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好办事，但亦能坏事
明朝时候，苏州城有一个商人，跟自己的叔叔争夺坟地，最后对簿公堂。但过了好几年，这案子始终没有了结，他想得到的东西自然也就没有到手。商人内心有些焦急，就想动动歪心思，找人帮自己打通抚台大人的关节，让自己赢得诉讼。
有一天，闾门外来了一个公子，衣着华丽，仆从众多，自称是抚台大人的侄子，来此闲逛。商人听了之后，赶紧准备了礼物，前去拜见。
那公子见商人如此客气，自然很是高兴，便留下商人一起吃饭。席间，商人提到了自己的诉讼之事，公子一听，当即表示这件事他可以帮忙解决。商人十分高兴，当场拿出许多银子，用纸封好，并许诺，如果此事办成，这些就是谢礼。
几天后，公子穿着官服，大喇喇地走进了抚台大人的府邸。商人在不远处看得真真切切，觉得这下有希望了，就坐下来，静等公子出来。
直到下午，抚台府出出进进很多人，但就是不见那公子。商人想，那公子既然是抚台大人的侄子，肯定是被留下来吃饭了。于是继续耐心等待。傍晚时候，公子才摇摇晃晃随着众人走出抚台府。
商人见公子出来，马上迎了上去，走到近前，闻得公子一身酒气。那公子半眯着眼，醉醺醺地跟商人说事情已经办妥了，要找个僻静的地方细聊。
两人来到商人的寓所，公子拿出公函，上面还盖着官府的大印。商人一见，觉得这下肯定可以赢得诉讼，马上拿出银钱，酬谢公子，又叫人摆酒设宴，着实款待了公子一番。
第二天，商人拿着公函去驿站投送，结果被告知公函是假的，驿站的驿丞还要将商人扭送衙门，以惩戒他用假官印。商人无奈，只好给驿丞一笔钱，消灾了事。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那所谓的公子根本就不是抚台的侄子。
原来，那人只是个街头混混，因为银钱，故而假扮成抚台的侄子行骗。他事先打听到众人拜见抚台的时间，然后叫上商人，说自己那天去给他办事。然后，骗子趁着抚台大人家门口人多混乱之际混进了府内。之后躲在土地堂中，吃了自己带来的酒糕，然后又趁着混乱走出府衙。他给商人的公函是他早就做好早晨时候就放在身上的。
这个故事中的骗子，利用的就是人们畏官的思维，他知道很多人都想靠着门路办事，都有求于官员，至少是想要结识官员，因此便打扮成官员的亲人，钓其上钩。果然，骗子的心思没有白费，商人上钩了。
假如官员有权力，又可以不受制度制约，那么，肯定就会有很多人想通过这一渠道解决问题。
而且，很多时候，即使有制约官员的制度，一样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托熟的基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通过熟人，至少是通过人情来解决，而不是依赖现有的制度。
在社会中，人们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是依靠熟人。当我们要考取某一证件的时候，肯定会想能不能找人帮忙办一下；当我们走进医院的时候，肯定会想这里是否有自己熟识的医生，可以帮忙插一下队；等等。
这些，都是人情。可以说，我们是一个极喜欢讲人情的群体。但有趣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最不讲的恰恰又是人情。
就像故事中的富商，他热衷于利用人情，所以才会拿钱找官家公子去办事，但同时，他又是不讲人情的。否则的话，便不会跟自己的叔叔对簿公堂了。这看上去很矛盾，但其实也是有逻辑可循的。
人情法则的背后，其实是情境化的思维，是一种过度的紧张。所谓的情境化思维，就是在某一种情境下，国人的代入感会很强，从而做出跟那个情境相符合的事情来。这件事，甚至可能是他平时所不想、不愿甚至是不屑的，但身处那个环境当中，便会那么去做。
比如这个富商，当他身处与叔叔打官司这个情境中的时候，他就不会顾及伦理亲情，翻脸无情，而且走歪路，下黑手。但是如果换一个情境，也就是当他成为一个旁观者，看到别家叔侄打官司的时候，他可能会上去劝几句，用伦理亲情来说事，哎呀，叔侄一场，何必闹到这个地步呢？
有些人会因为些许小事跟朋友反目，而一旦置身事外，去看另两个因小事而反目的朋友时，便会充当裁判的角色，觉得他们的所为不当，不该因小事伤了和气。此时，他早已忘了从前的自己。
我们常常是矛盾的，看别人的时候，总是很清醒，当自己面对同样的事情时，又往往很糊涂。这不是智商问题，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下，我们会扮演不同的角色。
不过不管哪个角色，总是逃不脱一个“情”字。
富商跟自己的叔叔反目，是因为觉得对方的行为伤害了自己的“情”，当叔叔的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这个侄儿呢？真是一点情面都不讲；他找公子帮自己打官司，是因为想走“人情”，熟人好办事；他想赢得这个官司，是为了面子，为了能够在人群中树立更加有利的形象，以便赢得更多“情分”，有面子有关系之后，大家都会来找他办事，这样积累的人脉和情分就多了。
所有，这些都跟“情”有关。在我们的眼中，情分多了，也就好办事了。不过，这种无逻辑，依赖具体情境而散发出的情，往往不仅不能给我们带来好处，反而会让人陷入麻烦。
