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提供经学顾问的是西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刘向的儿子， 后来成为新朝“国师公”的刘歆。还在平帝时代， 王莽就支持刘歆， 把古文经立于学官， 设立古文经学博士。
王莽篡汉后， 刘歆成为四辅臣之一， 以“国师公” 的身份， 用古文经学为新朝建立一套不同于今文经学的理论， 用来“托古改制”。王莽似乎有意效法孔子， 事事处处学习周公， 把周公视为政治的楷模， 使他的改革显得迂腐不堪， 与时代格格不入。
看来他完全忘记了当年汉宣帝对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 的教训：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 时代不同了， 把周公治理周朝的德政， 用来治理汉朝， 未免过于迂腐、背时。
何况王莽“托古改制” 企图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长期困扰社会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 也就是土地兼并及其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无法用儒家经典的教条解决的问题。早在汉武帝时代， 董仲舒就把当时出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的状况， 归结为废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化的结果。因而他的解决方案的最高理想， 就是恢复井田制。但是， 井田制由于不合时宜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要恢复它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一个折中方案： “限民名田” ———限制人民占田超过一定数量。在土地私有化， 并且可以自由买卖的时代， 企图“限民名田”， 是经学家按照儒家教条炮制的平均主义空想， 写在纸面上很好看， 根本无法实施， 董仲舒不过是一阵空喊而已。哀帝的辅政大臣师丹， 继续重弹董仲舒的老调，再次提出“限田” 建议， 得到哀帝的批准， 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制定了“限田限奴婢” 的具体条例， 企图限制人民占有土地与奴婢的数量。在那个时代， 土地与奴婢是权势地位的象征， 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岂肯自动放弃土地与奴婢！ 师丹、孔光之流的“条例”， 也是一阵空喊， 引起了社会震动， 终于不了了之。
王莽的改革比董仲舒、师丹更为雄心勃勃， 不仅要“限田”， 而且要恢复井田制。他在诏令中宣布： “更名天下田曰王田”， 也就是恢复井田制， 实行土地国有化； 按照《周礼》记载的井田模式， 把全国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人均不得超过一百亩。这纯粹是经师们的空想， 如果按照人均一百亩的标准平均分配土地， 全国的土地根本不够分配。更何况土地的私有和买卖， 是当时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的基础， 取消土地私有， 禁止土地买卖， 显然是倒行逆施， 得不到任何社会阶层， 包括农民的支持。三年后， 王莽不得不承认土地国有化改革的失败， 承认原先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王莽还按照《周礼》， 企图实行西周的“官商” 政策， 由专职官员代表国家对工商业和物价进行控制， 主要的经济部门与物资由国家专营、专卖。结果是官商的弊端显露无遗， 把社会经济搞得一团糟。王莽不得不在垮台前一年宣布废除这项改革。至于按照《周礼》， 恢复古代的货币、官制， 弄得整个社会乱七八糟， 完全是一班腐儒在上演一出又一出闹剧。
王莽妄图按照儒家经学重建一个“大同” 世界， 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其初衷似乎无可厚非， 关键在于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社会问题，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倒行逆施的结果， 不但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反而使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引来了绿林、赤眉起义， 王莽的新朝仅仅存在了十几年， 就寿终正寝， 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何谓“九锡”
