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培养孩子，多提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针，尤其是强调加强少年的道德品质的教育。而古代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基本上是以“读书做官”为指导思想的，所以大都是重才轻德，讲“学”不讲“行”的。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尽管饱学多才，知书达理，但在实际中却是另外一个样子。饱学多才的人在生活中不一定是品德高尚的人。南宋时的奸臣秦桧，小时候也受过严格的教育，是一个词学兼茂的人，讲过“桧荷国恩，甚愧无报”之类的漂亮话。但他实际上却是个言行不一、心术不正的伪君子、两面派。他名为宋臣，却暗通金国，破坏抗战，杀害岳飞等爱国将领，干尽了坏事。
但是在古代，也有主张把德育放在第一位的人。像前面提到的郑板桥，他就认为教育儿子“读书中举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个品德高尚的文明人。诸葛亮也提倡德才并重，“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后汉的科学家张衡在《应闲》一文中说道：“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知之不博。是故艺可学而行可立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君子不愁地位不高，而应先看道德是否高尚，知识是否渊博。才能是应该学习的，道德更是应该尽力以求的。《国语》上有个“叔向贺贫”的故事，也是告诫人们要教育后代重德行而轻官位利禄。春秋时晋卿韩起，他认为自己只有卿的名誉，而没有卿的实际，也就是没有多少钱，感到寒酸，因而发愁。大夫叔向知道后，便去他家向他贺喜。韩起不明白，问这是什么意思。叔向说：“你没有积财，过着清贫的生活，说明你为官不贪，德行高尚，因此可贺。”
他用了许多事实教育韩起，说：“从前，晋国的上卿栾武子没有百人的田产，家里连祭祀的器具都不全，可是他能够发扬美德、执行法度、美名传遍了诸侯各国。各诸侯都很钦佩他，因此使国家安宁。到了他儿子栾桓子这一代时，担任下军元帅，骄傲自大、奢侈无度、徇情枉法、胡作非为、囤积财物、遭到众人唾骂，本该遭惩罚，只是依赖他父亲的余德，才免了死罪。传到桓子的儿子怀子时，怀子接受了他父亲的教训，学习他祖父的德行，又受到众人的尊敬。只是因他父亲罪行的牵连，逃亡到楚国。”
“还有居功骄傲的玉昭子，他的财产抵得上晋国公室的一半，他的子弟都在军中担任将佐，他们依仗权势和财产，过着荒淫和奢侈的生活，最后却被株连九族。他们家做官的那么多，势力那么大，财产够多的了，可是一旦失势，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们呢？就是因为他们德行不好的原因！现在你如同栾武子一样清贫，我认为你也应该有他那样的德行，所以表示祝贺。”
叔向的一番话，说得韩起心服口服，连忙下拜，说：“我在迷路的时候，全靠你的及时引导，不但我本人铭记你的教诲，还要教育我的子孙后代要感激你的恩德，照你说的去做。”叔向在这里讲的忧德不忧贫的道理是在告诫人们要把“德”放在第一位来教育后代。
当然，道德是有阶级性的。各个阶级都有各自的道德标准。古人教育子女“崇德”的内容和我们现在提倡的“德育”是有区别的，但也有一些内容是相同的。比方说，要学用结合，言行一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现在我们这样要求子女和学生，古代一些名人志士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南宋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既重视对孩子进行智力教育，鼓励儿子们多读书作文，又很重视对孩子的道德教育，教育子女不要为了做官、发财而读书，要用知识救国救民。他在自己的诗文里这样教导孩子：“万钟一品不足论，时来出手苏元元。”他还告诫孩子们，读书人自己首先要道德高尚躬行实践。清朝有名的学者陆陇其在写给自己的大儿子定征的信中说：“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人若不将来身上理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作不读书的人。”看来这位学者是反对那种说一套，做一套，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坏毛病。他要求自己的儿子做老实人，正是重视德育的表现。