当人们将“人情”无限放大，并将自己置身于这“人情”的磁力场当中的时候，“人情”也便有了约束人们行为的力量，变成了一道紧箍咒。因为人情便成了道德准则的一种。可是这种准则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的，它是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很多时候，在这个情境中，基于人情的道德信条是成立的，是为人们所承认的，但换作另外一个情境这人情法则就不成立了。而且，因为人们常常在不同的情境中穿梭变化，很多时候，两个人身处不同情境中，因此一个人基于人情的道德法则做出的事，另外一个人不仅不会感受到其中的好，反而会感觉受到了伤害。
可是，他又不能公然反对这种基于人情的做法，那样又会受到“道德”的约束，这时候，矛盾就来了。当“人情”的力量足够大，具有道德约束力的时候，它也便有了魔力。
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熟人好办事”，在我们的意识里，好像没有规则，只有事办成与否。我们向来都是结果导向的，至于是什么样的手段和过程带来如此结果，往往就并不在意了。而且，很多时候，依靠走捷径、破坏规矩而获得想要的结果对于一些人来说反而是一种荣耀。
当一个人按照正常程序排队办成了某件事情，而另一个人是走后门办成的，这时候，前者会羡慕后者，后者当然也会跟前者炫耀自己的路子广。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的是前者转而向后者学习，既然走后门找熟人这么方便这么拽，那么大家一起走后门吧。然后，我们就身处一个以走后门为常态为荣耀的大环境之中。
不靠谱的清官
清代，有一个有钱人叫元直，为人温和，不过不知为何，得罪了同乡赖某。这赖某有权有势，且跟当地执法断案的叶推官过从甚密，于是他就想利用这层关系对付元直。赖某罗织了很多罪名，推到元直身上，之后向叶推官反映了情况。
这叶推官很信任赖某，觉得他是自己的好朋友，肯定不会欺骗自己。于是在接到报案后，就将元直抓了起来，并对元直说：“你的罪行我都已经知道了，现在就将你收押，我知道你家里有钱，所以先行警告于你，如果你老实在牢里待着，还则罢了，要是动歪脑筋，贿赂别人来说情，我定会重判你。”
这个叶推官向来以清正廉明著称，再加上他有言在先，因此元直知道，自己还是老实点的好，如果四处打点，说不定真会惹怒这个人，让自己吃更多苦头。因此，元直虽然在狱中，却也算老实，只是眼巴巴地等着沉冤得雪，查明自己没做过坏事--至少没做过那么多。
元直有个很好的朋友，姓易，他深信元直不是坏人，肯定不会犯法，即使犯法也必然是小错，不至于受如此重的惩罚，而且就算有错又能如何，对方是自己的朋友，身处患难时自己自然要伸手相帮的。于是就自作主张，找到了知府大人，希望能够帮忙说句话，让叶推官再查查案情，如果有也轻判一些。知府大人果真跟叶推官说了这件事，那叶推官表面答应了下来，可回去后却勃然大怒，从牢中提出元直，打了一顿板子，然后又一顿训斥。
元直回到监狱，托人打听到底怎么回事，才明白，是自己的朋友瞒着自己做的这件事。他内心对朋友埋怨不迭，但也没办法。只好找到了叶推官的文书凌某，希望凌某能够跟叶推官说明原因，自己并没有请知府大人说情。并请凌某顺便美言几句，不要让叶推官重判自己，如果事成，必有重谢。
那凌某是官场的老油子，一口应了下来，说：“你先拿一百两银子来，我试着帮你。”
于是元直就托人给家人带信，拿了一百两银子给凌某。叶推官判案，是要跟文书商议的，谈到元直的案子时，叶推官说：
“这个元直本身已经犯罪，还请人说项，可见不是好人，我一定要判他个流放。”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凌某拿来的文书却判元直为绞刑。叶推官一见，说这个判得过重了，元直虽然有罪，但还不至于判死刑。
凌某接话说：“这个元直所犯的罪行以第一条谋杀弟弟最重，正好可以判个绞刑，其他的都太轻了，判坐牢尚可，如果判他个流放，有些说不过去。所以我觉得，不如就判他绞刑。”
可叶推官心想，一般的刑徒，即使是杀人，也很少判绞刑，这元直杀弟一事，证据并不十分足，如此判的话，肯定过重了。于是开口说：“那就判他个徒刑吧，便宜了这小子。”
最后，判元直坐牢三年。就这样，凌某未进一言，但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既轻判了元直，又得了一百两银子，可谓是欺瞒上司的好手。
由这个小故事，可见古代人生活有多么艰难。这个叶推官算是个清廉官吏，他不收受贿赂，也有仁心在。但即使这样一个清官，依然没能给元直一个清白，反而成了陷害元直的无意帮凶。可见人们常常期盼的清官往往也是不靠谱的。如果那清官是个聪明人还好，要是个意气用事的糊涂蛋，反而更加害人。
他是清官，自然就有一股正气在，人们也自然更加信服于他。如果被这种人冤枉了，那么就更不好翻身了。因为没有人会怀疑一个清官的判断。他的手中有权力，能定夺别人的生死，这就更可怕了。这正是清官的危害，一个官员能否真的给百姓制造福音，往往看的不是他的清廉，而是能力。能力跟道德往往并不是画等号的。可是许多人不这么认为，向来觉得能力大的人道德也肯定好，道德好的人能力也必然大。
因此，我们觉得清官就一定是一个好官，我们觉得皇上就一定是公平的。事实上，直到今天，电视上依然是这么演的。但其实呢，这并非不可发生，不过依靠运气的可能性更大些。