锡， 在古代通“赐” 字。九锡是九种礼器， 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器用之物， 是最高礼遇的表示。
九种特赐用物分别是： 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鬯。记载见于《礼记》。
皇权最盛的汉武帝， 就首先议论过“九锡” 之礼。后来曹操接受过汉献帝所加的“九锡”。东晋朝廷就曾屡赐给过桓温一些荣誉物品， 大多拒而不受罢了。
孙权、司马昭等人也接受过， 后来宋、齐、梁、陈四朝的开国皇帝都曾受过“九锡”。看看加九锡的是些什么人？ 于是乎“九锡” 成了“篡逆” 的代名词。
光武中兴与谶纬
公元25年， 赤眉军逼近首都长安时， 打着“复高祖旧业” 的汉朝皇室后裔刘秀，在鄗县（今河北柏乡北） 南面的千秋亭， 登上皇帝的宝座， 宣告光复汉朝。不久，刘秀攻下洛阳， 在此定都。史家把以长安为首都的前汉称为西汉， 把以洛阳为首都的后汉称为东汉。刘秀就是东汉的第一个皇帝——光武帝， 对于汉朝而言， 这就是“光武中兴”。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八世孙， 他的六世祖长沙王刘发是汉景帝之子， 刘发之子刘买被封为舂陵侯。到父亲刘钦时， 家道中落， 刘秀只身闯荡社会， 进入太学， 专心攻读《尚书》。他不像刘邦那样粗鲁， 而是有文化修养， 也不像刘邦那样有英雄气概， 而是并无宏大志愿。他的愿望就是： “仕宦当作执金吾， 娶妻当得阴丽华。”执金吾不过是负责京都治安的小官， 阴丽华则是出身南阳富家的绝色美女。后来他不仅娶到了阴丽华， 而且当上了东汉的开国皇帝， 出乎他自己的预料。由于他的皇室后裔背景， 以及文化修养， 在那个群雄纷争时代， 明显高于农家出身的草莽英雄之上。当他的车队进入洛阳时， 刘秀的随员仪表堂堂， 两旁迎候的父老们喜极而泣，没有想到今日还能重见“汉官威仪”！
刘秀要再现“汉官威仪”， 必须对王莽的倒行逆施进行拨乱反正， 重建汉高祖、汉武帝所确立的大汉体制。
当务之急是“解王莽之繁密， 还汉世之轻法”， 也就是废除王莽新设立的繁苛细密的法令， 恢复汉初的法简刑轻、务用安静的局面， 使得东汉光武一朝刑法宽松，社会稳定。
其次是必须清除王莽恢复的西周官制， 继承和发展汉武帝强化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西汉末年，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所谓三公， 改称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 由于外戚专权， 总是占据大司马大将军之位， 大司徒形同虚设。刘秀为了削夺大司马大将军的权力， 恢复大司马的原来名称——太尉， 把大司徒、大司空的“大”字去掉， 削弱三公的权力。但是矫枉过正， 使得三公成了一个摆设， 三公的职责都转移到本来替皇帝掌管文书的尚书台。皇帝通过尚书台控制中央政府， 使得三公成为没有实权的虚位， 日常政府事务由尚书台处理， 直接对皇帝负责。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奇特局面： 三公高高在上， 享受一万石的俸禄， 却没有权力， 叫做“有位无权”； 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掌管朝廷大权， 却没有三公的地位， 俸禄只有一千石， 叫作“有权无位”。中央的最高官僚不是“有位无权” 就是“有权无位”， 皇帝“集权”的目的自然达到了。
与此同时， 代表中央控制地方的刺史制度得到强化。西汉末年， 把刺史改称州牧， 俸禄从六百石增至二千石， 但职权没有变化， 仍无固定治所。刘秀定制， 把州牧恢复为刺史， 扩大它的权力， 一是让刺史有固定的治所， 向十二个州派遣十二名刺史， 使得刺史成为州一级行政区的最高长官， 每年年底回京述职， 朝廷据此对地方官作出升降任免的决定。这毫无疑问是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但是刺史权力的扩大， 州成为管辖若干郡县的大行政区， 为日后的地方割据埋下祸根， 是当初始料不及的。
