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拘无束、只需要遵照家庭日程的童年过去了。普鲁士教会法和教育法规定，5岁或6岁的孩子就要入学，伊曼努尔上学了。
每天早上，他走路去城北郊区离家不远的慈善学校上学。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和一个班级。这个老师同时是当地教堂唱诗班的领唱和管风琴师。在这个班上，所有的学生都学习掌握基本的文化技能：读书写字和简单的计算。老师首先让他们了解基督教的背景，并本着新教精神，教育他们过敬畏上帝的生话。6岁的伊曼努尔喜欢在父亲的作坊里和普雷格尔河旁沟渠纵横的树林草地上玩耍，或者同母亲一起去野外。当时他是否已经意识到这种最初的基础教育是纪律式的奴役，这一点无法查证。后来，每当他说到普鲁士的学校时，就反对这种纪律式的奴役。可以肯定的是，他学习进步很快，不久就能读书、写字和计算。
如果伊曼努尔·康德一直在这所慈善学校读书，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不好下定论。但不管怎么说，事实是，特殊情况突然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一改变对他的未来命运意义十分重大。他7岁时，认识了弗兰茨·阿尔伯特·舒尔茨。
1731年，40岁的神学博士弗兰茨·阿尔伯特·舒尔茨来到柯尼斯堡。他曾是一位随军牧师，很受丘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器重，被丘八国王任命为教会监理会成员，阿尔特施太特教堂的牧师以及阿尔伯特大学的神学教授。舒尔茨原先在哈雷大学学习神学，深受那里盛行的弗兰克—施朋纳虔诚主义的影响。但他非常理智，没有受感觉的梦幻和狂热的虔诚的诱惑。他没有培植内心的醒悟和自我观察，而是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神学知识建立在理智的形式结构和智力的明晰性之上。他首先潜心研究数学家和哲学家克里斯蒂安·冯·沃尔夫男爵（1679—1754）孜孜不倦地就哲学的“世俗智慧”的丰富多彩阐述和发表的诸多理性的思想：人类的社会生活（德国政治学），人类理智力及其在认识真理过程中的正确运用（德国逻辑学），自然事物的目的（德国目的论），人、动物和植物各部分的运用（德国生理学），人的所作所为对其幸福的提升（德国伦理学）。特别是1720年在哈雷出版并极为畅销的《德国形而上学》为如何虔诚地，同时又理性地消除“当前的不幸时期”所遭受的“理智和德行的贫乏”，提供了一个准则。不管怎样，这是沃尔夫1719年12月23日在哈雷为其形而上学的《关于上帝、宇宙和人类灵魂以及一切普遍事物的理性思考》所写的前言中寄予的希望。通过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年轻的舒尔茨的虔诚的心灵宗教获得了理智的加强和实践的力量。这使得这位具备综合素质的人物不仅成了一位成功的大学教授，有影响的牧师，而且成了普鲁士教育事业和教会事业中担任领导的行政官员，成了柯尼斯堡第一位教育工作者。
但是，要不是这位弗兰茨·阿尔伯特·舒尔茨在1731年第一个发现由母亲牵着手来参加祷告和做礼拜的小伊曼努尔那非同寻常的天赋，说不定这一切早已被人遗忘了。安娜·雷吉娜·康德是舒尔茨的“不间断的听众和忠实的追随者”。所有认识舒尔茨的人都称赞他头脑聪明、办事谨慎、诚实正派。关于舒尔茨和他的年幼的听众之间的第一次碰面，数十年以后瓦西安斯基说的话也许有些夸张：“这位伟大的伯乐首先发现了康德伟大而罕见的天赋，并且开发了这种别人还没有发现的天才，没有他的发现，这样的天才也许就被埋没了。康德能成为他所成为的人要归功于舒尔茨；而学术界由于康德的教育而获得的东西也要归功于舒尔茨。”保存下来的可靠记载是，康德后来“发自内心地高度评价舒尔茨，希望为他竖立一座让人敬仰的纪念碑”。
舒尔茨至少不否认，这位母亲有理由为儿子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感到自豪。这个瘦弱的孩子显然很有天赋，完全可以进入正规的小学。德高望重的舒尔茨常去拜访萨特勒胡同这个俭朴的手工业者家庭，劝说康德的父母为其儿子将来上大学作准备。对此，他推荐了一所更好的学校。这个建议正符合母亲想要儿子成为一个聪明而虔诚的人这样一个深切愿望，父亲也非常愿意拿出微薄的收入，为儿子接受更好的学校教育支付必要的费用。
