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明熹宗年少，不爱过问朝政，却非常喜欢木工活儿。他常常自己动手劈、锯、刨，做些木工活，成年累月，毫不厌烦。魏忠贤这班阉党就利用他的这个癖好，每逢明熹宗正兴致勃勃地做他的木工活计时，就拿出一大堆奏章文件请他审批，或向他请示问题，故意惹得熹宗厌烦。明熹宗往往不耐烦地说：“我都知道了。你们拿下去，自己好好处理一下就行了。”就这样，大权便落在魏忠贤的手里，使得他能在朝中作威作福，为所欲为。
有了大权的魏忠贤经常外出炫耀威风。每次出门，他都坐着装饰十分华丽的车子，羽盖和旌旗都用青蓝的色彩。驾车的四匹马，飞一般地在路上奔驰。那些身着锦衣玉带，脚蹬长筒皮靴，佩着利刃的卫士，护卫他左右一同飞跑，又加上随从的厨子和车夫等，总共得有几万人。所到之处，官员们都得伏道揖拜，一些逢迎拍马的官员甚至呼他为“九千岁”。朝中事无巨细，必须派人飞驰到魏忠贤面前请示，当时，朝廷上下，只知道有魏忠贤，却不知道有皇帝。
魏忠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弟侄亲朋，一个个都平步青云，高官厚禄。他的侄儿们都被封为公、侯、伯，而后又给加封为太师等职位。
阉党的胡作非为，也引起了朝中一些正直官员的愤慨，主要是东林党人为伸张正义而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斗争。熹宗四年的时候，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有24大罪状，大胆地揭发了魏忠贤的奸恶，深深地刺痛了他的要害。魏忠贤着了慌，向熹宗哭诉，客氏也从旁边为他辩护，王体乾这帮爪牙更是极力为他辩解。昏愚的熹宗竟偏信不疑，不但没有办魏忠贤的罪，反而下旨痛责杨涟。但是，尽管结果是这样，朝中还是有很多官员冒死上疏，弹劾他们。不过，由于熹宗的昏庸和魏忠贤他们势力过大，结果，他还是逍遥法外，毫发未损；而那些揭发魏阉的官员中，为首的杨涟和左光斗却在那年的十月被罢官免职了。
魏忠贤遭受这番弹劾后，对东林党人更加切齿痛恨，决心赶尽杀绝。而附在魏忠贤门下的那些党羽也想借这个机会报复东林党人，发泄一下他们的旧恨。这时，阉党崔呈秀等一些人就在魏忠贤面前煽风点火地说：东林党那帮人想要害你呀！就怂恿他镇压异党成员。这样，他们就阴谋编造黑名单，把那些不阿附魏忠贤的官员全部开列进去，统称他们是东林党人，对他们罗织罪名，逐一施行残酷的打击迫害。
这样，在熹宗五年的时候，终于兴起了一场大狱。首先逮捕了东林党的领袖杨涟和左光斗等七个人，诬陷他们收受贿赂，交给锦衣卫去进行拷打追赃。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对这七个人隔几天就进行一次拷打逼供，杨涟他们最后不是被折磨死在狱中，就是被逼自杀了。
熹宗六年的时候，魏忠贤又捕杀了东林党的首领高攀龙等七个人。当时，就连早已病死的李三才也不能幸免，在阉党的操纵下，削除了他的官籍，又追夺回封诰。阉党就是这样地肆意诬陷残害异己，凡是和自己有过仇隙的，都给加上个东林党人的头衔，重一点的就杀头，轻的也被充军或罢官。这样一来，东林党就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名，许多想往上爬的人，都拼命附和攻击，尽心卖力，以此来取悦魏忠贤。
魏忠贤在残酷镇压异党，排斥异己的同时，又给光宗时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三案重定是非。凡在三案发生时与邪党官僚争论是非的官员都惨遭迫害。在“梃击案”中对张差疯癫质疑的王之窠给投入监狱里，把“红丸案”中被充军的李可灼给赦免，崔文升受到了重用，当上了漕运总督，选侍西李也被重新封为康妃。
为了压制舆论，魏忠贤又用剿灭东林党的名义，拆毁全国所有地方的书院，禁止讲学，压制在野的东林党人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时政的议论。