刘秀推翻了王莽， 依然面临王莽企图解决的社会问题——限田限奴婢， 也就是限制土地兼并以及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王莽作了尝试没有成功， 刘秀力图以另一种形式来解决它。在东汉初建的十几年中， 它六次颁布诏书， 解放奴婢； 三次颁布诏书， 禁止虐杀奴婢， 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在解决土地问题时， 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他下令“度田” ——检核耕田面积， 遭到豪强地主的百般阻挠， 地方长官慑于豪强的压力， 并不认真“度田”。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 刘秀的近亲、近臣都是豪强地主， 又是最有权势的特权阶层， 尽管田宅逾制， 却无法检核。事情终于不了了之。原因很简单， 掌握政权的特权阶层不可能推行一种剥夺自身权益的政策。
刘秀的太学生出身， 以及精深的经学修养， 使得他在推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这点上， 尤为得心应手。东汉建立之初， 他就下令恢复汉武帝的五经博士， 《易》立四博士， 《尚书》立三博士， 《诗》立三博士， 《礼》《春秋》各立二博士，共五经十四博士， 在太学教授学生。东汉的太学， 规模大于西汉。
刘秀精通经学， 也爱好谶纬。阴阳谶纬是一种神秘哲学， 此学有两个大题目。
一个就是附会扩大《洪范》而产生的五行灾异说， 一切非常甚至平常的事都用这个万能的学说解释。《洪范》原是商代贵族政权总结出来的统治经验。“洪” 的意思是“大”， “范” 的意思是“法”。“洪范” 即统治大法。它的中心思想是， 倡导一种基于上帝意志的神权政治论， 强调按照神的旨意建立最高统治准则——皇极， 以保障“天子作民父母， 以为天下王”。认为龟筮可以决疑， 政情可使天象变化， 后成为汉代“天人感应” 思想的理论基础。董仲舒、刘向等人均鼓吹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说。
阴阳谶纬学的第二个大题目就是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五德” 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
“终始” 指“五德” 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常以这个学说来为历史变迁、皇朝兴衰作解释。后来， 皇朝的最高统治者常常自称“奉天承运皇帝”， 当中所谓“承运” 就是意味着五德终始说的“德” 运。
秦自认为水德， 汉犹豫不定， 直到西汉将亡时自己仍不知以往二百年到底由何德支配。汉室中兴， 光武帝才最后决定汉为火德。五德终始的学说在王莽与东汉之际最为盛行。王莽要假借这种《推背图式》的预言学为他篡汉的工具。汉朝是火德， 他制造各种预言和祥瑞， 使世人相信， 火德消尽， 土德当代。光武帝又用它为汉室复兴的根据， 告天祭神， 以确定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中兴居然成功之后， 光武帝对谶纬更加崇信， 平常极大方的皇帝对于怀疑谶纬的人也可很不大方。当时的经学家桓谭上书反对谶纬， 认为荒诞不经， 光武帝很不高兴， 说： “桓谭非圣无法， 将下斩之！” 谭叩头流血， 才得以保命， 后被贬官外放， 病死于途中。
当时的国教， 无所不包， 任何的信仰， 任何的神祇， 皇帝都代表国家对它表示相当的敬意， 因为皇帝现在于名实两方都是天下的君主。这种包罗万象的宗教是陆续建设起来的， 到西汉末东汉初可算达到最完备的程度。社稷山川都有神灵， 且有一套完备的谱系， 都要由皇帝主持祭拜。
在这个国教中， 最隆重的典礼就是封禅。封禅， “封” 为“祭天”， “禅” 为“祭地”， 即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的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战国时齐鲁有些儒士认为五岳中泰山为最高， 帝王应到泰山祭祀。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举行过封禅大典。封禅活动实质上是强调君权神授的手段。
汉朝几次官制变化
