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功业固然伟大， 但司马迁的影响也同样深远。见证汉武帝西陲功业的玉门关如今不过是一堆黄土， 而司马迁的《史记》还在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
灿烂中华不能没有汉武帝， 但更不能没有司马迁。
汉武帝“轮台罪己”
汉武帝在位时期， 汉朝的强大是空前的， 出现了封建王朝的鼎盛局面。然而， 与雄才大略相伴相生的， 是刘彻的刚愎自用； 与强大鼎盛如影随形的， 是奢侈腐化的日益滋长， 整个社会潜伏着衰亡的因素。
值得庆幸的是， 就在危亡存于旦夕之际， 汉武帝及时醒悟并反省了自己的错误， 于是悬崖勒马。征和四年（前89年） 六月， 他出游东莱返回长安后， 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深表悔恨。
这份诏书之所以叫《轮台罪己诏》， 是因为在此之前， 负责屯田事务的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等人上书武帝， 提出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东南） 屯田戍边的建议。汉武帝随后发布的诏书， 就是针对“轮台之戍” 的建议而写的， 诏书的主要内容是汉武帝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 把原来的错误都归罪于自己， 所以后人将其称为《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 不仅对西汉， 而且对中国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今古文之争
西汉的经学界几乎完全为富于浓厚神秘思想的今文学家所包办， 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到了王莽时代， 比较富于历史态度而只以孔子为大师的古文学家才渐抬头，当时极力提倡古文的就是刘歆。
所谓今古文的“文”， 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 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 即大篆或籀书。可是， 经过秦朝“焚书” 的浩劫， 儒家经典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西汉流行的儒学经典多无旧典文本， 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 由从习经生们记录下来。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 属当时代的“今文”， 故而这类经书被称之为今文经。比如《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大戴礼记》《小戴礼记》， 这些都是今文经，即汉代以后的人对经典所作的解释。
秦朝焚书之时， 一些儒生冒死将一些儒学书籍藏在墙壁的夹层里。这些经书到了汉代陆续有所发现。汉武帝末年， 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以广其宫室， 在孔府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包括《尚书》在内的大批藏书。这些藏书都是用六国时代的蝌蚪文书写的， 所以称为古文经。因为当时识先秦古文的人不多， 所以这些古文典籍重新问世以后， 主要藏于皇家图书室， 并没有得到当时代人的重视。
第一个为古文经呐喊的是刘歆。他在协助父亲刘向校书期间， 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刘歆认为《左传》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穀梁传》， 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官， 给以合法地位。但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强烈反对， 他们给刘歆扣上了“颠倒五经”、“变乱师法” 的罪名。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 他本人也离开了首都长安。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 则由此开始， 刘歆也被称为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从表面来看， 今古文之争主要表现在文字及对经义的理解、解释的不同。一般来讲， 解经时， 今文学派注重阐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 而古文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 今文学派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 特别在西汉， 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 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他们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古文学派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 但却反对讲灾异谶纬， 注重实学。
到东汉时立于学官的虽然仍只有今文， 但从此以后经学就有今文与古文、神秘的与历史的两个并行的潮流， 并且古文的势力渐渐有压倒今文的趋势。
光武帝初时仍设今文经十四博士， 后力排众议， 增设《左氏春秋传》。章帝鉴于今古文思潮繁杂， 为巩固封建统治， 统一学说， 召开白虎观会议， 制定《白虎通义》， 试图将两者融合。东汉末年， 兼通今古文经的郑玄采用混杂的方式注释经典，使得汉代今古文经之争在形式上结束。