于是，1732年复活节，8岁的伊曼努尔进入了与舒尔茨关系良好的腓特烈学校。一年后，舒尔茨成为该校校长，因而能够近距离地关注和影响自己这个弟子的发展。虽然孩子满10岁才能进入这所民间所谓的“虔诚派学校”，“因为不满10岁的孩子还不能料理自己的事情，还不灵巧”。孩子们应该学完初等课程，有足够的纪律性，才能遵守课堂的严格规定。不过小康德似乎已经非常成熟，能够提前进入腓特烈学校。在以后的8年里，这所学校成了他生活的一个点，尽管他仍然住在家里。从此，他每天从北郊出发，步行到坐落在市中心的学校，需要走一大段路，经普雷格尔河旁的关卡，穿过格律恩桥，然后沿着酒肆胡同及其漂亮的穹形房屋向前，绕过王宫到达通往十字城门的法兰西大街，学校就在附近。尤其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季，清晨的道路上没有阳光的照耀，世界似乎因彻骨寒冷而即将爆裂，这对伊曼努尔上学的兴趣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虔诚派高级中学曾为普鲁士的教育事业起过重要作用，它的名字是由纪念它的创建史而来的。事情是这样的，林木大臣泰奥多尔·盖尔在一次公务旅行中结识了两位声望卓著的虔诚派人士菲利浦·雅各布·施朋纳（1635—1705）和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1663—1727）。他由于1691年马太纪念日的一次顿悟，已经成为一位狂热的基督徒。当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弗兰克在萨勒河畔哈雷的教育构想和设施，而盖尔也想在柯尼斯堡创办这样的事业。1698年8月11日，他在自己的家中创办了一所小型的私人学校，以讲授圣经的课程为主，文化技能方面的实用课程，如读书和写字、缝纫和绣花等为辅。这所学校的目标是为大众授课—据说穷人也可以去听课—，它的座右铭“虔敬是一切德行的根源”得到了虔诚主义虔敬这种新精神的证实。虔诚的信仰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对此，康德后来的伦理学读来仿佛是一种批判的回归：“道德必须先行，神学紧随其后。”
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于1701年初来到柯尼斯堡，以便于1月18日以巴洛克式的奢华在此地加冕为普鲁士国王，称腓特烈一世，并将普鲁士公国升格为王国。盖尔利用了这一有利的时机。他直接给新国王递交了一份呈文，受到了很好的礼遇。盖尔的私人学校取得了“王室学校”的头衔，并自1703年5月10日起正式起用那个光荣的名字：“腓特烈学校”。
当伊曼努尔·康德1732年进入腓特烈学校时，他那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永远成了过去。由于父母的教育和关心，他已经认识到，人虽然不能中断通过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所表达的天生对自由的向往，却也必须被引向建立社会共同生活的轨道。孩子必须学会听话，因为“孩子通过哭叫来发号施令，强者服从弱者，都是非自然的”。现在还得再加上学校的纪律、训练和教化。
在这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对这段学生时代的回忆虽然保存下来的很少，但从中却可以看出，他对自己从一开始就陷入的那种矛盾记忆犹新。
学校教育的约束和人对自由的向往之间是很难调和的。对此，腓特烈学校看来无论如何不是个理想的地方。有意思的是，康德对学生时代的解释是矛盾的，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但是，最初他只可能通过哭叫发泄自己的不满，而学生时代的康德已经具备足够的反思能力，去找出矛盾的有趣的一面。他后来每当想起早年遭受的痛苦，不禁哑然失笑。他有一次对自己过去的同学约翰·孔德（后来留校当老师）说：“这些先生大概无法在我们身上点燃学习哲学或数学的火花！”而严肃的孔德回答说：“他们也许只想将之吹熄、扑灭。”
