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对他的父母可能是满意的。对他的存在，他没有说过什么指责他们的话。他以法哲学的冷峻来理解家庭的两性关系，这与他谈到父母时充满爱的温情不相吻合。他的父亲主要对他实施道德教育，而他的母亲则为他开启世界美好的心灵。康德对善和美的理解他认为是受了家庭的影响，而对真的理解他认为则完全出于他自己。
关于康德的父亲，我们知道得虽然不多，但即使这很少的、可以确定的生平也形成了那幅感激的图画。在父亲逝世50多年后，康德甚至在晚年还一直“在自己的心中”怀有这份感激。不管怎样，这是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林克的记录，他1792年起成为康德的同事，1805年出版了《伊曼努尔·康德生活面面观》。这是一位“正直的公民”的画像，他对自己儿子的智力教育虽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他有完全开明、正直的理智，能够从外界寻找有益的帮助，并且他也乐意就一个手艺人的力所能及支出这样一笔费用”。神学家、康德的学生和第一个传记作者路德维希·恩斯特·鲍罗夫斯基在1804年出版的《对伊曼努尔·康德的生活和性格的描述》中如是说。他还简明扼要地补充说：“父亲非常希望儿子成为一个勤奋好学、诚实正派、富有思想的人。”他要求儿子热爱劳动、朴实无华，“尤其不能说谎”。
约翰·格奥尔格·康德如同他的父亲汉斯一样也是一个手工业师傅。他是皮匠行会的会员，靠给马、车厢、马车和雪橇制作皮带挣钱。他于1683年生于美麦列，年轻时就迁往大城市柯尼斯堡。在这里，他作为独立的皮匠师傅虽然并不富裕，但赚的钱足以组建一个家庭。1715年11月13日，将近33岁时，他娶了由纽伦堡移居柯尼斯堡的另一个皮匠师傅的女儿，18岁的安娜·雷吉娜·罗伊特为妻。他一定是一个非常自豪的人，作为手工业行会的会员受人尊重。因为声誉问题在手工业中非常重要，然而，老年康德在其《人类学》中认为，所谓声誉不是无耻丑陋的“沽名钓誉”或“傲慢自大”，而是“一个人由于其内在的（道德的）价值而可能期望得到的他人的尊敬”。
康德73岁时在给瑞典主教雅科布·林德布罗姆（他在瑞典寻找康德家族的根）的一封信（1797年10月13日）的草稿中说：“我的双亲（出身于手工业阶层）都是诚实正直、道德高尚和遵纪守法的典范，没有留下财产，但也没有留下债务。他们给了我从道德角度来看，再也不可能更好的教育。每当想起他们，我心中就泛起深切的感激之情。”所有这些都表明，小伊曼努尔在父母倾其全力建造的那个家中，对那个未征求他的意见就被带入的生活环境十分满意。他感到自己被教育成了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就像一个人通过辛勤劳动养活自己一样，与此同时，他喜爱自由的性格也在道德方面得到巩固。
在这方面，虔诚主义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虔诚主义自18世纪上半叶进入柯尼斯堡手工业者的交际圈。与路德新教极其残酷、令人恐怖的正统观念相反，虔诚主义试图复兴一种积极、热情的基督教观念。个人的宗教虔敬据说是在回归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虔敬本身具有伦理的品质，而且同时摆脱了教条的说教和严格的宗教仪式。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通过宗教的沉思内省拥有一份虔诚。在路德宗的正统观念看来，“虔诚主义”首先是一切追求可能的宗教狂热的异教徒的讽刺性代称，而虔诚运动被其追随者推到了积极的一面。凡是熟记上帝的话，遵照上帝的话过神圣日子的人，就是虔诚主义者。在这方面，虔诚主义者的思想和情感的内心自律起到了重要作用。
康德从未完全丧失对这种心灵宗教的同情。虽然他后来曾警告说，自己过分看重道德诱惑或宗教修身的内心体验，过分看重天惠或祈求的情感。因为，在这种虔诚主义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回归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危险：思想混乱，误以为自己进入了更高层次的灵感世界；然后，陷于狂热的幻想，伴随自我折磨，结果患上精神忧郁症，甚至住进精神病院。成年后，得到启蒙的康德也批判地断定，关于德行和虔敬的虔诚主义观念仅仅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康德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疑虑，这种虔诚主义观念却表明了这一点，对此，康德到了老年，当他回顾孩提时代父母给他的宗教教育时，仍然意味深长地赞叹道：“人们对虔诚主义说东道西，够了！那些认为虔诚主义是严肃的人们，以一种庄严的方式表现自己。他们具有人类所能够具有的高尚的情操：那种稳重、乐天和任何欲念都破坏不了的内心的宁静。任何困顿、压迫都不能使他们陷入烦恼，任何纠纷都不能使他们产生仇恨和敌对的情感。”