元直碰到一个糊涂的清官已经很倒霉了，偏偏又遇上了一个糊涂的朋友。姓易的朋友出于一片好心而帮他，却反害他挨了一顿板子。这口气只能咽下去，如果元直出来后，反而去怨恨他的朋友，那么，他肯定会被人唾弃，因为他不懂人情。
这便是人情法则的矛盾之处了，人情法则的设置本来是为了给大家谋方便，但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却看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情，人情法则几乎坑害了所有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为别人好是一种伟大而又闪光的品格，然而，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价值观、个人需求都不同，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矛盾，即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在替别人着想，是为他好，可这份好未必就是那人想要的，甚至恰恰是那人所避之唯恐不及的。
越是固守道德的人，越容易给人以伤害
上面所提到的矛盾最简单也最常见的体现在代际关系间。父母经常是打着“我是为你好”的旗号剥夺孩子的选择权的。不过，他们往往都是无意识的，且是非常虔诚的，这叫作爱的伤害，是伤害中的最高级形式。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很多父母将孩子视作自己生命的延续，这延续不仅是生物性的，更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精神意义。
一些人，年轻的时候有过很多遗憾，也有过很多梦想。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遗憾和梦想成了他们人生永远的痛。这时候，他们弥补伤痛的方式，便是制造一个生命的延续，也就是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帮助自己完成自己的梦想，或弥补自己的遗憾。
在他们看来，这是正当且伟大的，他们确实是真心觉得自己没得到的或没完成的是最好的，而自己将这最好的给了孩子，让他们当成目标去奋斗。在他们看来这自然是爱孩子的表现。而孩子自然是反抗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喜好，也有自己的人格。
因此大多数中国人的生长方式，就是不断地与长辈进行精神博弈，当然，自然是常常以孩子的精神阵地失守而告终。这样的过程，就是一个消灭个性的过程，其实，也是培养情境化思维的过程。
父母说服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为他们营造一个情境，让他们感动。比如，一个父亲，强加给儿子愿望的时候，儿子自然是要反抗的。
这时候，父亲便会从自己的角度给孩子讲述一个颇为动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父亲肯定是主角，他坚韧、伟大、隐忍、甘愿付出，而且也确实付出了很多，不过这一切都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儿子。这样的故事，渲染力很强，孩子们通常都会被感染，之后痛哭流涕，觉得自己愧为人子，是个不孝顺的家伙，从而瞬间顿悟，认为自己对父亲是有亏欠的，之后虔诚地举起自己的双手，投降，甘愿做父亲生命的延续，将父亲给自己的目标定为自己奋斗的方向。事实上，确实是有很多人要活出个样来给父母看的。
这就是情境化改变人的最好方式，也是国人说服别人，想要获得别人认可的最好方式。像很多名人，为了渲染自己有多成功，品格有多么闪光，通常也会营造一个类似的情境。那个情境里，他通常都是一个失败者，但却有着无限的志向和极其闪光的品格，他通常心怀远大理想，身兼坚忍不拔、吃苦耐劳、谦虚隐忍等一切优秀品格。之后，他靠着这些战胜了困难，成长为现在的自己。为了显示那困难有多么骇人，他们还会举出很多事例来，比如自己曾经住过多么差的屋子，吃过多么差的食物，自己兜里的钱曾经有多么少，等等。
这一切，自然也是极具感染力的，有了这些东西的渲染，一个伟岸而成功的形象就真切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了。
在这个洗脑与被洗脑的过程中，施洗者与受洗者都是真诚的，大家都在这个情境中感动得一塌糊涂。
在看到伟大人物曾经所受的苦楚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瞬间将自己代入到那个情境当中，甚至心生豪情万丈，觉得今天的自己就是昨天的那个名人，而自己的明天，自然也就是那个名人的今天了。那么自己岂不是也很快就能出头了吗？于是，转身走开，忘记了现实的伤痛，去奋斗了。我们将这个叫作正能量的一种，其实不过是一剂虚幻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