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去西藏采风，徒步在宽阔的草原上拍摄风景。黄昏时准备就地安营扎寨，看到20米开外有一个小喇嘛也在忙着搭小小的帐篷。小喇嘛十二三岁的模样，高原长期直晒的阳光使他的小脸红扑扑地透着最原始的健康。大概是去更大的庙里朝拜而赶路吧，身上的衣服已经有些破旧了，却忙活得很是欢快，看得出，他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
我们互相对望着笑着问候，然后各自继续搭帐篷。虽然只是一个人的栖身之所，但一点点地拉起绳子，打下木桩，也用了不少时间。
所以那个晚上，我睡得非常香甜。跋涉的疲惫、花儿的清香、轻拂的微风，让我连梦都没有做，天就亮了。
早晨起来，却发现了一件怪事，小喇嘛的帐篷离我足足远了50米！难道是地壳运动？我摇了摇头，不可能。于是走过去看他，顺便打个招呼。小喇嘛早起来了，正在拆帐篷，看到我，笑了笑，露出一口白得发亮的牙齿。
“你的帐篷，昨天不是在那里吗？”我怕他听不懂，边讲边比划。
“对呀！”还好，他听得懂。
“那你今天早晨怎么会在这里呢？你又重新搭的帐篷？”
“是啊！”小喇嘛笑嘻嘻地回答。
我不解了，即便是我这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也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搭好帐篷，他为什么挪走已经搭好的帐篷呢？
“为什么？”我真的想知道了。
小喇嘛依旧笑眯眯地看着我，仰着红扑扑的小脸不急不慢地说：“你没发现这边的花儿开得更大更美吗？”
这是我那次采风记忆最深的一件事，超过了任何壮美的绚烂的风景。当我像工蜂一样忙碌个不停的时候，我想的只是搭建一个窝，快点钻进去，放松两条铅球一样的腿，四仰八叉地美美睡上一觉。而那个小喇嘛，将搭好的帐篷返工，却是为了可以在更美的花儿旁边，闻着花香入睡，听起来多么不像一个理由啊，却真的是一个最充分最美丽的理由。
我想起正在大兴土木的家，想起为装修累得消瘦了的妻，想马上告诉她，不要弄了，最美的家，不是装修出来的，最美的家，一直在我们的心里，就是对生活的热爱。
“你没发现这边的花儿开得更大更美吗？”我以后也要常常这么问自己了。
与海伦·凯勒共进午餐
莉莉·帕莫
多年来，我经常可以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海伦·凯勒的消息。我知道安·苏利文已不再陪伴她，现在有一位新的看护陪着她到世界各地旅游。开车下山的短短几分钟，还不足以让我相信我将与少年时代的偶像面对面的事实。
我先生和我非常喜爱我们在意大利的房子。房子坐落在波多非诺的悬崖上，骄傲地俯视着崖下蓝色的海港。然而，我们的天堂中却暗藏危机──登上悬崖的小径。市政府不允许我们建一条适当的道路以取代现有的崎岖小径。唯一能够爬上狭窄小径、陡坡与坑洞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在吉诺雅买的美国军用吉普车。这部车既没有弹簧，也没有刹车。每次我们想停车都必须换到倒车档，然后靠着后方物体的阻力将车子停下来。
1950年夏季的某一天，我们的邻居康特莎·玛格·贝索兹(她因生活需要，也拥有一辆吉普车)打电话来说，她表姐和一位同伴刚刚抵达城里，但她的吉普车不巧坏了。她问我是否能开车去接那两位女士，她们正在史宾兰蒂多饭店里等着。
我问：“我到了饭店该找谁？”
“海伦·凯勒女士。”
“谁？”
“海伦·凯勒女士，大海的海。”
“玛格，你指的不是那个海伦·凯勒吧？”
她说：“当然是啊！她是我表姐，你不知道吗？”
我跑进车库，跳上吉普车，匆忙赶到山下。
我12岁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本安·苏利文写的关于海伦·凯勒的书。安·苏利文是一位值得称颂的女性，命运安排她成为海伦·凯勒这个又聋又盲的孩子的老师。安·苏利文通过教海伦说话，将这个叛逆、粗野的小孩教导为文明社会的一员。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她与那个孩子进行身体战争的描述。她把海伦的左手放在水龙头下，感受流动的水，然后那个又聋又盲且不会说话的孩子终于喃喃地说出了历史性的一句话：“水。”那真是最伟大的一刻。
多年来，我经常可以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海伦·凯勒的消息。我知道安·苏利文已不再陪伴她，现在有一位新的看护陪着她到世界各地旅游。开车下山的短短几分钟，还不足以让我相信我将与少年时代的偶像面对面的事实。
我将车子后退，抵着一堵墙停下来，然后走进旅馆。一个高个子、体型丰满、看起来朝气蓬勃的女人从饭店阳台的椅子上起身，跟我打招呼：“我是波莉·汤森，海伦·凯勒的看护。”然后，又有一个人抓着她的手从她旁边的椅子上起身。70岁的海伦·凯勒是一个身材娇小、满头白发的女人，有着一双大大的淡蓝色眼睛，并总带着羞涩的微笑。
“您好！”她慢慢地说，略带喉音。
我抓住她的手。她把手伸得很高，因为她不知道我到底有多高。她第一次见陌生人的时候，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但对同一个人，她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后来我们道别的时候，她坚定地与我握手，位置刚刚好。
