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康德的天才在克努岑的引导下得以展现，并产生精彩的《天体自然史》一书中所阐述的创新思想，是1744年的彗星，为此克努岑还出版了一本书。”事情是这样的，在1743—1744之交的寒冷冬天，一颗巨大的彗星拖着它的6根巨大的相互追逐的尾巴穿过柯尼斯堡的夜空，这似乎可以证明克努岑早在1737发表的《关于1736年为何没有等到彗星的解释》中所作的预言。人们第一次观察到这颗彗星是在1698年。克努岑根据天文学的观察和计算以及牛顿的假说—所有彗星都是我们太阳系周期性环绕的成员—预测这颗彗星重现的时间是1744年。现在，当这一夜景奇观真的出现时，人们便想起了克努岑的预测。1月18日，克努岑邀请资助人、朋友和学生一起通过他在自家设置的牛顿反射望远镜来观看这一景象。他的得意门生康德可能是这些夜空观察者之一。康德可能还兴致勃勃地阅读了克努岑1744年出版的《对彗星的理性思考，包括对它的运动的性质、状态以及方式和原因的观察和说明》。
虽然不久就证实克努岑搞错了，1744年出现的彗星不是1698年出现的那一颗彗星。但这表面的成功并没有减弱康德对天体自然哲学观察的兴趣，正如克努岑在《理性思考》一书的第一章已经从物理—神学的角度所写的，天体观察同时是“通过对造物主伟大作品的更进一步认识，对我们充满无限智慧的造物主的高度颂扬”。
当然，康德的天才在克努岑的引导下得以展现，不仅是因为他头顶上空的彗星。克努岑多次私下传授给学生的天体力学知识早已激起了康德对天体的观察的兴趣。但是，所有这些激励对这位青年学生的意义与一本书相比，都黯然失色。因为克努岑“特地将牛顿的著作借给他，而康德对克努岑精彩且丰富的藏书室中的所有书籍几乎都感兴趣。这一点推动了他的研究，他很快就超过了自己的老师”。他的哲学兴趣和读书经历是相辅相成的，而读书经历对他后来的精神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克努岑首先借给康德的是伊萨克·牛顿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让他自学。这本书想必引起了一场真正的认识革命。这本书的标题就已经在奋斗目标上同康德自己的观点相一致。正如史蒂芬·霍金的赞叹：“它很可能是当时出版的由一个人独立撰写的物理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它在科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满足了数学计算的需求，同是又符合因果解释的愿望。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从物理学上解释了太阳系一切行星的运动现象，并且同时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数学计算。推论的数学方法证明，这不仅是对宇宙作出的另外一种可能的假设。在数学运算中，牛顿的自然哲学提出了一种实在的真理要求，这个要求超越了在此以前作为多少带有合理性的思想体系而确立的一切。
此外，牛顿遵循严格的科学方法，制定了明确的哲学研究的原则。他不是仅仅集中精力研究认识主体的自我反思，而是想研究自然的客观现实性。为此，他开始根据经验进行“推论”。他的出发点不是纯粹理性的最高原则，而是探求单个现象发生的真实原因。牛顿还特别着重提出了当时谁都无法回避的形而上学问题：如果整个宇宙能够按照纯粹自然科学的原则进行研究和解释，那么上帝和灵魂的存在又如何呢？
为了领会康德对世俗智慧熊熊燃起的初恋之火，必须简要地介绍他从克努岑的私人藏书室借阅的第二本书。这本书使他认识到：如果他想回答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那么，他就必须参与极为复杂的论争。哲学不只是用一个声音说话。当时的最伟大的思想家都参与到争论中来，似乎无法确定谁是胜利者，因为没有辩论双方都适用的判断原则。这个道理是康德在专心阅读了赛米尔·克拉克同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715—1716年间的通信以后认识到的。他们的通信可能是欧洲思想史上最富思想的通信，其中涉及一位公主和三位哲学家。
威尔士公主卡洛琳，父姓威廉明娜·夏洛蒂·冯·安斯巴赫公主，1705年起成为汉诺威王子格奥尔格（后来的英国国王，称乔治二世）的夫人。她于1715年11月在伦敦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这是欧洲重要的德国大哲学家、大学者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男爵从汉诺威写给她的，说他非常担忧，他觉得在英国，不仅基督教而且连自然宗教都极度衰退。“许多人将灵魂变为物质，另一些人将上帝本身变为物质存在物。”尤其是牛顿及其追随者，对上帝持奇怪的看法，有损宗教的基础。莱布尼茨和牛顿不是朋友，两人已经就剽窃的问题争吵得筋疲力尽。这一点虽然已经流传开来，但是，伊萨克·牛顿先生在英国被视为当时最伟大的人物和英国精神生活中最著名的代表。公主感觉自己突然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了辨清是非，她请宫廷传教士、激进的无神论反对者赛米尔·克拉克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克拉克非常熟悉牛顿及其著作。这样，克拉克便开始了与莱布尼茨的通信，在通信中，卡洛琳公主是调解人，牛顿是不出面的提台词的人。通信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内容涉及上帝和宇宙。
