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状况看，汉代鄱阳的农业发展还是比较好的。《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中说，“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人。”田，指耕种。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越人如果造反，必然会在余干的边界囤积粮食和人。余干的边界指什么地方？鄱阳。如果我们的粮食不多，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严助也就不必替朝廷担忧。
在《江西通志》、《饶州府志》、《鄱阳县志》中，都能看到这样的字句：“鄱阳有黄金采”。这段话来源于《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鄱阳“武阳乡右十余里有黄金采。”黄金采是什么？唐朝的颜师古注释说：“采者谓采金之地”，从古代遗存的资料和近代矿物学家们的野外勘探证实，当时的采金主要指昌江、乐安河中的沙金。虽然如此，多少能看出我们鄱阳在一千多年以前的经济状态。另据许怀林《江西史稿》说：“汉代的浔阳、余干、鄱阳，也是重要的造船基地。”
因为是谈两汉，中间曾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公元9年，王莽篡政，不但改国号为“新”，而且改了很多的郡县名，如：南昌改为宜善，艾改为治翰，宜春改为修晓……鄱阳则改名乡亭，不过，时间很短，只有14年。
对于两汉时期的鄱阳来说，把鄱阳降格是两汉，升格还在两汉。东汉末年，三国鼎立，鄱阳为三国东吴孙权的势力范围。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在东吴丞相张昭，宗室孙韶，重臣顾雍，大将吕范等建议下，以“鄱阳土广人段”为理由，意思说鄱阳土地面积大人口多，要求从豫章郡分出，增设为鄱阳郡。从此，为鄱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区升格和后来成为州、府行政区划打下了基础。
说到这里，有个插曲。2001年吧，贵州省黔西县来了三个人，到鄱阳寻访他们始祖车千秋的墓地。车千秋本姓田，是汉武帝后期丞相，因深得汉武帝看重，为照顾他年纪大腿脚不便，特赐可以乘车上朝，结果田千秋感激涕零，改田为车姓。他们的后裔说，族谱上记得清楚明白，说车千秋的坟墓埋在鄱阳，特地来鄱阳寻找祖坟，以便整修，最后不果而回。从这件疑案里可以看出，在汉朝时，鄱阳是深受朝廷重视的江南地区。至于车千秋的坟在何处，有几个疑点，希望有心人和后来者们破译：
一、枧田街乡有个叫城墩的地方，此处为深山老林，城在何处，为何称城？
二、从枧田街往西有条水流叫千秋河，到枧田集镇与大源河相连，上游经城墩，此河河名与车千秋同名，是巧合还是有缘故，此外，枧田以田为地名的为什么比别处要多？
三、高家岭的番水，本来地名就很特别，据韩山的何氏族谱称，何氏原为韩信的后裔，在何氏家谱中有这样的记载，说番水曾有丞相坟，运坟是不是与车千秋有关系？
以上三点都是与汉代相关值得探讨的问题。
孙吴与鄱阳
如果说先秦以前鄱阳的地广人多，决定了鄱阳最早建县的事实，那么三国时鄱阳的辽阔，同样决定了她升格为郡的基本条件。郡——这个重要行政地位的确立，为后来鄱阳的历史走向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鄱阳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我是这样认为的，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孕育阶段、奠基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鼎盛阶段。
从秦建县到两汉的四百多年里，这是鄱阳文化的孕育阶段，她基本上还是受中原文化，也就是北方文化的影响，是后期楚文化的继续漫浸。比方说东汉时，鄱阳有一个叫雷义的人物，他就是两汉以来受独尊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
到了三国孙吴政权时期，鄱阳文化开始了自己的转型，特别是孙权分豫章立鄱阳郡，到两晋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彭蠡湖不断向东南扩张的四百年间，应该是鄱阳文化的奠基阶段。
隋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鄱阳文化，尤其是湖文化的特征和特性日渐凸显。虽然这期间只有350多年，却是鄱阳文化的广泛吸纳和茁壮成长阶段。
进入两宋和元朝的近四百年岁月后，鄱阳文化逐渐成熟了，她的个性也有了较大的突变。在北宋，鄱阳铸钱、铸铜镜包括景德镇的制瓷技艺的提高，以及彭汝砺的高中，都是前期鄱阳文化的积累。到了南宋，四洪、特别是布衣姜夔的出现，以及元朝形成的“东湖十景”，把鄱阳文化的成熟勾勒得一清二楚。
