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迟之数，《国史旧闻》记载颇详：“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先十刀一歇一喝。头一日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开刀”，“凌迟三日”。明代的凌迟刑记录极高，对鞭打母亲的郑鄤割了三千六百刀，对大太监刘瑾割剐了四千七百刀，割了三日才死去。清代的凌迟又分作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一百二十刀等。
清朝末年，凌迟始废。
“海禁”与“倭寇”
明朝建立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他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明太祖洪武时期一再下令“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申禁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明成祖永乐时期稍有松动，但依然把“海禁”政策当作不可违背的“祖训”。此后，“海禁”政策时紧时松，总的趋势是以“禁”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伴随着西方国家来到中国沿海，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之中，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海禁”政策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
当时的中国与海外各国维持着一种传统的朝贡体制，明朝皇帝以“中央之国”的心态，把周边各国都看作是它的藩属，构成一种藩属国向宗主国的朝贡关系。藩国定期前往中国觐见皇帝，呈献贡品，并且接受皇帝的赏赐（称为回赐）。随行人员可以进行少量的货物交换。这种状况显然与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全球化”贸易格格不入。
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倭寇”与海上走私贸易，放到这样的背景下来考量，许多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日本与周边其他国家一样，与明朝维系着朝贡贸易。但由于嘉靖二年（1523）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两大集团在宁波发生“争贡”事件，明朝一些官僚认为祸根是由朝贡贸易引起的，主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便贸然关闭宁波的市舶司，停止了日本的朝贡贸易。官方的合法贸易渠道被堵塞，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难以得到满足，为海上走私贸易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
人们对于“倭寇”一词，容易望文生义，其实，所谓“倭寇”需要具体分析。其实当时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海上走私贸易群体，日本人的数量很少。
被称为“倭寇王”的汪直，是徽州商人，长期从事对日本的贸易。在遭到官军围剿之后，逃往日本萨摩的松浦津，以五岛列岛为根据地，还在平户建造了宅第，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自称“五峰船主”，又称“净海王”、“徽王”。他不时前往浙江、福建沿海，进行大规模的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他的队伍中确有一些“真倭”，那是受王直集团雇佣的。正如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一文所说：“大量史料证明，历史的真实情况似乎与以往流行的说法相反，嘉靖时的‘真倭’，反而倒是受中国海盗指挥，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把“倭患”说成是日本海盗的入侵呢？原因是复杂的。一是其中确有一些日本人，即所谓“真倭”；二是汪直等人有意制造混乱，以假乱真，保护自己；三是明朝平倭将领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无怪乎当时人说：“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中国人也。”
海禁一日不解除，祸患始终存在。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依然相当活跃，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都被当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当时中日贸易的重要据点。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政策的转换。隆庆元年（1567年），当局宣布实施比较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允许人民下海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既然民间海上贸易合法化，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以此为契机，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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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商帮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他严禁“去农就商”，规定商贾之家只准穿布衣，对食盐、茶叶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商品实行专卖。总之，国家控制商业贸易，商人只能在国家计划控制下进行批发、零售活动。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海禁”和“银禁”的放松，商人队伍开始壮大，最突出的特点是出现了颇具特色的商人团体——商帮。所谓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而自发形成的商人团体。著名的商帮有：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山东商帮、陕西商帮、苏州商帮等，被称为“十大商帮”。这些商帮大都自嘉靖、万历年间开始形成，以徽商和晋商最为代表。