行李放进了吉普车的后部，然后我安顿心情愉快的汤森女士坐在行李旁边。旅馆的门童将海伦·凯勒抱上前座，我身边的座位。我到那时才想到我们正冒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吉普车是敞开的，没有让人稳稳抓住的东西。由于坡度与车子的情况，我开车登上陡坡时必须开得很快，到时我该怎样才能不让这个又聋又瞎的女士掉出这辆老旧的车子呢？我转向她说：“凯勒女士，我必须先跟您说明——我们将开上一个很陡的山坡，请您抓紧挡风板上这片金属，好吗？”
但她仍带着期待的表情，直直地向前看。在我身后，汤森小姐耐心地说：“她听不到你说的话，也看不到你，我知道你一开始很难适应。”真是尴尬极了，因为我结结巴巴的像白痴一样，希望能向她解释我们眼前的情况。整个交谈的过程，海伦·凯勒始终没有转头，也没有对这番拖延表示好奇。她始终挂着微笑，耐心地等着。汤森小姐抓起海伦的手，将她的手指很快地上下左右移动──用专用的语言转告她我刚说过的话。
海伦笑着说：“我不介意，我会紧紧地抓着。”
我鼓起勇气，抓住她的手，放在她面前的那块金属上。她快乐地大叫：“准备好了！”我开动吉普车上路了。吉普车开动的时候，晃了一下，汤森小姐从她的位子上掉了下来，压在行李上。我不能停车帮她，因为眼前的斜坡很陡，而我的车子又没有刹车。我们急速地向上行驶，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狭窄的小径，而汤森小姐就好像芒刺在背般的无助。
我用这辆吉普车载过很多乘客，他们每个人都抱怨这辆车子没有弹簧让他们极不舒服。也难怪，路是这样的坑洼不平，更别提越过橄榄树旁那个急转弯了，那棵树半挡在急速下降的陡坡，把很多客人都吓坏了。海伦是第一个不注意这些危险的客人，她深深地被那些剧烈的震动吸引着。每次她被弹起、撞上我的肩膀时都大笑出声，还会大声地欢呼：“太好玩了！太棒了！”她快乐地大声说话，一边不时地上下震荡。
我们以飞快的速度越过我的房子，我的眼角瞥见我家的园丁吉欧赛普在胸前画十字。我实在不知道汤森小姐现在到底怎样了，因为吉普车吓人的声音早盖过她的惊叫声，但我知道海伦仍坐在我旁边。她稀薄的白发已经被吹乱了，盖住了她的脸，不过她仍旧享受着这趟疯狂的车程，就像骑着旋转木马上下震动的小孩一样。
最后，我们穿过两棵无花果树中间的弯路，看见玛格和她的丈夫正站在前门等着。海伦被抱下车，接受拥抱，汤森小姐慌乱地拍掉身上的灰尘。
我被邀请与他们共进午餐。两位年长的女士被领至她们的房间梳洗时，玛格告诉我她表姐的故事。海伦的名字在全世界流传，每一个文明国家的大人物都渴望见到她，并为她做些事。国家元首、学者与艺术家竞相接见她，而她也到世界各地旅行，以满足自己旺盛的好奇心。
玛格说：“但别忘了，她唯一能够知道的只有气味的改变。不管她是在这儿、在纽约或在印度，她都如同处在一个黑暗、无声的洞穴里。”
就像平常一样，两位女士挽着胳膊(像志同道合的战友一样)走过花园，来到阳台。我们正等着她们。海伦说：“这一定是紫藤，一定有很多的紫藤，我闻得出它的味道。”
我过去摘下大把围着阳台的紫藤花，放在她腿上。“我就知道！”她开心地大声说着，一边摸着花。
当然，海伦的声音和平常人不同。她说话断断续续，而且音调很慢、很长。她转向我，直直地看着我，因为她知道我坐的位置。“你知道吗，我们正要到佛罗伦萨看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我好兴奋啊！我一直都想看大卫像。”
我疑惑地看着汤森小姐，她向我点点头。
她说：“是真的。意大利政府在雕像旁边架了台子，所以海伦可以爬上去触摸，那就是她所说的‘看’。我们常去纽约的戏院，我会告诉她舞台上在演什么，并描述演员的样子。有时候我们也会到后台，这样她就可以‘看’到场景还有演员们。然后她会觉得自己亲眼看过表演了。”
我们讲话的时候，海伦就坐在一旁等待着。有时候，当我们的谈话太长，她会抓着她朋友的手询问，但一直都很有耐心。
我们在阳台上用午餐。海伦被领到她的椅子上，我看着她“看”自己餐具的摆设。她很快但很轻柔地用手摸摸餐桌上的盘子、玻璃杯和刀叉，记下它们的位置。用餐期间，她都没有找过什么东西，她就像普通人一样，自在、肯定地使用餐具。
午餐之后，我们留在阴凉的阳台上。包围着阳台的大片紫藤就像厚重的帘幕一样，阳光将海水照得无比灿烂。海伦像平常一样坐着，头微微抬起，好像她正在聆听别人的谈话，而她淡蓝色的眼睛则睁得大大的。虽然她的脸上布满岁月的痕迹，但她脸上却总带着一抹小女孩的天真。不管她曾遭遇过什么痛苦——我想她仍经历着许多痛苦——都不会在她脸上留下痕迹。那是一张与世隔绝的脸，一张圣洁的脸。
我通过她的朋友问她，她在意大利还想看些什么。她慢慢地打开她的意大利日记，我看到她想看的东西与她想拜访的人都记在上面。令人惊讶的是，她法文讲得很好，还懂得德文与意大利文。当然，雕塑是她最喜欢的艺术形式，因为她可以触碰它，并获得第一手的经验。
她说：“我还有好多东西想看，好多东西要学，然而死亡就在我面前了。但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感觉正好相反。”
我问：“你相信投胎转世的说法吗？”
她强调地说：“绝对相信，那就像从这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去一样。”
我们静静地坐着。
突然间，海伦又说话了。她缓慢但很清楚地说：“但对我来说却有所不同，你知道吗？因为在另一个房间里，我应该会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