幽默作家、普鲁士王室秘密军事委员会委员、柯尼斯堡警察局长和市长泰奥多尔·哥特利布·冯·希波尔后来在《自传》中对当时的哲学教授康德作了描述。他说，如果孩子不再在他们善良父母的照料下生活，而是落入了“爱钱如命的”教师手中，那么，他们就会受到非人的虐待。“康德先生也充分感觉到了孩子们所受的虐待，尽管他当时仍然住在父母家中，并且上的是一所公共学校，即当时所谓的虔诚派的寄宿学校—腓特烈中学；他后来常常说，每当回想起少年时代受到的那种奴役，他就会感到极为恐惧和不安。”对于这些话，我们没有必要太认真。但如果说奴役生活是指：一个人已经具有自决的能力，却仍要完全受制于严格的外在决定，那么，说这么尖刻的话也许是贴切的。因为，腓特烈中学有“一套管理规则管制着敢于自己思考的”年轻人。伊曼努尔在该校老师的管教下度过的8年是异常辛苦的，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4点，一周6天，没有假日。他在这所虔诚派学校能够学习的几乎一切东西都指向这样一个目的：“将人的肉体从其精神的腐败中拯救出来，从少年时代起就将正直诚实的基督教信仰植入人的心中。”孩子们学习作为拯救规则的基督教教义问答，并且必须铭记大量虔诚的箴言和圣经故事。这种机械的虔诚同其父母安宁而快乐的虔诚之间有多少关系呢！哪怕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语言课程也是按照使人虔诚这个宗教目标设置的。这里几乎不讲授自然知识，没有物理课和化学课，历史课和地理课也是形同虚设，而逻辑学、数学和哲学由老师作演示，他们扼杀了所有孩子的兴趣。因此，几十年后，当康德看到老校友达维德·鲁恩肯于1771年3月10日在《赞康德》中所说的话，也许不会表示反对吧：“恰好是30年前，我们在那些偏执狂的虽然死板、沉闷，但实用、并非卑鄙的管教下呻吟。”
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是，少年时期遭受的这种奴役也有积极的一面。拉丁语课程是必修课，它就这样使这位非常勤奋好学的学生熟悉了罗马古典作家，“他一直对这些古典作家怀着刻骨铭心的爱”。直到晚年，他还能轻松地大段背诵那些当年他非常喜爱的拉丁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的原著。拉丁文老师海登莱希一定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育家，为他的所有学生所尊敬和爱戴。康德甚至在老年时想起海登莱希仍然满怀敬意，“因为他在课堂上有时会给弟子们讲授各种知识和正确的概念”。
这位早已从母亲那里知道天体结构的年轻中学生给人的印象，通过早在1718年就已设立在教学楼顶的一个小而简陋的“观测台”上的望远镜也可以一瞥。这是柯尼斯堡第一台这种样式的望远镜，一直到1793年还是唯一的一台，并且它的设立不无宗教含义。因为在天空清澈的早晨或傍晚，学生们可以在这里观察日月星辰，同时据说还可以一瞥造物主的智慧和善心。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学生时代的康德在腓特烈学校同达维德·鲁恩肯和约翰·孔德成了矢志不渝的好友。这三个人都属于最用功的学生，行成了三巨头，都梦想自己能成为著名的学者。他们草拟了大量文学作品的提纲，打算以自己的拉丁文名字康德乌斯、孔德乌斯、鲁恩肯尼乌斯发表。他们还在课余时间一起阅读古典作家的作品，“而且都是最好的版本，这些书籍都是由最富有的鲁恩肯出钱购买”。
康德挺过了学校的奴役。他学到的知识，足以在16岁的时候进入阿尔伯特大学，搬出父母家。他只有很少的钱供支配。早在30年代，他父亲的生意就越来越糟糕，尤其是鞍具匠和皮革匠之间的经济斗争把勤劳的手工业者约翰·格奥尔格·康德弄得一贫如洗。因为鞍具匠也可以制造皮带，而皮革匠则不允许制造马鞍。在争夺同一些顾客的斗争中，可以预料哪一方肯定会失败。此外，伊曼努尔的母亲于1737年12月18日去世，所有养育子女的重担都落到了父亲的肩上。