随着各大商帮的崛起和商业资本的扩大，传统的重视耕读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弃儒从商的风气开始形成。
传统儒家追求“内圣外王”之道，强调修身养性的功夫，因而形成了重义轻利、重本抑末和尚德重教、崇儒好仕的习性。在过去，言利是庸俗的，商贾登不了大雅之堂。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为人们普遍的人生追求。而到了明代中后期，一心只读圣贤书，不求治生，不事末业的儒生个个穷困潦倒，斯文扫地；而经营商业则日益有利可图，很多人便以经商为第一等事业。当时人们改变了单纯的读书做官的价值取向，转而将读书、治生相结合，以实现“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名利双收的人生追求。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是一项伟大的航海活动，他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这样评价一点不过分。1998年，《美国地理杂志》评选1000年来100位在世界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中国人列了七个，郑和为首。第一个向世界人宣传郑和、肯定郑和价值的人是谁呢？是梁启超先生。当时是1904年，他写了关于郑和的传，他称郑和是：“并时而兴的海上巨人。”和谁并时而兴呢？和哥伦布，和达迦马，而且他比后两人早六七十年。孙中山先生也对郑和有非常高的评价，说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
但是，梁启超同时也指出，说哥伦布、达迦马航海以后，有无数个哥伦布，无数个达迦马去航海，而且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可是郑和之后就再无郑和，为什么？因为明成祖所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即使再出一个郑和，仍不可能是哥伦布和达迦马的方式，仍是中国人的方式。
郑和下西洋，不是侵略，不是掠夺，他没有宣称南洋、西洋各国都属“神圣的大明皇帝”，他是去推广天朝的礼制，把中国人信奉的王道和仁义推行到陌生的地区。各国平等共享天下之福，是非常美好的社会秩序。
人们在肯定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就忽略了印第安人的血泪，没有看到这些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所谓进步都是以掠夺和屠杀为代价得到的。
首先，“新大陆”这个词，就反映出西方人的目中无“人”。美洲大陆当时生活着土著民族，有自己的文明体系，人们安居乐业，有完善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君主，印第安人创造了辉煌的玛雅文化、印加文化，这里并不是蛮荒之地。殖民者到达这里以后，开始跑马圈地，宣布这里都是他们国王的领土。他们根本没有把这里的原住民当人，而是勒索财物，任意屠杀，贩卖人口，把这里的人带上枷锁运往欧洲，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奴隶贸易。
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到达南美的印加帝国以后，以卑鄙的手段囚禁了印加王。印加王为了重获自由，向他表示，他可以交出黄金，用黄金填满囚禁他的这间房屋。皮萨罗一听，兴奋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马上答应了印加王的请求。
在印加王的号召下，印加国民倾其全力，共运来黄金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五磅。皮萨罗却背信弃义，杀害了印加王。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很快被皮萨罗攻占了，具有三百年历史的印第安人的这座古城被洗劫一空，成了废墟。印加帝国就此灭亡了。
中国人不这样做。
郑和的七下西洋始终坚持睦邻友好，与所到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和平交往。虽然支持郑和下西洋的明成祖同历代的封建帝王一样，也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希望建立一种以我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但是，他坚决主张奉行王道，反对霸道。所谓“王道”、“霸道”，按照传统的解释，就是“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反对凭借武力去征服别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传播中华民族的文明去影响别人。当时中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明王朝的最高决策者却坚持不在自己的领土之外派驻一兵一卒，而且告诫后世子孙谁也不要做这样的“蠢事”。郑和下西洋严格遵循了这一原则，虽然在当时他确实拥有世界最强大的舰队，却不以强凌弱，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用兵，在航行途中还热情帮助和扶植弱小国家，积极协调所到之处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发挥了维护地区和平的重要作用，树立了泱泱大国的风范。