魏忠贤在镇压了大批反对派之后，趾高气扬，更加专权腐化了。他们的党羽对魏忠贤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整天肉麻地吹捧他，毫不顾羞耻。他们在奏疏中凡提到魏忠贤的地方都称为“厂臣”，而不是直书他的名字。有时，内阁在草拟圣旨时，竟然用“朕与厂臣”联名并称。熹宗六年（1626年）的时候，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那里给魏忠贤建了座生祠，从此，各地方的官吏都寡廉鲜耻地争相效仿，几年之间，为魏忠贤建立的生祠遍天下。而每建一座生祠，多的费白银几十万两，少的也要花几万两，这些银子全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阉党为了在开封给魏忠贤建生祠，竟然拆毁2000多间民房，建立起的生祠，跟皇宫一样华丽辉煌。有些官员在迎魏忠贤塑像进生祠时，行五拜三叩头的大礼，不但如此，他们还强迫百姓尊奉魏阉，凡是入祠不参拜的人，都会被处以死刑。
熹宗做了七年皇帝，就病死了。熹宗死后，阉党失去了靠山，东林党人就纷纷上书弹劾。继承帝位的崇祯帝也明白阉党不得人心，想借这个机会，重振朝政，支撑住摇摇欲坠的王朝大厦，于是，就下令把魏忠贤谪凤阳，紧接着又派人去逮捕他回来治罪。魏忠贤听到讯息后，畏罪自杀了。魏忠贤的侄儿、侄孙还有和他狼狈为奸的客氏的亲戚也都被处死了。崇祯二年（1629年），又把依附魏忠贤的阉党定为“逆案”，分别定了罪，同时又给遭受迫害的东林党人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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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非“党”
其实东林无所谓“党”，“党”是它的政敌强加的。《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这就是东林书院被称为“东林党”的由来。
李三才是万历后期官僚队伍中少见的干才，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内阁中朱赓病逝，李三才成为理想的候选人。当时政坛上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内阁权臣李廷机企图阻止李三才入阁，指使其亲信弹劾李三才，影射李三才身后有一个“党”，而且这个“党”，含沙射影地指向东林书院。书生气十足的顾宪成写信给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政敌们抓住把柄，攻击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与李三才结成“东林党”。万历四十年（1612年）五月，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愈演愈烈，诬蔑它是“遥制国是”的“党”。
《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九章“隆庆和万历时期”，出于黄仁宇的手笔，在写到“东林书院与朋党之争”时，措辞非常谨慎，特别避开“东林党”的字样，而采用“东林运动”的说法。（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袁崇焕横戈戍边
明朝时，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女真人，出了一位杰出的领袖努尔哈赤。1616年，努尔哈赤登可汗位，建国号金。第三年，便开始了对明朝的军事进扰。