大明王朝和大清及到新中国建立后的20世纪80年代的六百多年，是鄱阳文化的鼎盛时期。河流经济的繁荣和发达，推动了鄱阳文化走向了新的高峰。鄱阳码头地位的提高，使饶河调成了江西的大戏。渔鼓、灯彩、民歌、渔俗……所有的各种文化元素和文化现象都充分得到体现，并表现得淋漓尽致，尽善尽美。
有人会问，现在呢？我想已经进入创新发展阶段。这些，后面我都会说到。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三国时期，看看孙吴对鄱阳的影响。
公元195年东汉献帝兴平二年，长沙太守孙坚的大儿子孙策，占据了从芜湖到南京这段东北流向的南岸，也就是历史上称作为江东的地区，开始了自己的霸业。遗憾的是五年之后，这位年仅26岁的霸主，被人刺杀身亡。孙策临死前，将自己开创的霸业，交给了19岁的弟弟孙权。从此，孙权便在这片土地，后来又扩大到长江中下游的夏口，即今天的武汉以东、长江以南，包括岭南和越南的广大地区。
公元203年东汉献帝建安八年，孙权派征虏中郎将吕范收复了鄱阳。七年之后，公元210年分豫章立鄱阳郡，就是把鄱阳从西汉时划归豫章——现在的南昌管辖——分出来，成立了鄱阳郡。鄱阳郡管辖赣东北8个县，它们是：鄱阳；广昌，今鄱阳石门街及安徽东至；乐安，今德兴市东包括乐平；余汗，今余干；鄡阳，原为鄱阳地；历陵，原为鄱阳地；葛阳，今弋阳县西；上饶。据许怀林先生说应该是9个县，还有建平，而这个县我至今未查到相关资料。孙权这一分立，不但提升了鄱阳的行政地位，也为鄱阳后来的发展定下了调子。大家都清楚，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非常看重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从春秋时便流传下来的一种文化现象，源自孔老夫子的总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后面还有几句，这里就不引用了。那么，什么是名分？以我在这里说鄱阳事为例，就有一个名不正，言不顺之嫌，要我说鄱阳事？以什么名义？教授？专家？官员？统统不是，于是就要替我冠上一个合适的头衔。有很多时候，电视、报纸替我冠那些头衔，都是名不副实，言而不顺的。结果呢，带来一个疑问，你讲的可靠？我回答说可靠，都是有根有据并引经论据。但人家可以呸你，凭什么你的可靠，你充什么权威，道理是这么简单，这是中国的文化带来的认知，谁也改变不了。可见名分很重要。孙权在收复鄱阳后第七年就将鄱阳升格，鄱阳从此就有一个好名分。所以在西晋陈寿写的《三国志·吴书》中，鄱阳这个符号，出现了差不多有20来次。试想，如果鄱阳没有这个名分，能有这么高的频率出现？也就是从这时候起，鄱阳在后来的朝代中，就有了州府的地位。也就有了自己的文化，否则，说鄱阳文化就无从谈起，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名字，也轮不到鄱阳。
尽管，鄱阳后来的发展确实与孙权有一定关系，但当时的鄱阳也的确事关孙吴政权的安危大计。孙权在收复鄱阳的第七个年头，鄱阳山越族人彭虎，率数万人反吴，在镇压了这支农民起义的队伍后，才决定立鄱阳为郡。公元217年东汉建安二十二年，一个叫尤突的鄱阳民，接受了曹丕的授印，准备投奔曹魏，后被贺齐与陆逊镇压下去。公元226年孙权黄初五年，鄱阳山越民彭绮自称将军，攻陷了好几个县，当时的鄱阳太守王靖因镇压不力，受到孙权谴责，改周鲂任太守，周鲂用了三年时间才将彭绮抓获。公元236年孙权嘉禾六年，山越民彭旦又起来造反。第二年，孙吴中郎将周祗在鄱阳征派壮丁，郡民吴遽等被迫反抗，杀了周祗，攻陷了好几个县。何谓山越民，为什么鄱阳的山越民屡屡造反呢？山越民是古越人的后裔，生活在今天的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相连数千里的山林地区。他们反抗的起因到底在哪里？鄱阳太守周鲂有过总结：“此间民非苦饥寒而甘兵寇，苦于征讨，乐得北属。”孙权的不断征讨和他的要兵要粮，使老百姓，尤其是山越民无法生存，这就叫“官逼民反”。从这些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鄱阳是人丁旺盛，粮食富足的地区，否则，孙权也不会分豫章立鄱阳郡，这就是东吴看好鄱阳的真正目的。
总之，三国东吴时期，是鄱阳后来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虽然在当时，曾经发生了多次山越农民起义，但总体来说，给鄱阳带来的正面作用大于负面的效果，尤其是三国东吴给了鄱阳这么个地位，加上后来接连发生的几件大事，都与鄱阳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提升，直接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呢？
孙吴时期发生的几件事