郑和下西洋后，明朝和很多国家建立了“朝贡贸易”关系，既是朝贡又是贸易，名义上他向中国来朝贡，中国给予赏赐，但中国讲究礼尚往来，往往赏赐的更多。在中国看来是朝贡，实际上在很多朝贡国看来，他们是来做生意的。
南洋国家的国王也曾来到中国参观访问。有四个国家的十一个国王亲自来到中国，现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几位国王在这儿长眠。一个是渤泥国王，葬在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冈；还有一个是苏禄国王，葬在山东德州；还有一个是古麻拉朗国王，葬在福州。一些国王来到这儿，受到非常隆重的接待，得到了大量的赏赐，但是他们有病死在这儿了，埋在这儿，都是按照亲王的规格给他们安葬，所以很多坟墓很有气派。很多国家跟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明朝为他们主持正义，不让他们受到强大敌人的欺负，不允许众暴寡，不允许强凌弱，保证了海上航路的通畅。
中国人信奉仁道，没有强烈的种族优劣观念，他眼中的“夏”与“夷”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发展的，“夷”接受了先进文化，也可以成为“夏”。所以，中国人具有包容的心态。而西方人信奉斗争哲学，夸大“文明冲突论”，尤其是早期殖民者，他们的眼中只有征服。
以前，人们给西方航海家非常高的评价，这种定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我们今天应该重新认识郑和，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而且他留下了一份伟大的精神遗产。这个遗产就是要天下共享太平之福的伟大理想。在我们今天全世界要发展、要和平地走向全球化的时期，这样的伟大理想值得我们借鉴。
但明帝国的这种政治理想的实现，是以巨大的经济利益的牺牲为前提的。郑和下西洋活动中的某些经济行为，其实质是朝廷直接控制的官方赉赐活动，“招徕海外藩国朝贡”是主要的政治目的。因此，郑和下西洋过程中的一切经济活动，“厚往薄来”一直是最主要的原则。郑和等人每到一处，总是先大量地赏赐赠送中国的特产与财富，而对藩国的“贡品”却高价收买，每次“充舶而归”的总是奇珍异宝之类的奢侈品，而不是生产生活物质。因此，郑和下西洋后，新的宗藩礼治体系虽然得到最好的确立，但实在让明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到宪宗成化年间，又有人企图迎合宪宗请求遣使西洋时，刘大夏不仅指责郑和下西洋实乃弊政，而且还将出使水程销毁以绝他人之想，遂使郑和下西洋这一壮举成为空前绝响。事实上，郑和下西洋后，明朝从印度洋和南洋的撤退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而此时欧洲列强正开始进入这一区域，从广泛意义来说，这的确是明朝或者说是中国孤立于国际事务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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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扩张与汉族闽粤系之兴起
在明代的漆黑一团中尚有一线的光明，就是闽粤系的汉族向海外发展的运动。闽粤虽在秦代就已划为郡县，成为中国文化本体的一部分，却需要长时期的孕育酝酿；粤人至今自称为唐人或可证明闽粤是到唐代才与中国本部完全同化，最早闽粤人对中国文化开始有贡献是在唐代。至于闽粤人能独当一面去发展，是到明代方才实现的事。汉人本是大陆民族，闽粤人的舞台却在海外，这是汉族转变方向的纪元大事。
郑和奉成祖之命，七下西洋，庞大的船队最远到达红海海口和非洲东岸，并且越过了赤道。其冒险工作是闽粤人海外扩张的引线，最少是一种增进海外发展的助力，但最重要的还是新兴的闽粤人能够并且乐意大规模地向海洋中开拓前所未有的新途径。
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海外诸番多内地人为通事》载，成化五年（1469年），“琉球贡使蔡璟，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为琉球通事，擢长史，乞封赠其父母，不许。”当时又有福建人谢文彬，入暹罗国（今泰国），做到了坤岳，相当于明朝的大学士，作为国使来朝。在佛齐国（位于今苏门答腊岛）为爪哇所占，改名旧港，闽粤人多据之。吕宋（今菲律宾）距离福建较近，闽人商贩在此聚居者数万人，子孙后代在此繁衍。（雷海宗《国史纲要》）
西方文化的东传——西方传教士来华
传教士来华曾经在中国明清以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来华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也热心地将中国文明介绍到西方。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演变成为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帮凶。在鸦片战争之前的西方传教士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利玛窦和汤若望了。
利玛窦是明末到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字西泰。21岁时加入耶稣会，在罗马学院受神职教育。1577年在里斯本科因布拉大学学习葡萄牙语，次年在葡萄牙保教权的庇护下前往印度果阿传教。1589年升任神甫。1581年奉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之命到澳门学习中文。次年随另一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前往广东肇庆定居。在内地建立了第一个传教会所。为了适应中国的社会风俗，他削发着僧衣，自称僧人，并给自己的居所取名为仙花寺。在肇庆期间，他延揽宾客参观其绘制的《 山海舆地图 》和仿制的地球仪、日晷等，为时人所重。《 山海舆地图 》遂于1584年刻印流传。同时，他还发展了约80名教徒。1589年移居韶州，延师讲授“四书章句”，自行意译成拉丁文，并加注解，1594年初完成。这是《 四书 》最早的外文译本。利玛窦在译本的序文中称颂儒家的伦理观念，把“四书”和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名著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