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化潮流必有它借以表现的机关或工具。书院就是理学的机关，于唐朝后期，书院与新儒学同时产生，宋初两者也同时盛行。南宋时理学极盛，同时书院也最多，甚至已发展到泛滥的程度。
北宋初年，私人讲学的书院大量产生。陆续出现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石鼓、茅山、象山等书院。其中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
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扩建岳麓书院，学生达千余人。朱熹以白鹿洞书院作为研讨、传布理学的中心。其建置、规模，乃至讲授、辩难等方式，无不受禅宗寺院的影响。各派理学家的书院相继而起，如理学心学派陆九渊的象山书院、理学婺学派吕祖谦的丽泽书院，等等。南宋先后兴建的书院总数达300 所以上，书院大多得到官方的支持。书院与州县官学，成为南宋地方的主要教育机构，书院大多又是理学的传布中心，理学因而益盛。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前人学说，建立了一个庞大细密的理学体系。这一理论成为中国专制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一生除有十年多时间做官从政外，其余的时间，主要是讲学和著述。
一天傍晚，夕阳的余晖给雄伟的庐山（今江西庐山）涂上一层金色。朱熹和他的一个学生在山间的小路上，一边散步，一边谈话。学生问他：“先生，您传授理学，为的是什么呢？”
“为了存住天理，灭掉人欲呀！”朱熹说。
“那么，什么是天理呢？”
“天理包罗的可广啦！天地万物、人、朝廷、道德，都包含着天理呀。”
“那么，什么是人欲呢？”学生又问。
朱熹一板一眼地说：
“人欲，简单地说，就是耳、目、鼻、口、四肢的欲望。比如，耳朵想听美妙的音乐，眼睛想看美丽的颜色，鼻子想闻芬芳的气味，嘴巴想吃美味的佳肴，身体想躺舒服的床铺，如此等等。”
学生不由得睁大了眼睛，问：“这些难道不合理吗？”
朱熹笑了笑，慢慢解释道：“这些欲望是不是合理，有一个界限。比如，夏天穿得薄一点，冬天穿得厚一点，渴了喝水，饿了吃饭，这都是合理的要求，也就是天理。但是，你如果想穿得精美一点，吃得好一点，这就超过了界限，变成不合理了。”
“这个界限怎么定呢？”
朱熹说：“可以这样说，人的一言，一语，一动，一坐，一立，以至喝水，吃饭，都有是非之分。符合礼的，就是天理；不符合礼的，就是人欲。”
学生说：“请先生说个具体的例子吧。”
“比如，古代举行祭祀祖先的典礼用八个行列的舞蹈队，对于天子来说，就是‘天理’；可如果一般的官员也要这么做，这就是‘人欲’了。”
学生恍然大悟说：“先生，我总算明白了：社会上各等级的人有不同的天理和人欲。国君和官吏享受荣华富贵，是‘天理’；穷百姓如果也想享受荣华富贵，就变成了‘人欲’。每个人都安于他自己的地位，富贵的安于富贵，贫贱的安于贫贱，大家都不违反‘天理’，天下不也就太平无事了吗？”
“对了，你真聪明！”朱熹满面笑容地说。
现在看来，朱熹关于天理人欲的这一套克制压抑的思想有不少荒谬可笑之处，不过，我们也应明白，他要人们安于现状、不要起来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斗争的思想，最适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从元朝开始，道学成为官方钦定的统治思想，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一言一行都有极大的约束作用。后来人看到道学发挥了跟宗教相近的作用，所以就把道学称为“儒教”。
几经磨难的理学
理学创始于北宋，早期的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
在两宋的大部分时间里，理学的遭遇都是不佳的。理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几经磨难，宋理宗在位时，才被官方尊崇。理宗虽说尊崇理学，他给周敦颐、二程、朱熹都封了很高的爵位，但他却又尊崇佛教、道教，理学是以排斥佛、道为己任的，理宗却在二者之中和稀泥，可知理宗虽以“理”为庙号，但其尊崇理学的心也是不够诚的。
襄阳保卫战
在宋金交战的时候，北方的蒙古强盛起来。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
