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溥到鄱阳任职，尽管权力并不大，且为鄱阳，甚至说为江西后来的发展，做了一件功德无量、流芳千古的大好事——推动“风化大行”，也就是兴办教育。西晋以前，鄱阳的教育非常落后。是虞溥，他“崇学敦教”，“大修庠序”。庠序，指古代的公办学校。“庠者，养也；序者，射也”，射有两层意思，一为追逐，一为六艺之一。虞溥大修庠序，着力在“广开学业，光扬盛化”上，提倡普及以推动素质的提高。在他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鄱阳从此形成了读书上学的良好风尚。当时郡学的生徒，就是学生，一下子达到700多人，这不但在江西，在全国也为罕见。可以说，虞溥在鄱阳历史上不但是位好官，更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因此，鄱阳人对于虞溥充满了敬爱。早在宋代，鄱阳就建有“九贤堂”。九贤堂是把在此以前来鄱阳任过职，且政绩卓着的贤牧，作为神祗敬祀的地方，有如朝廷的“太庙”，而虞溥是享受这种特殊规格的地方官之一。
在虞溥之前的西晋，还发生了一件使鄱阳扬名的事，当时，有位叫左思的文学家，写了轰动一时的《三都赋》。这《三都赋》包括《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三都赋》不仅文字优美，而且反映的都是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为写《三都赋》，左思前后花了十年时间，搜集了大量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人情等资料。所以，《三都赋》一问世，大家竞先争抄，弄得一时洛阳纸贵。“洛阳纸贵”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在《三都赋》中的《吴都赋》里，鄱阳第一次正式走进文学作品：“鄱阳暴谑，中酒而作”。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用白话文说：鄱阳人性子急躁，好开玩笑，尤其是喝酒喝得不醉不醒时。暴，急躁；谑，开玩笑；中酒，唐代训话学家颜师古有过专门解释：“饮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谓之中。”有人会说，这不是在贬大鄱阳吗？
我为什么把这件事特别地提出来说呢？因为《吴都赋》出现在族溥兴学之前，左思早于虞溥。既然《三都赋》那么出名，虞溥不可能不看。我想，虞溥来鄱阳大兴教育，说不定与左思这八个字有一定关系，“风化大行”，关键还在教育。教育是启迪心灵的钥匙，教育是提高素质的助力器，教育能改变人们的性格和习惯。左思在《吴都赋》中并没贬低鄱阳人的意思，无非说鄱阳率直，古朴，是这个地区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并把它看作为吴都的人文情怀的重要组成。文学家眼中的文化与教育家眼中的文化，我想是有点差别的，因此，地方官兼教育家的虞溥，便借此大开风气，可以说这应该是鄱阳人的福气。
进入东晋之后呢？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说三国东吴，为提升鄱阳的行政地位奠定了基础，而此后的东晋则是鄱阳走出封闭、进入开发发展的开端。
据史书记载，长江流域自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南方立国以来到东晋末年，仍然是生产力落后，“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积蓄之资”的地区。永嘉之乱后，大量的北方人口开始南移。这期间，来鄱阳的移民虽然并不是很多，但同样受到移民潮的一定影响。到东晋之初，这些移民成了开发的主力。这里有件事要说清楚，北方移民涌入江南，大体可以分两块，一块是豪门望族，他们进入江浙这些比较发达的地区；
一块中层阶层，当然也包括少数贫苦人士，主要是荆、湘、赣等地。因为这些地方与中原和南方政治中心——南京一带的长江下游相比，还是落后得多。鄱阳虽然较之原山越地区要发达，也还是属于边缘地带，是北方豪门望族不肖一顾的。然而，移民潮还是推动了鄱阳的经济支柱——农业的发展，先进生产农具、耕牛等的使用，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加上儒、道、释的传入，文化落后的状况也得到一定改变。东晋偏安之后，鄱阳不失为江右有影响的地域。所以，在东晋权力的再分配时，到鄱阳任地方官的，多是豪门望族的成员或有一定名望的人物，仅以三个人为例，就可以看出鄱阳在东晋时期的分量。
先说第一个人物，他叫王廙。王廙任过鄱阳内史。王廙这个人很有一点来头。他不但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叔叔，而且是扶持东晋第一位皇帝——元帝司马睿，登上宝座的重量级人物王导的从弟。从指堂房，从弟就是堂弟。王廙不仅具有这些优越条件，他本人文武双全，六艺精通。何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射指射箭，御之驾御，骑马射箭吧。据说，他还是王羲之在书法上的启蒙老师，王羲之在书法上的成就，与他分不开。