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不光是做个老实人，说老实话的问题，还应该体现在思想修养、待人处事等方面。道德品质优秀的人，在思想修养方面是很高的，待人处事方面也是诚恳的。古代一些有识之士在评论一个人的德行时，很讲究“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作风，并以此教育子女。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这方面就做得不错。他一生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为官清廉，从不趋炎附势，不向邪恶势力弯腰屈膝。他的这种性格和品德也熏陶了自己的后代。据史载，司马迁当太史令时负责编写《史记》，在朝中有了声望之后，不少人想奉承他，想从他身上捞点好处。就连朝中最得势的将军李广利也想和他拉关系。有一天，李广利派人给他送来一件礼物，司马迁的女儿打开一看，精致的盒子中装着一对非常珍贵的玉，她高兴地说：“太好了，真是世上罕见的宝贝啊！”司马迁走过来看了看说：“这么光滑纯洁，真是无价之宝啊。不过，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有斑痕污点，所以才受人称赞。玉玺如此，人也应该如此啊。像我这样一个平常的官员，如果收下这份礼物，不就像玉玺沾上了污点吗？”说完，他嘱咐女儿将玉玺重新装进盒内封好，让人又送回去了。女儿虽然没有得到这珍贵的玉，却得到了比玉更珍贵的东西——父亲对她良好的教育。司马迁的这个爱女后来嫁给了官至丞相的杨敞，她时常用父亲的品德和父亲当年教育自己的故事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她的两个儿子长大后都有所作为。
历史上类似司马迁教育女儿不收受贿赂的事例很多。如《晋书·烈女传》中记载的陶母责子一事，使人深受启发。晋朝名将陶侃年轻时，曾在洛阳担任捕鱼的县吏，有一天，他利用职务上的方便，弄了一瓦锅咸鱼托人带给了母亲，以示孝敬。陶母沈氏，是个清白的人，当她知道儿子送来的鱼来路不正时，很是生气，立即将原物返回，并写信教训儿子说：“为官要清正廉洁，你拿公家的东西送我，不仅对我没好处，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
陶母对儿子从小就严格要求，处处注意言传身教。她在家境贫困的情况下，以纺线、织布供儿子读书，从不贪财忘义。有一年，会稽太守范逵路遇大雪借宿陶家。陶母生活清贫，无法招待客人，便偷偷剪下自己的头发卖掉，买来吃的东西款待客人，还揭下自己床上铺的铺草铡碎喂客人的马匹。由于陶侃从小受到母亲高尚品德的熏染，所以也养成了廉洁奉公的好品行。以后他当了荆州刺史，加封征西大将军，仍能勤勤恳恳，谨慎行事，不沾染当时社会上那种“刮尽民脂民膏，肥了官家腰包”的污浊习气。凡是有进奉食品的，他一定要问清东西是怎么来的。假若是用非法手段得来的，他就严厉地斥责，退还所馈赠的东西。
他严格要求部下，不许贪玩喝酒误公事，不许损坏百姓的庄稼。有一次，他看见一个部下拔了老百姓还未成熟的稻子，便抽了他一顿鞭子。他平常因打仗用了百姓的东西，也叫人一一登记，赔偿损失。可见，陶侃之所以能成为德昭功高、名垂青史的名将，是同其母严格的道德教育分不开的。
古代的道德教育，常常是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因此，史书上记载的有关教育子女“施仁政”讲信义的事例很多。汉宣帝时，有个河南太守名叫严延年，为官比较清正。有一次，他的母亲从老家来到洛阳看望他，还未进府，碰到严太守手下的人押解着囚犯。这位严母便到路口的亭子里住下，不肯进府去了，严延年赶忙来拜见迎接，严母责问儿子是不是又随便捕杀无辜的人。儿子说明了情况，严母教训说：“当官执法要公正严明，不能滥杀无辜、要多施以仁爱教化，更不能用滥施刑法和随便杀人的手段来逞自己的威风。当民的父母官，就要有爱民的父母之心。”严延年听了母亲的话后连连称是，并且表示以后一定按照母亲说的去做，严母这才跟他进府。
古代也有一些名人志士把劳动作为教育子女树立远大志向和培养崇高品德的重要途径。他们认为劳动既锻炼了身体又能够养家糊口，何乐而不为。一些父母告诫自己的子女应该以劳动作为立身之本，因为在劳动中，能够培养好的思想品质。古人在对子女进行道德品质的教育中，还比较注重从点滴入手，要求子女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历史上还有善于利用反面教材，对孩子进行品德教育的例子。东汉时期，有个叫陈实的人，为人比较公正开明，在乡里很有威望。一天夜里，有个小偷溜进他家里，躲在房梁上伺机盗窃，恰巧被陈实发现了。可是陈实没有声张，只是把儿子们叫起来集合到一起说：“一个人生活在世上不能不自勉，不能不讲道德。干坏事的人未必本来就是坏人，只是他不学好，慢慢染上了恶习，越变越坏。你们抬头看看那个‘梁上君子’，他就是这么变坏的。”
蹲在梁上的小偷听了大惊，立刻跳下来叩头请罪，表示悔改之意。陈实又给他讲了一番道理，要他改恶从善，并送给他两匹绢。陈实抓住时机，既教育了偷窃者，也教育了孩子，一举两得，实在是一招妙棋啊！
良好的品德是衡量一个人好与坏的重要标准，一个具有良好品质的人是值得人尊敬的，而品行差的人却遭人敬而远之。父母只有从点滴入手，从一些小事中教育孩子，才能够达到预想的效果，才能把孩子培养成品德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