汉代的官制变化有几个关键点： 西汉立国之初、汉景帝、汉武帝、成帝哀帝时期、东汉光武帝。西汉立国之初， 刘邦在萧何、叔孙通的帮助下制定新官制，大体沿袭了秦代制度， 但重要的改变是“郡国并置”。汉景帝的时候改革了一些官名， 但主要的变革在于“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 加强了中央集权。汉武帝时期改变了一些官名， 增设了一些官职， 加强了京城的纠察与防卫力量， 设立了边疆的官职， 定加官之制， 中朝官开始形成， 总而言之， 武帝时期非常重要， 很多重大的变化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萌芽的。成帝哀帝时期改革了一些官名， 十分重要的是将刺史改成为州牧， 扩大了地方的权力。东汉立国之初， 为紧缩开支而裁减官僚机构， 减少官员名额， 每年节省俸钱开支以亿万计。光武帝亲政的时候， 以尚书台总领纪纲， 不以实权交给三公， 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王景治理黄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但也是一条给中华民族带来众多灾难的河流。从一定意义上说， 我国五千年文明史， 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 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 经济凋敝， 民不聊生， 灾逼民反， 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 也酿成天下大乱， 以致改朝换代。治水害， 兴水利， 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王莽政权的覆灭， 明末红巾军揭竿而起， 推翻元朝统治等等事件，无不与治河联系在一起。
反过来， 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 局面无不得力于对水利的重视， 得力于水利建设及其成效。水利兴而天下定， 天下定而人心稳， 人心稳就有生产积极性，社会有粮则百业兴， 整个社会必然繁荣昌盛， 外敌不敢入侵， 天下太平。早在大禹治水的时候， 这种情况就十分明显。大禹治水的成功促进了黄河流域农业的发展，从而为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家天下的私有制社会的进步， 奠定了基础，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的建立。
在众多的治理黄河的仁人志士当中， 功绩最大、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东汉明帝时期的王景。
王景（约生于公元20年）， 字仲通， 琅琊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 人。自幼“广窥众书”， 学识渊博， 掌握多种技艺， 尤其热心于水利工程建设。有一年， 浚仪（今河南开封） 附近的浚仪渠（汴渠的一段） 被黄河水冲毁， 影响人们的生活安定和农业生产， 朝廷下诏修复。根据司空（官名） 的推荐， 朝廷即派王景帮助王吴共修浚仪渠。王景建议王吴采用“堰流法”， 很快修好了浚仪渠， 以后一直没有再遭灾， 受到百姓的赞扬。“堰流法” 是王景的一大创造。所谓“堰流法”， 就是在堤岸一侧设置侧向溢流堰， 专门用来分泄洪水。这次治渠成功， 使王景以“能理水” 而闻名。
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 黄河在魏郡决口形成第二次大改道后， 王莽认为， 河水东去， 从此元城（今河北大名东） 的祖坟可以不再受黄河之害。因此， 他弃而不治， 放任自流， 导致黄河“侵毁济水”。东汉初年， 河南郡境的黄河发生剧烈变化，由于河道大幅度向南摆动， 造成黄河、济水、汴渠各支派乱流的局面， 航道淤塞，漕运中止， 田园庐舍皆被吞没。其中兖州（今河南北部、山东西部、河北东南部）、豫州（今河南东部、南部， 安徽西北部） 受害尤重。后来， 黄河以南淹没的范围竟达数十县之多。
明帝刘庄执政之后， 情况更加恶化。“汴渠东侵， 日月弥广， 而水门故处， 皆在河中。” 就是说， 汴渠遭到破坏后， 又继续向东弥漫， 连原来的引水门都流入黄河中间去了。“兖、豫之人， 多被水患。” 但仍有人持不同意见， 认为河水入汴， 东南流， 对幽州（今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和朝鲜半岛）、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 有利。加强左堤就会伤害右堤， 左右堤都加强， 下游就要发生险情；不如任水自流， 百姓迁居高处， 既可避免灾害， 又可免却修防费用。由于治理意见不统一， 致使黄河第二次改道后， 水患连绵六十年得不到平息。
永平十二年（69年） 的一天， 明帝偶然听说王景在水利方面很有研究， 随即派人把王景召来。王景禀奏道： “河为汴害之源， 汴为河害之表， 河、汴分流， 则运道无患， 河、汴兼治， 则得益无穷。” 明帝很赞赏王景的治河见解， 于是命他主持治水事宜。当年四月， 王景和王吴等人率领数十万兵民， 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