第二位是顾众。顾众是江南豪门望族顾荣家的成员。北王南顾，那都是东晋举足轻重的家族。顾众很有政治头脑。当年王导的堂兄王敦兵权在握时，曾要他去担任从事中郎，即幕僚。顾众知道王敦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便婉言谢绝，一心呆在鄱阳做地方官。
第三位是纪瞻。纪瞻的父亲纪陟曾当过吴国的豫章太守，后为光禄大夫。纪瞻的祖父纪亮任过尚书令，他自已则是平叛苏峻有功。
为什么以这三个人为例呢？在两晋，最重视的是家庭背景，按现在的说法叫做“唯成份论”，只有豪门望族的人才有资格做官。豪门是有钱的人家，望族是有声望的家庭。这三个人都是如此，他们之能派到鄱阳当任地方官，可见鄱阳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地区。
此外，还有一个人必须提到，那就是郭璞。郭璞是个文学家，又是传说中懂得阴阳、颇有道行的人，他和许真君、葛洪齐名。据旧县志记载，郭璞在鄱阳隐居过，隐居的地方是凰岗东南，与乐平交界的郭璞峰，也是当地人说的钵钵尖。那里至今还遗存有他当年练过丹的灶，下过棋的大石头。
关于王廙，还有一段佳话。我们鄱阳有位残疾人叫邓道炼的，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对鄱阳历史有一定研究，还喜欢收藏，他买有一本王献之的书法帖，内有三帧内容与鄱阳相关，我叫它《鄱阳三帖》。这三幅帖是王敦兵败后，王廙受株连时王献之写的，笔势奔放，灵姿秀出，是王献之中期书法的佳作，很有观赏价值。
陶母和陶侃
在鄱阳，很少有人不知道截发延宾故事和陶侃的。可以说这母子二人都是鄱阳的骄傲，一位为古代三大贤母之一，一位是江西早期位居枢轴的政治家，是继吴芮之后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影响的鄱阳人。
陶侃先祖是东汉末三国时迁来鄱阳的。古代人以三代为籍，住过三代之后才承认是当地籍贯。他父亲陶丹，曾担任过东吴时代的扬威将军。将军在现代人眼里是个了不起的职务，古代将军有上、中、下之分，一般的将军不过是个小苍头。陶侃父亲虽然是将军，但称之为扬武，实为杂号，不是了不起的职务，地位不高。两晋时门阀之见极其严重，非豪门望族都为“小人”，只有豪门望族或书香门第出身的人才受人尊敬，才能位居要职。普通人和行武出人的军人，那时都受到歧视。陶家原先居住的庐江郡是盘瓠蛮即傒族杂居的地方。傒族因杂处五溪之内，所以称傒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陶侃这样的出身，只能排在低微之列，加上家境也一直不好，父亲早逝，母亲又是妾，妾指侧室，是偏房，照现代话说是小老婆。不用多说，陶侃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只能归属为“小人”。
然而，低微出身的陶侃且有一位伟大的母亲。
陶母姓湛，新淦，今天的新干人。中国古代，在由母系社会转为男权主义之后，对女性的歧视一天比一天严重，对女性的称呼，也只称氏不称名，所以后人只称她为陶母湛氏。这位女人在丈夫死后，不但担起了抚养儿子的重担，而且以自己良好的品德情操，影响和教育自己的儿子。为了让儿子接受教育，他夜以继日的纺麻绩线，换取钱粮供儿子读书。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儿子不能自卑，交朋友要交比自己要强的人，多从别人身上学习自己没有的长处。对于儿子的朋友，她倾自己所有来款待。一次，儿子的好友范逵来访。没料到，范逵前脚到后脚下起了大雪。陶母犯难了，因为家境窘迫，拿不出好东西招待儿子的朋友。毅然决然间，她想到自己头上的青丝，便毫不犹豫地用刀截下自己的头发去卖。古代没有剪刀，长发只能用刀截割。随后，她将卖头发的钱买来酒肉款待范逵。范逵是骑马来的，陶家没有马吃的草料，陶母便将自己御寒的草席，剁碎当草料喂马。有人会奇怪，这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截头发卖钱嘛！在古代，头发是看得很重的，发与肤受之父母，不能随便处理，何况是女人的青丝，是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否则截发延宾怎么能流传千古，陶母又怎能和孟母、岳母并称为古代三大贤母（另有一说为四大贤母，除上述三位之外，还有欧母）。
陶母一生不容易，陶侃一生也不简单。试想，一个既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社会依靠的人，凭什么从一个小小的前锋，成为东晋成帝时代的太尉？太尉不是一般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既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要不怎么说是枢轴人物，如果你稍稍仔细研究他的一生过程，就会发现陶侃身上有一种常人缺少的品质。