康德虔诚的母亲安娜·雷吉娜首先就在家中体现了这种对内在的乐天和安宁的神圣的渴望。她喜欢带着孩子们一起做祷告和礼拜。鲍罗夫斯基写道：“按照她以虔诚的角度为自己制订的模式，她希望将伊曼努尔培养成为一个虔诚的儿子。”康德起初似乎也很喜欢虔诚。因为，老年康德对他13岁时就失去的母亲的回忆，较之对父亲的印象更充满感情。
赖因霍尔德·伯恩哈德·雅赫曼，同样是神学家、康德的学生和传记作者，于1804年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康德曾多次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母亲是一位充满爱、充满感情、虔诚而诚实正直的女人，并且是一位仁慈的母亲。她以虔诚的教导和美德的实例引导自己的孩子转向对上帝的敬畏。她经常带我去城外，让我专心注意上帝的作品，自己则以虔诚的爱谈论上帝的万能、智慧和善心，并且将对造物主的深深敬畏铭刻在我的心中。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因为她在我身上培植了善的第一颗胚芽，她开启了我认识大自然的心灵之窗，她唤醒并提高了我的智力，她的教诲对我的生命产生了持久的、意义深远的影响。”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两眼放光，表现出由衷的纯真的敬仰。
安德烈亚斯·克里斯托夫·瓦西安斯基也是神学家、康德的学生和传记作者。他于1804年在《伊曼努尔·康德的最后岁月》中，记录了他与这位老人朝夕相处的情境，其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康德以孩子般的深情将自己的母亲敬奉为一位“有着伟大的理智、高贵的心灵以及真实的、绝非狂热的虔诚”的女人。瓦西安斯基在谈到野外漫游时说的话，读起来仿佛是对康德关于孩子向往自由的法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回答：“这种教育中没有什么错误妨碍他今后的自我教育工作。他的母亲早就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她在自己的教育中善于将娱乐性和有用性相结合，她经常带自己的小男子汉到野外去，让他注意观察自然事物以及一些自然现象，教他认识一些有用的药草，甚至教他认识她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天体结构的知识，并且赞赏他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当然，对于儿子的一些问题，她也难免经常出现尴尬。”
因此，小伊曼努尔有这样的父母是幸运的。他不会再因为来到这个世界而哭喊。所有的传记材料都表明，这个小男子汉具有可爱的善良性格。他喜欢嬉闹玩耍，却绝不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他很早就学会自立，并且学会控制他那生来就向往自由的激情。回忆童年，他反思说，自己被培养成了一个独立的、自我思想的人。他觉得自己没有像狮子一样被驯服，没有像机器一样被机械化。
康德的父母虽然没有学过教育学或儿童心理学，却似乎掌握了艰难的教育艺术，并且解决了最大的问题，他们引导儿子“好好地利用自己的自由”。他们注重自然的特性。很多年以后，他们的儿子在《关于教育学》的哲学演讲中也非常重视自然的特性：“从孩子一出生起，只要不妨碍其他自由，例如哭喊，就应当任其在各方面自由发展（除了一些会自我伤害的事情，例如当孩子要抓一把锋利的刀子时）。”通过教育，新生儿第一声呼喊自由的啼哭已经转变为令人讨厌的干扰。关键在于尊重他们的冲动，而不是受他们的影响。
父亲正直的榜样首先在康德纯真的情感中唤醒了“我心中的道德准则”，这使康德的心里充满了未曾有过的、越来越强烈的惊奇和敬畏；而他温柔的母亲则常常带他到野外去，并且还使他的心灵向“我头顶的星空”那遥远的苍穹敞开，在苍穹下，康德后来获得了关于尘世生存的深刻意识。孩提时在父母那里，康德已经认识了这两个方面，尽管当时他还不理解。他完全有充分的理由，终其一生欢快地回忆父母对他的这种简单的教育。在他本人看来，这种教育比他后来在伯爵府所看到的任何教育都要“美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