到清末， 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 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 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 影响到了两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 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问世以来，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它是由皇帝亲自钦定的，内容又包罗万象， 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 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
《白虎通义》用阴阳五行来普遍地具体地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 大者如“三纲五常”， 小者如婚丧嫁娶、日常生活现象， 都可以用阴阳五行说去说明。不管如何牵强附会， 如何荒唐， 说者言之凿凿， 听者深信不疑， 使阴阳五行成了人们认识与解释世界的教条。
经学一旦发展为神学， 它的生命力也就接近枯竭了。从这个意义讲， 《白虎通义》宣告了经学的衰落， 是经学走向
游侠和任侠之风的兴起
游侠大致出现在战国、秦汉之际。游侠与游士、宾客和客卿的出现一样， 是春秋战国以降社会大变动的产物。宗法体制束缚的松弛， 等级秩序的破坏和解体， 诸侯、公卿势力的强大， 人口大规模的流动， 蓄养门客的风气盛行， 都助长了游侠的出现。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 除了为游侠立传外， 还专门写了一篇《刺客列传》。
其中记述的刺客都是重承诺、讲信义的侠士， 而不是简单的职业杀手。以聂政为例。
聂政原为轵深井里人， 因杀人避仇， 与母亲、姊姊跑到齐国， 以屠户为事。当时，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 与韩相侠累不和。严仲子怕侠累杀他， 就离开韩国， 到处寻觅刺客杀侠累。到了齐国， 听说聂政是一个勇士， 因避仇隐于屠者之间， 于是上门结交。起初， 聂政对严仲子并不热情。后来， 聂母生日， 严仲子具酒庆贺， 并且奉黄金百镒为聂母寿。聂政惊于寿礼丰厚， 坚决辞让。严仲子只得备宾主之礼而去。
过了许久， 聂母死， 聂政葬毕除服， 自忖道， 我不过是一个市井之人， 以屠狗为生，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 不远千里来濮阳与我相交， 而我却对他很冷淡。他奉百金为亲者寿， 我虽然不受， 但我心里还是很感激他的， 他对我是很了解的。我聂政岂能无动于衷。以前， 严仲子邀我， 我之所以没有答应他， 是因为母亲年老， 现在母亲已终天年， 我也到了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的时候了。聂政想到这里， 立即动身去濮阳， 见了严仲子， 表示甘愿听君驱使。
不久， 聂政仗剑至韩。一天， 韩相侠累方坐府上， 周围由许多持戟的士兵保卫，聂政径至堂前， 跳上台阶刺杀侠累。左右猝不及防， 顿时大乱， 将聂政团团围住。
聂政高声大呼， 击杀数十人， 一看无法脱身， 于是“自皮面决眼， 自屠出肠”， 毁容而死。
聂政自杀后面目全非， 韩国竟没有人能认出他来， 官方只好将其暴尸于市， 以重金悬赏， 凡能指认其身份者赏以千金， 但无果。后来， 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此事，悲痛地说， 这恐怕是我的弟弟吧， 严仲子真了解我的弟弟， 于是立即动身到韩国，至街市一看， 果然是其弟聂政， 禁不住伏尸恸哭， 并且对围观的市民说， 这就是轵深井里的聂政。众人问， 这个人谋刺我国相， 怎么敢来相认呢？ 聂荣说， 聂政恐我受株连而自毁面容， 我怎么能畏惧殁身之诛而使贤弟的名声隐没呢？
围观的市人听说后大惊， 聂荣乃大呼天者三， 哀极而死于聂政之旁。
到了西汉王朝初年， 任侠之风盛行， 游侠活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它固然与新王朝建立之初禁网疏阔、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尚待重建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与西汉初年统治者有意无意地提倡也有着一定的联系。比如汉高祖礼葬田横， 赦免谋刺他的义士贯高， 重用项羽旧将季布， 就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
西汉王朝建立后， 刘邦以陈豨为代相国， 监赵代边兵。陈豨十分羡慕战国时魏国信陵君养士的盛况， 及为代相守边， 家中也养了许多宾客。一次路过赵国， 随其出行的宾客的座车多达千余乘， 邯郸官舍皆满。而朱家、剧孟和郭解更是西汉初年声名远播、众望所归的游侠。
朱家是鲁人， 鲁地的民众多以儒教， 而朱家却行侠于世。据史书记载， 在秦汉之际群雄角逐、生灵涂炭之际， 他所救助臧活豪士以百数， 其余庸人不可胜言。尽管如此， 他却有着鲁仲连同样的品格， 终不伐其能， 不显扬其德， 凡是对人有所赏施， 唯恐别人知道报谢。他救助别人先从贫贱始， 专趋人之急， 甚于己私。然而他个人却自奉甚俭， 家无余财， 食不重味， 乘不过驹牛。他解救季布的危难， 而季布做了大官， 朱家却终身不见季布。于是“自关以东， 莫不延颈愿交焉”。
剧孟是洛阳人。当地人多以商贾为生， 而剧孟却以任侠扬名于诸侯， 其处世行事大类朱家。吴楚七国叛乱时， 条侯周亚夫为太尉， 乘车将至河南， 见到剧孟， 喜曰： “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 吾知其无能为已矣。” 故史书称， 天下骚动， 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说得剧孟如得一敌国， 未免过甚其词， 但剧孟作为一个游侠， 他对时局和形势的影响也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其母死时， 远方来送丧人所乘车辆竟达千乘之多。
朱家和剧孟的事迹， 说明了西汉初年游侠的活跃。而任侠之风的盛行则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 并采取一定措施予以打击。削弱地方豪强也是当时酷吏的一项重要工作。
景武时， 游侠之风并未稍息， 而当时著名的游侠则首推郭解。郭解是轵人， 其父亲文帝时以任侠被诛死。郭解本人早年可以说劣迹斑斑。他性格阴贼， 一不高兴就杀人， 所杀者甚众， 其他如借交报仇、臧命作奸、铸钱掘冢等不可胜数。后来年纪大了， 乃折节为俭， 痛改前非， 以德报怨， 厚施而薄望， 既已振人之命， 不矜其功。史书记载了这样几个事例： 郭解的外甥依仗郭解的声势， 与人饮酒时， 强灌之。