第一，严以律己。陶侃在他当小小鱼梁监的时候，曾经托人带回一小罐咸鱼给他母亲，在遭母亲严厉谴责后，历史上称作“陶母封鲊”。自这件事后，他从不损公肥私，占公家一丁点小便宜。宋朝有位叫蒲寿宬的人，写了首咏陶侃母的诗：“坩鮓有几许，直欲致一甘。岂知圣善意，见此转不堪。此母天下母，清风使人惭。”
第二，惜时如金。陶侃任何时候都珍惜自己的时间，在受贬任广州刺史时，他不自暴自弃，而是抓住一切机会磨砺锻炼自己，每天早上运一百块砖出屋外，晚上把一百块砖运回屋内。别人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说，贪图安逸就是消磨自己的意志，中原还没有收复，他还要驰聘战场，军人没有臂力怎么能战胜敌人。这个故事，在古代被收入幼儿启蒙读物之一的《龙文鞭影》里，“陶侃运甓”也成为古代很出名的典故。甓是古代砖的别称，与现代的砖相比，更厚更大也更重。
第三，珍物爱民。别看陶侃后来的地位高了，他始终把农民记在心上，有人遭踏正在灌浆的稻谷，他见到后狠狠地将那人教育了一顿。造船遗弃的竹头，木屑，他派人收集拢来。到造船缺铁钉时，便叫人以竹头削成钉取代。下雪泥泞难行，他派人将木屑撤上，以此方便人们行走。
第四、重视农业。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
第五、体察入微。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第六、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公元334年东晋咸和九年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遣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溪。时年七十六。
陶侃的美德当然不止这些，我这里只是粗略归纳而己。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任何有大作为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这既是陶侃的品格，也是后来鄱阳人提倡的德行。
王侯分封多在南朝
从公元420年南朝刘裕，建立宋王朝的永初元年开始，到公元589年陈朝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止，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南朝时期。在这段长达169年的时间里，中国南方朝廷更迭频繁，战事不断，于是鄱阳便成了皇室和功臣分封的重要地区。在这期间，从王、公到伯、子、男爵及县侯，前后共15位来鄱阳受封。之中，宋、齐、梁、陈四朝王室的宗亲就有5位。刘宋王朝——孝文帝刘义隆第15个儿子刘休业，曾封为鄱阳哀王；萧齐王朝——先是齐太祖萧道成的第7个儿子萧锵，封为鄱阳王，及后又是明帝第6个儿子萧宝寅，封为鄱阳王；萧梁王朝——梁文帝第10个儿子萧恢，被封为鄱阳忠烈王；陈王朝——陈文帝陈蒨第3个儿子陈伯山，被封为鄱阳王。至于这个四王朝中的功臣分封，也都非同一般。如萧齐王朝时功臣陈显达，官至太尉侍中，封为鄱阳郡公，食邑3千户。你想，一个郡公食邑达3千户，王室成员至少也有2千户吧！
有人奇怪，为什么进入南朝后，鄱阳成了封建朝廷统治者的一块“肥肉”？
前面我已经说过，自西晋末年北方汉人纷纷流亡南方后，南方广大地区得到了一定的开发。东晋以后，鄱阳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传入，使鄱阳基本上成了东晋、南朝的米粮仓之一。因为这段时间，鄱阳支柱产业——农业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我这样说，不是空穴来风。尽管县志上没有这种记载，但当时的学者——南朝宋的南昌人雷次宗，在他《豫章记》的着述里写得很明白：“地方千里，水陆四通……奇珍异货，此焉是出，奥区钟皋，处处有之。嘉蔬精稻，擅味于四方；金、铁、筱簜，资给于四境。沃野垦辟，家给人足，畜藏无缺，故穰岁则供商旅之求，饥年不告臧孙之籴”。这段约90来个字的描述，用白话文翻译，就是这样的意思：南朝时，赣鄱平原的一派丰衣足食景象。这里地方广阔，物产丰富，既有腹地高阜，水网平原，又有奇珍异货，好蔬好谷。更有金、铁、大小毛竹等资源，能供周边地区。早年的荒芜已经结束，沃野得到开垦，家家都很富足，家畜满栏。丰收年景吃剩有余，可以供给商人销售，就是饥荒年成，也不必向臧孙氏去买。臧孙，古代鲁国的一个复姓，经商的高手。鄱阳在南朝既然是这么个好地方，能不引起封建朝廷的重视、王室功臣的垂涎？
分封到鄱阳的王室成员和功臣，一方面加重了对鄱阳人的剥削，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鄱阳文化的传播，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远的不说，以佛教为例，有据可查的传播，至少可以溯源到梁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