争论的焦点是“自然哲学原理和宗教”，在争论中，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体系哲学为一方，牛顿的实在主义的实验自然哲学为另一方。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几乎所有问题，康德后来都曾试图寻找答案。在这里，他还第一次遇到了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空间、时间和运动是像牛顿实在主义的假设那样，客观、绝对并且似乎“自为”地存在，还是像莱布尼茨设想的那样，纯粹是认识主体的理想的、想象中的方案，根据这些方案只能使运动物体的相对顺序得到并列地（空间）或相继地（时间）系统化和合理化。
当然，这位20岁的大学生还不想介入这些问题。在克努岑的指导下，他集中精力研究在牛顿的实在主义和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之间的争论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个特殊方面。1744年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开始认真思考正确测量“活的力”这个问题，莱布尼茨和牛顿/克拉克围绕这个问题曾经展开激烈的争论。康德的父亲体力越来越不支，而他在撰写自己的第一部著作，1746年，他父亲逝世后不久，他将著作提交哲学系审查。严格地说，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康德的大学学习方式太独特，以致不能把这部著作当做学习课程规定的毕业论文。这是一个遵循自己的智力发展道路的自由思想者的处女作，他大胆将自己的著作交“给全世界的人去评判”。当然，他不得不等待了三年，直到1749年这部著作才得以出版，这部著作的标题是《关于活的力的正确测算的思考以及对冯·莱布尼茨先生和其他力学家在这一有争论的问题上所使用的证据的评判，还包括一些主要涉及到物体的力的先行性考察。伊曼努尔·康德著》。这本书使他一举成名。
首先，这似乎是一个需要在数学—自然科学方面解决的问题。怎样测量和计算物体的质量（产品的密度和广延）、速度和运动力之间的关系？这三个量之间有什么样的合乎规律的关系？然而，质量和速度很容易测量，而“运动力”的概念则是引起自然哲学混乱的问题。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们为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争论不休。而年轻的哲学系大学生伊曼努尔·康德认为，可以断定，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人都错了。相反，他相信自己的解决办法，并且自负地对自我意识的要求作了补充：“我不敢为这个思想辩护，可我也不想抛弃它。”
围绕力的正确测量的争论首先是由这个重要概念的多义性引起的。以经验为指导的实在主义者牛顿认为，力是“动力”（推动、冲撞、挤压），它从外部对运动的物体产生作用，并且引起这个物体在毫无阻力的真空中直线的、同一的运动。他对力的计算同笛卡儿的公式K=m·v一样，即质量乘以速度。相反，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者莱布尼茨否认真空，认为宇宙充满着有一定密度的物质。他将力看做是作用力（本能、欲望、能力），存在于一切自然物体本身；不管是静止的物体的“死的力”，还是“活的力”，只要它是运动的，并能克服运动中遇到的空气、水、沙子或其他物质的外在阻力。莱布尼茨断言，这种动能的力正确的测量公式是K=m·v2，即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
康德对这场争论的评判，今天读起来仍像是一种哲学研究，在此，他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批判天才。为了能够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康德首先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地位。身为大学尚未毕业而又毫无名气的年轻作者，他居然驳斥或指责最知名的思想家的思想，这难道不是狂妄至极？这个学生有什么权力把认知大师作为对手提出挑战，并说“自己的思想最好”？康德的回答已经表明，作为哲学家，他已经计划好走什么样的道路。他自认为是一个利用自己的独特理智的自由的思想家。在追寻真正的认识的道路上，他不想依靠任何权威。因为不管多么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可能犯错误。人类理智的失误、犯错或盲从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而且将来还会存在。有鉴于此，将自己看做“低级学者”的康德在某些问题上同那些知识面远远超过自己的思想巨人进行较量，就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批判理性的标志。在知识领域，算数的是更好的论证，而不是更高的地位。