1267年，忽必烈派大将阿术和南宋降将刘整带兵发动了对南宋的进攻。
这一次，忽必烈改变了以往蒙哥三路分击的战略，单从襄阳、樊城一线进军。樊城和襄阳位于汉水上，是南宋抵挡北方进攻的屏障。如果襄阳失守，元军就会从汉水抵达长江中游的鄂州，然后顺流而下，直达南宋政治中心江南地区，这条路线，确实是攻下临安的捷径。
刚抵达襄阳城外，阿术采取了刘整的计谋，向襄阳守将吕文德送去大量贿赂，要求在襄阳以北开双方的集市。吕文德贪图小利，上报朝廷后答应了阿术的请求。于是，阿术在两国边界上筑起了一个个土围子，名义上是修集市，实际是在土墙掩护下建筑工事。
吕文德的弟弟，襄阳知府吕文焕看清了元军的阴谋，向哥哥提议撤除集市，但是吕文德却以为襄阳兵精粮足，守上十年也没问题，要吕文焕不必大惊小怪，听凭元军由点到线，筑起了包围襄阳的工事。
阿术看到陆路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便让刘整打造了五千艘战船，训练出七万水兵。当元兵的船队出现在汉江上的时候，对襄樊的全面包围已经形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就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吕文德还能支撑，等到忽必烈又派史天泽带兵到襄阳增援，在襄阳筑起一道长长的围墙，在沿墙的山头筑起城堡，派重兵把守，截断了宋兵与南宋地区的联系，形势才紧张起来。他不断派人去临安报急，可是，贾似道却把奏报压住，也不派兵增援，襄阳的守军就越来越困难了。
襄阳被围了三年，宋度宗才知道这件事，便派兵前往襄阳解围。可是，领兵的夏贵两次乘船来到襄阳城下，只跟吕文焕讲了几句话，便从原路退走了，根本不敢跟元军作战；另一位贾似道的亲信范文虎，跟着夏贵又来到襄阳，看到夏贵的水兵被元军打败，吓得回头就跑。襄阳依然在重围中挣扎。
不久，吕文德病死了，襄阳没有了主将。围城日久，军需也日渐困难。朝廷调两淮的守将李庭芝前往支援襄阳。李庭芝是南宋著名的将军，坚决主张抗元，他不顾范文虎的牵制，率兵支援襄阳。
襄阳守军见援军来到，乘机出城，大败元军，把运来的军械接进城中。
襄阳被围五年，元军一直无法攻下这座城池。城里已经缺衣缺粮，守兵们拆了房子，把木料当柴烧，没衣服，便用纸做衣服穿，军民们都急盼朝廷能派援军到来。可是，南宋朝廷里的权臣们，全然不顾襄阳军民的困难，一直没有派出像样的援军。
忽必烈见小小的襄樊攻了五年还未攻克，便广招贤才，征求破城的办法。一位元将献上郭侃造的回回炮，这是当时最具威力的攻城火器，忽必烈立刻把回回炮运到了襄阳城外。
回回炮果然威力无比，在攻樊城的战斗中，几声炮响，樊城的外城墙就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元军蜂拥而入。但是，宋军坚守阵地，不肯后退，宋军的援军也过江前来增援，元军被杀败，逃出外城。攻城的元将张弘范也中了宋军一箭。
张弘范受了伤，脑子倒清醒了。他找到阿术，建议说：“襄阳和樊城之间，汉江上有一座铁索桥把两地连成一体。我们无论攻打哪一座城，他们都能通过铁索桥互相支援。我们要先分割两城，才能攻下襄阳。”
按照张弘范的办法，阿术集中兵力，乘船从两侧向宋军把守的铁索桥发动了攻击，用利斧砍断铁索，烧掉了木板，切断了襄阳和樊城的联系，然后集中兵力攻打汉江以北的樊城。
就这样，襄阳五年的守城战以元军的胜利告终，南宋已到了灭亡的前夜。
妇女缠足始于何时
妇女缠足，一般认为始于五代，其时诗人唐镐咏云：“却于宫里看金莲。”金莲据说即指缠足。查缠足风气之形成，似从宫廷开始，再传入教坊，转入城市上流社会的姬妾，最后才为民间所接受。缠足不是由国家颁布法令强制施行的。起初人们以缠足为美，竞相仿效，逐渐普及。南宋时缠足已相当普遍。虽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但并未引起人们广泛共鸣，以致缠足这种极其丑陋之恶习，竟在中国存在了近千年之久，实在令人痛惜。
火药的发明和传播
“火药”由“火”和“药”两个字构成，并非偶然。原来，火药的两种最主要成分——硫黄和硝石都是药品。汉朝的《 神农本草经 》把药分为三品，硫黄和硝石分别被列入“上品”和“中品”。在火药发明后，药物学家仍然把它列入药类。明朝的伟大药物学家李时珍，就把火药收在他写的《 本草纲目 》中，并指出火药有“治疮癣、杀虫，辟湿气、瘟疫”的功效。可见火药最初本是一种药品。
火药的发明制造者是谁，现在已经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职业是炼丹家。从战国秦汉以来，历代的帝王总想长生不老，于是就有一些人投其所好，自称能炼出长生不老的药来。这些炼丹家在崇山峻岭里采花草、探金石，在深山古洞里炼丹制药。正是由于他们的大胆探索和辛勤劳动，才发明和发现了新物质，火药就是他们无心插柳的结果。