伊曼努尔·康德于1740年9月24日成为阿尔伯特大学的学生。这是东普鲁士唯一一所大学，始建于1544年，主要是为了给这个边远的新教地区培养所必需的教师和传教士。这个刚刚注册的大学生没有申请奖学金，因为他想保持自己经济上的独立。他不愿意欠国家的钱，甚至他的学费也是自己掏的腰包。随后的几年他的生活非常节俭，用很少的钱勉强应付生活，而这仅有的钱还是他靠辅导同学挣来的。咖啡、面包和衣服是经济情况较好的朋友资助的。他的一个舅舅，鞋匠师傅李希特尔有时也帮助外甥摆脱困境。康德和最好的朋友约翰·亨利希·弗勒默在一间简陋的寝室合住了很久。两人经常去打台球，这不仅是康德最喜欢的休息方式，而且还很能挣钱。这位年轻的大学生是一位极懂技巧的玩家，很少有输的时候。
伊曼努尔·康德注册了哪个专业，相关记录没有保存下来。注册簿中他的名下没有通常的记录。不管是神学系、医学系还是法学系这些高级系的名单中都没有他的名字。而他又没有在低级的哲学系注册，因为哲学虽然对学习高级学科能提供某种指导，却不能当主科修。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感兴趣的是国家官员，而不是自由思想者，他于1735年10月25日的敕令中明确禁止说：“学生只想学习哲学或哲学的一个分支，这种托词是不能接受的；相反，每个学生都应该选择一个高级系，并且至少应当从这个系那里获益。”
不过，国王的这个敕令对大学的自由仅仅产生了很小的影响。因为，大学学习不同于纪律严明的中学学习，是完全不受约束的。这里既没有学习条例，也没有最少学习时间的规定，而颁发正式的毕业证书也仅仅是一个例外。（直到1770年才制定教学计划，其中规定在上述三个高级系中的一个系学习六个学期的专业课，在哲学系学习一年基础课。）对于所有初学者来说，只有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是必修课，由专门的教授讲授，讲授这门课程的是约翰·达维德·基普金（1692—1758）。他也是神学系的第四个教授。在这种情况下，康德选定了自己的专业，并且朝着自己设定的方向发展。他认为大学是与他自由地自我决定这个愿望最相符的地方。阿尔伯特大学是他生活的中心。
康德正式注册的可能是神学系，但是，从康德的大学学友、年事已高的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海尔斯贝格1804年4月17日给正在为撰写追忆康德悼词而搜集材料的哲学系主任的一封长信中可以看出，他绝不是“神学系名列前茅的学生”。海尔斯贝格提供了关于康德在阿尔伯特大学那几年的学习情况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信中写道，康德很早就劝告他和弗勒默：“人必须毫无例外地从一切科学中汲取知识，甚至包括神学，哪怕不能以此谋生。”
可见，康德是不想成为神学家，以便做传教士、牧师或神学老师谋生的。他在当时就“放弃了神职阶层可以享受的待遇，因为他不喜欢虔诚主义”。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定期去听弗兰茨·阿尔伯特·舒尔茨的神学讲座。他同母亲已经参加过舒尔茨主持的祈祷和圣经课，而且舒尔茨作为腓特烈中学校长还是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远离中学时期必须长期容忍的虔诚主义的公式化教育，与现在这位大学生对神学教授弗兰茨·阿尔伯特·舒尔茨博士的《教义学》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二者其实并不矛盾。据说康德听舒尔茨博学的讲座“从不间断”，康德非常关注舒尔茨搭建的虔诚主义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启蒙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沃尔夫自己也经常说：“如果说有哪个人理解我，那就是柯尼斯堡的舒尔茨。”
海尔斯贝格记述了舒尔茨和他早先的弟子们之间的一次意味深长的会面。康德同弗勒默（他想成为一位法官）和海尔斯贝格（他还没有想好，正在等待运气和机会）一起拜访了这位神学教授。教授问他们三人：“你们究竟为什么要听神学课（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教义学）？”康德回答说：“出于求知欲。”对此，舒尔茨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是说，如果以后有需要，他愿意为三巨头提供帮助。