为了成功地进行自己的批判研究，康德双管齐下。他查找他的受到高度评价的对手在论证方面的不足之处，揭示其错误，并设法驳斥他们的猜想；但同时也承认他们在认识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寻找他认为争论双方都是正确的地方。他一方面依靠牛顿和笛卡儿派，在利用数学计算从外部使物体运动起来的力时，就采用牛顿的测量公式：K=m·v；但另一方面，在内力的问题上，就得遵循莱布尼茨及其追随者。内力一旦被激活，它就能够超越对其外部因素的测量，自行增大。但莱布尼茨的测量公式K=m·v2很可能因偏激的理解而失效。也就是说，康德相信自己已经认识到，“自然物体”的活的力在原则上可以摆脱那种可计算的“数学物体”所受到的干预。它的特性根本不能用力学和数学方法进行评价。年轻的自然哲学家认为，“活的力完全被排除在数学管辖范围以外”。这个思想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康德后来在重要的自然哲学著作以及最后的遗著中又作了发挥。因而产生了一种超越任何可能的机械论自然科学范围的生命哲学。
康德穿越形而上学的自然哲学和数学化的自然科学这个“迷宫”，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航程才获得的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仅仅是一种表面的解决吗？他的《关于活的力的正确测算的思考》首先读起来仿佛是纯粹虚构的量的宣言。他在书中认为，所谓活的力就是内在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激活从死寂状态运动起来，并可以毫无阻力地获得并提升到无限。数学原则上不能计算的自然力应该是什么样的？
康德知道，他的思想已经远远超出自然科学的稳固基础。他既不参与受到检验的观察和实验，也不利用数学上合乎逻辑的论证方法。莱布尼茨1695年在《动力学范例》中首先将之解释为自然物体的值得赞赏的内在本质的作用（死的或活的）力，把康德吸引到了形而上学这个有分歧的领域。难道康德已经预感到这种“力”只是在科学力学发展史上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的神秘的、唯灵论的现象？无论如何，他欢欣鼓舞地冲进了形而上学观念这个他能自由发挥创造性想象力的异常危险的战场。在这里，他的思想发现了那些直到逝世都一直吸引着他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在形而上学上很难作出解释，年轻的自然哲学家容忍了这一点。当然，他的《关于活的力的正确测算的思考》第19节读起来仿佛是对自己提出的警告，这一节已经简述了康德对理论理性的伟大批判的关键内容，也就是要为清楚而明确的思想划定界限，以免陷入形而上学的荒诞无稽的梦幻。“我们的形而上学与其他很多科学一样，实际上还没有迈过最基本的认识的门槛；天知道何时能迈过这道门槛。”有人虽然很想掌握伟大的世俗智慧，却总是浅尝辄止；有人甘愿受无拘无束的思考所引诱，而不对知识作真正实事求是的论证。
康德的《关于活的力的正确测算的思考》付排三年以后，即1749年夏最终面市以后，他很自豪，立即于8月23日给一家文化杂志的撰稿人寄去一本，请他为自己的处女作撰写评论，并顺便指出，他的《关于活的力的正确测算的思考》终于可以“唤醒似乎一直昏睡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憧憬中的”德国自然哲学“最终解决它的这个问题”。
同一天，他又给著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莱昂哈德·欧拉寄了一本。后者由腓特烈二世聘任到柏林科学院，1744年起主持科学院的数学部。随书一起寄去的一封信可能是康德最早的手稿。在这封信中，年轻的哲学家一方面感到自豪，另一方面犹犹豫豫地进行自我评价。这不单是出于一般的礼貌。康德似乎不敢肯定，他的著作在这位研究大家和思想家的眼中是否是一流的。康德非常钦佩此人的洞察力，认为他与其他所有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相比，更有能力解决力的测算这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欧拉是高等数学领域最著名的权威，他善于将高等数学同时运用于一切可能的自然现象。此外，他1736年就出版了《物体运动分析力学》，1744年又出版了《天体运动理论》。康德冒昧地恭请这位“出身高贵的先生、博学而闻名遐迩的教授先生、极其尊敬的先生……对这些粗浅的想法作出恰当的、明确的评价。”只有当欧拉作出了评价，康德才会对自己的著作“有几分敬重”。这封信于“1749年8月23日写于普鲁士因斯特堡后的尤德申村”。
康德的处女作是出版界的一次失败。他关于活的力的形而上学的梦与他对他自身精神力量的强烈的自我意识结合在一起，而没有得到世人的肯定。对于学者们关于力的测算的争论，读者感兴趣的不是形而上的思辨，而是数学的和物理学的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法。在这方面，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让·勒龙·达朗贝尔已经于1743年在《论动力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构想。这一构想在自然科学方面达到的水平是康德的处女作无法比拟的。康德的处女作是失败的，因为形而上学的想象取代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对于形而上学的想象而言，不可能存在切合实际的论据和数学论证的方法。年轻的哲学家和作家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认为，康德的想法仅仅是“智力王国里的新玩意，1751年6月”，他为此还充满嘲讽地赋诗一首：
