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故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的评价。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 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太初元年， 叙述了我国3000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 全书有本纪12篇， 表10篇， 书8篇，世家30篇， 列传70篇， 共130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10篇： 三国魏张晏指出这10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 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130篇， 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 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 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 就是他的补作。摇摇摇摇摇摇《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 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 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作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 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 或者采取阙疑的态度， 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 修史态度严肃认真， 所以，《史记》记事翔实， 内容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