明朝与后金，彼此看作是敌对的政权。后金既然兴兵来犯，明朝自然遣军御敌。可是，当时明朝内政相当腐败，阶级矛盾也很尖锐，挡不住剽悍善战的后金军队。1619年，两军在辽宁抚顺东面的萨尔浒大战，8万多明军全军覆没。后金军乘胜步步逼近。1622年1月，拥有14万明军的广宁守将，弃城逃入山海关。顿时，东北边境陷于万分危急之中，明朝的安全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上下震动。大臣们有的主张关外抵抗，不让后金军队逼近山海关；有的提议放弃关外土地，退入山海关内防守；更多的人面面相觑，拿不出主意。
正当朝廷中弥漫着一片惊恐情绪的时候，一位刚从福建调入京师兵部任职的小官，忍不住了。他名叫袁崇焕，到兵部任职还不满一个月。按说，他既无责任，也可以不冒风险。但是，他认为东北是祖国的土地，抗敌是国家的大事，怎能在国家存亡危急的时刻，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呢？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虽说他平时就关心军事，常向年长的军士询问北方边防情况和地理形势，但关外到底是什么样子，从没见过；退敌究竟能否成功，也无把握。为了掌握情况，知己知彼，他在朝廷上下乱哄哄的时刻，既不跟同事们打个招呼，也不向家里人关照一声，就独自骑上一匹马，驰到山海关外，观察了那里的地形，向曾与后金军作过战的将士，了解到不少情况；然后，他驰回北京，自告奋勇地出边关戍守，说：“只要给我兵马和钱粮，我就可以把关外的防御责任承担起来！”
朝臣们正在人心惶惶、束手无策的当儿，就怕天塌下来没长个子顶住，忽见有人挺身而出，愿意到关外御敌，所发豪言壮语又对战胜敌人充满了信心，顿时喜出望外，齐声称赞袁崇焕是个了不起的国家栋梁之才。于是，提升他为佥事，到山海关外监督军事，并发给20万两饷银，让他招集溃散的士兵。
袁崇焕接受了任命，先到了山海关。当时驻守山海关的辽东经略使王在晋，立刻派他到关外70里的前屯，去安抚辽东地方流离失所的老百姓。
关外这时刚遭过兵乱，道路阻塞，尸骨遍野，气候严寒，冰天雪地。但袁崇焕想到的是国家的危急，人民的苦难，于是夤夜动身，单人匹马在荆棘丛生、虎豹出没的荒山野岭里奔驰了大半夜，四更时赶到了前屯城。他一下马，就与那里的将士商议守备计划，安抚无家可归的老百姓。他这种不畏艰险的豪气壮胆和挽救危局的忧心热情，博得了前屯将士深深的钦佩和叹服。
就在前屯，袁崇焕了解到，在广宁南面十三山，还有十几万老百姓没有撤出，随时都有被敌人掳走的危险。他迅速安置了流亡人民，整顿了前屯军事，紧接着便赶回山海关，向王在晋建议：派兵5000进驻宁远，将关外防线向前推进200里；同时，以宁远为声援，派遣猛将赶往十三山，救出困在那里的难民。袁崇焕特别指出，宁远东靠渤海，西连山岭，形势险要，从那里进可以攻取锦州，退可以与山海关呼应，不能不予以重视。
可是，王在晋既乏雄才，又无远见，并不采纳袁崇焕的建议。结果，在后金军大肆掳掠下，十三山十几万难民绝大多数当了俘虏，只有6000人死命逃回。不久，兵部尚书孙承宗替换王在晋出征山海关，他很赞同袁崇焕关于加强宁远军备的主张，1623年，命袁崇焕率军到宁远驻防。
袁崇焕到了宁远，发现这座地处军事要冲的城市，四周只有十分之一的外围有墙，而城墙的高度也都不足以防卫御敌。他立即发动军民，抓紧时机修筑城墙。不到一年，城墙竣工，宁远成为一座可以坚守的前线要塞，也是关外的一大军事重镇。
正当宁远城墙告成的时候，袁崇焕的父亲去世了。按封建时代制度，官员遭父丧要卸任回家守孝三年。但是他绝对不能离开惨淡经营的边关防务，照旧留在任上。当年九月，他率军东行巡察；到广宁，越十三山，抵右屯。一回来，就向孙承宗建议：进军锦州、右屯，再把前线推进200里。孙承宗认真考虑了这一建议，不久就派兵驻守锦州及右屯等地，修筑城墙，建造房屋，进一步加强边防，并收复了辽河以西的大片土地。