除了神学教义学，康德想学的知识主要是数学、哲学和拉丁文古典作品。他“首先”学习的可能是“希腊和拉丁语言文学”。他中学时代一知半解的自然科学现在也开始使他着迷，虽然这时他还没有遇到最好的老师。从教会监理会成员约翰·哥特弗里德·特斯克那里，他学到了理论物理学和实验物理学的基本知识，从编外讲师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阿蒙（据说后来成了半瓶子醋的行家）那里，他对高等数学有了少许认识。
不能预见，他的求知欲这么强，什么专业都学，并且不考虑今后的职业，结果究竟会怎么样。未来是个未知数。这时，对这位未来的哲学家而言，发生了影响命运的第二次会面。1731年他认识了舒尔茨，后者发现了这个小男子汉的巨大的天赋。10年后，康德作为自由选择专业的大学生遇到了由舒尔茨聘任的阿尔伯特大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编外教授马丁·克努岑。“他认为克努岑是所有教师中最好的。而克努岑为他和众多学生指明了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不会人云亦云，而是有朝一日能成为独立的思想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说克努岑发现了一个“天才”，也毫不为过。因为克努岑不仅是“康德特别依赖的”大学教师—“康德听他的哲学课和数学课从不间断”—，而且还是“能促进康德的天赋”的唯一教师。
这位马丁·克努岑是谁呢？他1713年12月14日生于柯尼斯堡，1751年1月29日卒于柯尼斯堡，享年仅37岁。由于过度紧张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的所有精力都消耗殆尽了。克努岑的天赋也是舒尔茨发现的，他曾是舒尔茨在阿尔伯特大学的学生。1733年他已经获得“哲学硕士学位”，一年后被舒尔茨聘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编外教授。舒尔茨首先感到欣喜的是，他的学生同他一样，是一位坚定的虔诚主义者，同时又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哲学的批判的拥护者。舒尔茨认为，明确的原则、清晰的概念、以经验为依据的判断论证以及严密的逻辑推理，是理性思维的哲学准则。克努岑自己也遵循这个准则，比如，他1739—1740年在《柯尼斯堡知识报》上发表的一组通俗文章中认为，“根据数学原理，从不容置疑的理性根据出发”，可以为基督教的真理提供哲学证明。
当克努岑集中精力研究数学—自然科学理论时，他的明晰的理智较之在证明上帝存在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克努岑是柯尼斯堡大学教师中唯一“代表欧洲一般科学观念的”人。逻辑学—哲学的思考，数学的证明以及博物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成了给年轻的大学生康德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一种知识形式。因此，他不仅连续去听克努岑的讲座和辩论课，而且还同这位仅比他年长11岁的教授建立了私人关系。他经常去克努岑家里拜访，在这里的经历鼓舞了他的一生。因为通过克努岑，他对星空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将他孩提时代的好奇变成了对自然哲学知识的兴趣。如果说母亲启迪了他的心灵，那么现在他的理智也受到了挑战。康德自己后来作为星空系统理论提出的以及同时在自然历史方面推导出来的东西，都是由克努岑那儿得来的。1744年1月发生的不同寻常的事件在这方面起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