传说，隋朝初年，一个名叫杜子春的人去拜访一位炼丹的友人。当晚夜半时分，他被炼丹炉里冒出的紫烟惊醒，顷刻间房子着火燃烧起来。后来发现，这是因为炼丹炉中有硝石、硫黄和木炭的缘故，由此人们了解到制造火药所需的基本成分。
火药直接见于文字的较详细的记载，最早的要数唐朝初年既是炼丹家又是杰出医药学家的“药王”孙思邈。他的《 丹经 》一书中有关于以硫黄、硝石、木炭等研制成“伏火”的文字，这里所述的成分及现象，近似于后来的黑火药。中唐时期有一本《 真元妙道要略 》的书，其中较明确地记述了火药的制成方法及其燃烧、爆炸的性能。到唐朝末年，发生在豫章（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的一次战争中，首次使用了火药，烧毁了豫章城的龙沙门。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火药运用于军事的最早记录。当时所使用的装置，名叫“发机飞火”，就是在一支箭的箭头部位装上火药和易燃物，点燃后用弓射向敌方，引燃敌人的营帐、建筑及军械设施等。这实际上就是火箭，是人类实际使用的最早火箭。它与今天火箭的差别在于其动力来自弓的弹力，而不是像今天那样来自火箭本身的装置燃烧后形成的反冲力。
到了宋朝，火药的使用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不仅火箭、火球等火器在唐朝的水平上有了提高和改进，而且由于连年战争，朝廷还在东京（今开封）设立专门制作火药和火药武器的火药作坊。
到南宋的开庆元年（1259年），一种使用火药的管形火器——突火枪被发明。突火枪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管形火器，以它为标志，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划时代变革宣告完成。世界上后来出现的枪炮，都是这种管形火器演化而来的。
在甘肃武威出土的铜火炮，是迄今能见到的最早金属火器。完好保存到今天的两尊元代铜火铳，制作已经十分精良，它们铸造于元朝至顺三年（1332年），其中一尊长达35.5厘米，炮口内径10.5厘米，重6.49公斤，使用时在铳身内装火药和石弹，铳尾设有火眼，专门用来点燃引发。这种铜火铳已具备近代火炮的基本构造，实用而且合乎科学原理。
但是，火药用来作为现代极其厉害的杀伤性武器，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传入西方以后。
火药最初随着炼丹术和中国医学知识传入阿拉伯国家，其中硝最早传入，被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蒙古人西征时，多次使用火药武器进攻中亚和波斯的城堡。阿拉伯人于是在战争中学习和掌握了火药及火药武器，当时被称为“契丹火枪”和 “契丹火箭”。
13世纪，欧洲的西班牙人最先通过阿拉伯人的书籍了解到火药。到了14世纪，伊斯兰教国家在攻打西班牙时使用了火药武器，从而使欧洲人接触到了这个神秘的怪物。他们很快开始学习制造，现在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是英国人于公元1326年制成的第一只铁火瓶。到1338年，法国人开始制造装有火药的铁罐。由此看来，英国人和法国人学会把火药用于军事，晚于中国好几个世纪。然而他们却用中国人发明的这个家伙，制成了来复枪和现代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这其中的惨痛教训，实在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深思！
火药对于人类，既可以造福，又可以为祸，甚至可以毁灭人类。但这天壤之别的后果，只在于我们如何运用，火药的发明者是没有责任的。
耐人寻味的“李约瑟难题”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他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他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努力地寻求谜底。他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