此人大怒， 将其刺死， 随即亡逃。郭解的姊姊埋怨郭解说， 人家杀了你的亲外甥，你却连凶手都抓不到， 于是将其子尸体弃之路旁， 以此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打听，得知凶手下落。凶手因迫于郭解威势， 主动向郭解请罪， 并将当时的事实原原本本地告诉郭解。郭得知事情真相， 原谅了此人， 并说： “公杀之当， 吾儿不直。” 随即将姊子收葬。民众听说此事， 多称慕郭解为人仗义， 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
从秦汉乃至中国古代社会， 随着历史的发展， 游侠和任侠之风逐渐式微， 虽不免令人惋惜和伤感， 已是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 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也许某些游侠精神会受到人们的传颂和赞扬， 但随着法制的健全、社会的安定、统治的严密，游侠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 侠义精神的某些方面和因素逐渐融入社会生活准则乃至民族的道德格局中去， 到了这个时候， 本来作为一种精神特征而存在的游侠就变得多余了。
武帝时为了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 对游侠和任侠之风进行了严厉的打击，郭解和灌夫的被诛就是两个重大事件。
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 主父偃奏言， 茂陵初立， 天下豪杰并兼之家， 乱众之民， 皆可徙茂陵， 内实京师， 外销奸猾， 这就是不诛而害除。武帝认为可行， 就下令迁徙郡国豪杰和家财三百万以上的富人于茂陵。郭解当时也在迁徙的名单之中，卫青将军为他请托说， 郭解家贫， 不够徙陵的标准。武帝却说， 郭解不过是布衣百姓， 其权势竟至于使将军为他开脱， 他不应属于家贫之列。郭解徙陵时， 当地的权势之家送礼达千余万。杨季主的儿子为县掾， 从中阻拦， 郭解的侄子就将其杀死。
郭解入关后， 关中的贤豪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的， 慕其名声， 都争着与他相交。郭解平日报仇泄愤， 经常杀人。武帝得知， 命官吏逮捕。经查， 这些命案都是大赦之前犯的， 因此不予追究。主办官吏奏郭解无罪， 公孙弘却认为， 郭解不过是一个普通百姓， 为行侠而随意杀人， 虽未明知其宾客杀人， 应当以大逆不道论处。于是，郭解族诛。
游侠消失了， 任侠之风衰落了， 但是古代游侠的传奇事迹却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侠义精神一直深藏于人们的心灵之中。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重义轻利、扶危济困的精神。
汉代推崇孝道
周秦以来， 孝道是天人合一宗教思想的道德支柱。它包含双重意义： 一是尊祖， 二是敬天。尊祖为孝， 敬天为德， 所谓“德以对天， 孝以对祖” 就是这个意思。
汉代统治者从建国伊始， 就极力宣扬和推行孝道， 把它当作治国安民的基本国策。《孝经》是汉代读书人第一部要读的书。除了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以外， 从西汉惠帝始， 迄于东汉献帝， 都以“孝” 字为谥号， 取“孝子善述父之志” 的意思。
为了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 汉代统治阶级又进一步把孝道纳入察举制度之中， 用以选拔人才， 考核官吏。凡行孝道、孝名昭著者， 即察孝廉， 推荐为官。《后汉书？冯豹传》记载， 冯豹十二岁时， 生母被父亲休弃， 继母经常虐待他。有一次趁他夜晚入睡， 继母竟想毒死他， 他发觉后逃去得免。后来尽管继母待他如故， 他却孝敬日笃。当时人称其孝， 乡里品评他是“道德彬彬冯仲文”。终于被察举为孝廉， 拜为尚书郎。
古文经学与王莽“托古改制”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 轰轰烈烈的一生以悲剧告终， 征伐匈奴的惨败， 国内的饥馑动乱， 使他处在内外交困之中， 他的晚年是在忏悔痛恨中度过的。公元前87年，他在巡行途中一病不起， 永别了他统治了五十四年的大汉帝国。此后的汉昭帝、汉宣帝还算称职， 能够维持先前的鼎盛局面。以后的继承人每况愈下， 相继即位的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 一代不如一代。终于导致外戚在宫廷政治中的作用逐渐扩大， 王莽篡夺政权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
王氏的外戚地位来源于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母）， 王莽凭借这一特殊背景， 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掌握宫廷大权。他从步入政坛到当上皇帝， 用了三十一年时间。这一段历史， 在东汉官方的《汉书》里， 完全被扭曲了， 王莽被写成乱臣贼子， 他在篡汉前所做的好事被写成虚伪做作、收买人心。其实王莽深受儒学熏陶，很注意“正心诚意”、“修身齐家”， 处处以周公为榜样。如果王莽的改革能够成功，他所建立的新朝得以延续， 那么对他的评价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王莽的悲剧在于， 过分迷恋于已经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 企图用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世界。汉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他面前， 为了摆脱困境，他立志改革。然而这种改革的着眼点不是向前看， 而是向后看， 被史家称为“托古改制”。改革的一切理论根据就是一部儒家经典《周礼》。《周礼》一书是周朝制度的汇编， 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亲自编定的作品， 但是其中充斥了战国时代儒家的政治理想， 很可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王莽本身就是一个经学家， 对经学十分痴迷， 他言必称三代， 事必据《周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