康德想研究世界，
这可是一件难事，
他想测量活的力，
却不估量一下自己。
当然，只要看到康德处女作的传记意义，这种异议也就无关紧要。康德一开始就认为这比从数学、物理学方面去寻求问题的解决更重要。他在《关于活的力的正确测算的思考》中无意识地表达的双重意义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对力的正确测量这场争论背后是对生命力的高度估量。如果一个人想坚定地走在自己为自己选定的、没有什么可以阻碍得了的独特的人生道路上，那么，他就必须具有这种生命力。它比对运动力的测量更重要。因为要测算运动力，只需要考虑在数学上可计算的速度、质量和时间三个要素。
“自由运动”和“活化”（Lebendig werdung）这两个重要概念不仅提醒我们注意康德的《关于活的力的正确测算的思考》的存在论层面，康德曾经表示，无论是抽象的力学还是数学都无法解释和运用这两个概念；该书的第5节到第二章还远远超越了所争论的问题，提出了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做梦也不敢想的问题：只能引起运动的有形体的物质如何能作用于人的灵魂，并在这个内心的舞台激发想象力？反过来说，难道灵魂也有力，它通过这些力，作用于身体，使之从内部开始运动吗？甚至干脆问，难道想象的事物就不能够存在吗，难道它们不能存在于物质世界的任何地方吗？可能存在不止一个世界，也确实存在许多个可能的世界，想象力可以进入这些世界，难道这一切在形而上学上不是真实的吗？康德就这些问题所提出的想法太模糊，无法进行更详细的说明。但是这已经预示康德今后想要走的道路：“这些想法可能是我将来要进行的考察的提纲。但是我不能否认，我是怎么想就怎么说的，而没有设法通过深入的研究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
如果像老年康德所说的，“天才”是与生俱来的资质，在自由创造的想象力中有自己的基础，那么，康德生命中的第一个阶段可以看做他的天才的展现。他母亲就非常赞赏热爱自由的小男子汉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弗兰茨·阿尔伯特·舒尔茨发现了这个小学生的超凡的天赋，也感觉到他是天才。少年时期在腓特烈中学所受到的奴役虽然差一点扑灭求知欲之火星，从他后来的批判，即《1788—1789年冬季学期讲演录，遗稿》中所作的批判中可以看到：“这里很少有天才，这大概要归咎于学校，甚至还有政府。强制、机械论和一大套准则控制着学校，剥夺了人们自我思考的所有勇气，并且埋没了天才。”不过，在大学里，康德对自然哲学的热情得以再次发挥。在马丁·克努岑的指导下，他的天才得到了展现，而牛顿、莱布尼茨、克拉克、沃尔夫以及克努岑等人的丰富著作为他奠定了基础知识，世俗智慧的广阔领域展现在他面前，1744年他勇敢迈入了这个领域。他肆无忌惮地“驳斥伟大的人物”。因为这位年轻的柯尼斯堡大学生敢于“将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权威视为粪土，如果这种权威有碍于真理的发现！除了理智的牵引，他不服从任何其他人的劝说。”他还援引他喜欢的一位罗马古典作家来支持自己迈出的勇敢一步。他从塞涅卡的著作《论幸福生活》中引用了一段名言：“最需要遵循的是，我们不要按照牲畜的习惯追随前面的牲畜，不要重蹈前人的覆辙，而要走你所应该走的路。”这段名言不仅是他的处女作的引子，而且表达了他追求自由而幸福的生活的准则。
天才虽然不受现有规则的限制，能够由自身出发自由地思考和行动，走自己独特的道路，但也需要钱维持生计。康德的父亲于1746年逝世，整理完双亲的遗物，他没有得到多少收获，而且他还要照料弟弟妹妹们。可怜的康德怎么办呢？他正式的学业还没有完成，除了当家庭教师，别无选择。这不仅是由于自己的物质条件，而且由于东普鲁士的经济条件和当地的社会状况。因为当地的很多贵族地主和其他一些名门望族都需要请“家庭教师”。于是，1748年康德开始首先为因斯特堡和古姆宾嫩之间的尤德申小村的丹尼尔·安德施牧师服务，之后，他给柯尼斯堡南部的大阿恩斯多夫村的小冯·许尔森先生授课。他在这里度过了6年，直到1754年才回到柯尼斯堡。
康德存了一些钱，以便日后在家乡重新找一份与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更加相符的工作。因为他对自己教育儿童的能力很不自信，他感觉人们对他的要求偏低，他反复解释说，他永远学不会“有针对性地研究孩子，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的想法”这门伟大的艺术。关于他在乡下的生活，他常常喜欢边开玩笑边认真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比他更糟糕的家庭教师了”。但除了做家庭教师，他还能做什么更好的事情呢？一个手工业者的儿子，年届三十，酷爱形而上学，既没有家庭的帮助，没有经济的保障，也没有受过实际的教育，没有学术头衔，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想点办法，否则就不能继续走自由选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