这时，在朝廷里当权的，是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他们在局势危急时，不得不叫孙承宗、袁崇焕这样有才干的人去指挥军事，一旦险情过去，也就嫉贤妒能，排斥异己。1625年10月，魏忠贤派他的党羽高第到山海关替换孙承宗。高第懦怯无能，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命令撤除全部守军，退保山海关。袁崇焕慷慨陈词：“边关御敌，我只知进，不知退。已经收复的地方，怎么可以随便放弃？如果锦州、右屯动摇，宁远、前屯必将震惊，山海关也就失掉了保障。”并坚决表示：“我是宁远、前屯的守将，死也要死在任上，绝不离开宁远半步。”高第拿他没有办法，只是把宁远以北锦州等地的全部驻军撤回关内。由于行动仓促，屯在关外的十多万石军粮尽皆丢弃，百姓颠沛逃难，途中死尸狼藉，哭声震动原野。
锦州的防卫一解除，后金军立即乘虚而入。1626年1月，努尔哈赤率领13万大军，西渡辽河，兵临宁远城下。
这时，袁崇焕手下只有一万多人马，其中一部分人还因受到高第撤军的影响，士气低落。袁崇焕为了鼓舞斗志，把全城将士集合起来，当众刺破手指写下血书，发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将士们受到感动，都表示愿与敌人战斗到底。
1月24日，努尔哈赤命令部下，向宁远城发起猛烈进攻。袁崇焕亲自在城上督守，指挥将士们用弓箭和石头消灭敌人。后金军死伤很多，努尔哈赤逼士兵们顶着盾牌爬到城墙下，企图掘开缺口攻进城去。袁崇焕下令发西洋大炮，炮口对准敌人密集的地方开火。炮声一响，烈焰腾空，后金军血肉横飞，成片成片地倒下。努尔哈赤眼看部下伤亡惨重，加上天色已晚，只得下令收兵。
第二天，努尔哈赤继续率军猛攻。袁崇焕登上城楼，看到哪里敌军兵多，就下令往那里开炮。炮手们都经过袁崇焕的严格训练，炮打得又准又狠。后金军死伤无数，四员将领阵亡，努尔哈赤本人也负了伤。大势既去，后金官兵纷纷逃窜。袁祟焕在城上瞧得分明，率领将士们杀出城去，乘胜一口气追赶了30里路，歼灭后金官兵一万多人。
袁崇焕取得了宁远保卫战的胜利，接着又收复了因高第等撤军而放弃的锦州城等。1627年，继努尔哈赤汗位的皇太极，再一次率军进攻宁远和锦州，都被袁崇焕及其部下将士击退，大败而回。
宁锦大捷后，魏忠贤集团眼见关外局势大有好转，便对袁崇焕排挤打击。袁崇焕被迫辞职。1627年8月，朱由检接位为明崇祯皇帝后，除掉了魏忠贤及其党羽，才重新起用袁崇焕，提升他为兵部尚书，督师关外，兼管河北、山东等地的军事。
1629年10月，皇太极率领几十万大军，绕过袁崇焕的防区，进攻到北京城下。袁崇焕得到警报，立即挥师入关，在北京城下和清兵展开了激战。皇太极不能取胜，就利用崇祯的多疑，施了一个反间计。结果崇祯皇帝就把袁崇焕给逮捕入狱了。
袁崇焕一被捕，部下将领深恐牵连，武将祖大寿等带着军队逃出了山海关。袁崇焕指挥的军队，本是明朝抵抗后金军的主力，也只有他，在军中享有极高威信。朱由检无可奈何，只好叫袁崇焕写信劝说。身陷囹圄的袁崇焕以大局为重，亲笔写信要祖大寿听从朝廷命令，不要轻举妄动。祖大寿接信后向将士们一读，全军都痛哭了起来。祖大寿年逾八旬的老母问明情由，劝大家杀敌立功，求崇祯皇帝保全袁督师的性命。将士们当天就回师入关，奋勇作战，收复了关内数城。
这时，皇太极因估量一时攻不下北京，已引军向东北撤离。关内局势有了好转，魏忠贤的余党又连上奏章，请杀袁崇焕。
朱由检于1630年8月16日以“谋叛欺君”的罪名，残酷地用磔刑（凌迟）将袁崇焕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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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迟酷刑
凌迟是中国的一种极刑。它是将犯人的体肉一块块割掉使其受尽痛苦慢慢死去，俗谓“千刀万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