关于孙权，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觉得他似乎没有刘备的政治作为大。其实，历史上的孙权，是个非常有政治才华和能力的霸主。他的特点是善于用人，本人也很智慧。我们都熟悉《三国演义》草船借箭的故事。真实的草船借箭不是诸葛亮的计谋，是小说作者罗贯中张冠李戴，把发生在孙权身上的事，放在了诸葛亮的头上。公元213年东汉建安十八年，曹操以40万的兵力，进军东吴的濡须口，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巢县西的巢湖，并且攻破了孙权的江西营，活捉了东吴都督公孙阳。这时候，孙权带领7万将士与曹操对峙，并坚守了一个多月，最后迫使曹操撤兵。这期间的有一天，孙权乘船观察曹营的动静，曹兵看见吴国的战船划来，一阵乱箭，对着吴船的一侧猛射，以致孙权的船，差点让射来的箭弄得侧翻了过去。面对这种突发情况，孙权非常镇静。他命令水手将船调个向，有意让曹兵再次发动进攻。果然，又一阵乱箭照船上射来，这下正好，开始的箭在船右边，后来的箭射在左边，船平衡了，孙权也满载而归。就是这么个事件，让罗贯中借去了，成了诸葛孔明的草船借箭，可见历史与文学的区别有多么大。孙权在与曹兵对峙的一个月中，58岁的曹操看见东吴的舟船排列井然，器仗安置有序，队伍纪律严明，不得不对27岁的孙权由衷地佩服，以致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如刘景升之子，豚犬耳”的感叹。仲谋是孙权的表字，刘景升指刘表，刘表的儿子叫刘琦、刘琮，那可是一对草包。由此可见，孙权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联系到在他统治时期发生在鄱阳的事，我们更会心存感谢。
三国东吴期间，鄱阳有哪些事与孙权有关系呢？
第一件事不用说都知道是将鄱阳立郡。在鄱阳立郡时，第一任太守步骘，“骘”字读质音，查字典得注意部首，不能查左耳，要查马字部，雄马的意思，步骘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在鄱阳半年左右便去了岭南，就是现在的广东。到广东后一下子收复了交州七个郡，包括两广和越南北部，并分出交州部分地区设立广州。广州这个地方，就是从他开始才有的。
第二件是黄武元年三月，鄱阳出现了黄龙。黄龙是什么，中华始祖黄帝的化身。孙权前一年称吴王，第二年鄱阳出现黄龙，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所以，鄱阳自三国起便有了黄龙信仰，后来还立了庙。我相信很多人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庙宇，像鄱阳祀奉黄龙并立庙的恐怕不多。年纪稍大点的人都知道，鄱阳的黄龙庙在姚公渡上首，正对着乐安河。
第三件是将郡治迁回吴芮故城，即鄱阳镇。关于吴芮故城，历史上曾有争议，一说鄱阳镇，一说故县——也就是古县渡。说在鄱阳镇的是依据南北朝刘宋王朝的《宋书》，说在古县渡的是《太平寰宇记》。我的观点很明朗，吴芮故城指今天的鄱阳镇，依据还是这两本书中的两段文字。
《宋书》是梁朝沈约写的，《宋书·州郡志》是这样写的：“鄱阳太守，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孙权分豫章立，治鄱阳县。赤乌八年，徒治吴芮故城”。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乐史写的。之中有一条故鄱阳县：“即吴芮所居故城也，在彭蠡湖东，鄱水之北。”
先看《宋书》的记载，解释成白话文，应该是这样的：鄱阳太守这个官职，是建安十五年由孙权分豫章设立的。那时从豫章郡分出鄱阳设立鄱阳郡，郡治在先是鄱阳县。赤乌八年，从鄱阳县的治所迁徙到吴芮故城。这段文字非常明了。三国吴初，郡治在鄱阳县。这个鄱阳县实际是西汉初设的（一种说法是秦朝），就是现在的古县渡。早在战国末年，吴芮便在鄱阳镇筑了城。公元245年东吴赤乌八年，孙权政权把郡治从汉时的鄱阳县所在，迁到了吴芮故城，也就是今天的鄱阳镇。乐史的这段话读后难免让人糊涂，结果把人带进了误会，以至造成吴芮故城在故鄱阳县这么个错觉。其实，《太平寰宇记》还有一段文字可以证明我的推断，这本书的鄱江水条说：“鄱江水，自当县，浮梁，乐平，余干等三县合为鄱江，在郡城南，又经都昌县，入彭蠡湖。”既然，鄱江水是由本县、浮梁、乐平、余干等县合为的，鄱水之北，当是郡城，即鄱阳镇了。看来《太平寰宇记》的作者乐史虽然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但也还是在不自觉中，把吴芮故城带回到鄱阳镇了。
两晋时期
在正式说事之前，先作个说明。我在此前第四、第五节中，多次提到番易加左右阝（耳）为鄱阳的事。由于习惯了传统的说法，反手为左，顺手为右，以致把邑说成左，阜说成右，按照现代汉语规范的笔法要求，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规范的笔划，阜为左，邑为右，这是我治学不严带来的口误，在此表示歉意。
下面，我们话归正题。
公元279年西晋武帝咸宁五年，司马炎以20万人马，分六路出兵，结束了孙吴的统治，鄱阳列入了西晋王朝的版图。
在中国历史上，西晋是短命的王朝之一，前后不过51年光景。尽管这样，对于鄱阳却有两件非同一般的事。
公元313-316年，也就是西晋末愍（mǐn敏）帝司马邺的建兴年间，一位叫虞溥（pǔ普）的山西佬儿来到鄱阳任内史。内史这个官职在古代比较复杂，朝代不同，职责不一样。虞溥作为地方官的内史，主要是管理地方的民政事务。说具体一点，他作为地方行政首长，不像太守、刺史，可以党政军权一肩挑。而是只管民政包括财赋方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