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洒度和苏先俊反应最为激烈。余洒度以前跟毛泽东在行军方向上有分歧，他一直坚持认为毛泽东向农村进军是“错误的”，“这条道路走不通”，现在权利又受到限制就更加不满了。苏先俊虽然跟毛泽东一路从铜鼓出来，在一些问题上支持过毛泽东，但在三湾改编的时候，新任团长并不是他，对权力有着极强追求的他心生不满。芦溪之败，三团损失人员最多，他手中已经没有多少实力了。
新任团长是陈浩，他曾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学习过，在军校因闹事曾被何应钦关过禁闭，经过学员们鼓噪才把他营救出来。
10月3日早晨，部队在三湾村东南头的枫树坪上集合，宣布改编后的事项。
坪首有一块大石头代替了主席台，宣读改编命令的是愁眉双锁的余洒度。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登台亮相，语调中透着悲观。作为军事指挥官，他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部队从秋收暴动开始时的一个师四个团，一出师便连打败仗，兵越打越少沦落为今天不足一个团，这对他好大喜功的性格是个讽刺，因此在话语之中充满了自嘲。
接着是新任团长陈浩讲话。少言寡语的陈浩走上台去，言简意赅地宣布了部队开进方向和开拔时的行军序列，即某部为前卫，某部为本队，某部为后卫，并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然后陈浩介绍，请中央派来的毛委员讲话。
毛泽东走上大石头，望着下面情绪不振的战士们，表情变得开朗起来。两位军事主官并没有提振战士们的士气，尤其是余洒度的那番讲话，影响更是消极。总之是要把战士们的士气先调动起来，否则南下的路将更难走。
毛泽东的头发比在铜鼓时又长了很多，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蓝布旧棉袄，腿上却打上一双布绑腿，脚上套着一双草鞋。布绑腿和草鞋是士兵区别于军官的一个显著标志，拉近了与士兵的距离。他的演说以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的故事为破题的引子：“大家都是爹娘生的，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有了一军人，我们现在还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多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暴动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能有成功。”
贺龙是位传奇人物，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平、浏农军还曾编入贺龙独立团，听毛泽东这么一讲，大家都觉得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贺龙的两把菜刀强多了。
毛泽东又简单地批评了余洒度和苏先俊，然后又夸奖了新团长陈浩：“以前的领导把部队指挥得一塌糊涂，真是乱七八糟。现在好了，我们决定把部队整编为一个团，请最能干的、最有经验的陈浩同志当团长，他一定能指挥我们不断取得胜利！”
挨了批评的余洒度和苏先俊站在一旁面红耳赤，眼睛望着地下，抬不起头来。而受到表扬的陈浩也默不作声，面无表情。在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里，“陈、程”不分，因此有不少人将陈浩误记为“程浩”，其实是一个人。
强扭的瓜不甜，捆绑不成夫妻。毛泽东知道有人不愿跟自己一起干，与其留着这些人碍手碍脚，不如好合好散。于是挑明了说道：“愿意走的，发给三到五块大洋的路费，回去继续革命，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但枪要留下，更不准拉走部队。”
这话主要是说给余洒度和苏先俊听的。
南下之后，两人前后离开了毛泽东，名义上是以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两人确实也都向中共中央汇报了秋收暴动的情况，但两人不久后都脱离了共产党投靠了国民党。
余洒度离队的时候，曾经被站岗的一营二连排长谭希林拦住，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话符前言，并未强留。余洒度后来投靠了国民党军，官至政训处长，他的同胞弟弟私携手枪走私贩毒被国民党稽查人员捕获，查明所使用手枪是余洒度的。经军法审判，余氏弟兄二人均被判处死刑。
苏先俊后来也投靠了国民党，并告密出卖了湖南著名的工农领袖郭亮，致使其被捕牺牲。1930年中，红军战将彭德怀第一次打进长沙抓住了苏先俊，查明事实后将他枪毙，为郭亮报了仇。
三湾改编之后，部队去广东投奔叶贺主力的论调已经形不成气候了。根据报纸所载，国民党已经判断出这支秋收暴动的残余人马，有经湘南转道广东会合叶贺主力的企图，毛泽东自然不会愚蠢到去自投罗网的地步。
此外，广东那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大堆，施展拳脚的余地不大，反倒不如在湘赣边界一枝独秀。
·4·
离开三湾村，部队向南继续行进，第一站就是宁冈。两处相距不远，出发当天就到达宁冈县的古城。古城是宁冈县的旧县城，后来成了一个小镇，当地老百姓又叫它“老长街”。距离古城约十五里处名为新城，就是当时的宁冈县城。
在宁冈，毛泽东将把中共江西省委预先伏在那里的一枚棋子激活了。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曾经托宋韵琴捎回一封密信，宋韵琴在陈家坊追上了毛泽东，将密信和剩下的银元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封密信之后，知道宁冈地区有一支队伍可以为共产党所用，头领叫做袁文才。
毛泽东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袁文才这个名字，在安源就听到王兴亚和潘心源讲过袁文才和王佐的故事。只是秋收暴动事起仓促，旋即暴动失败，毛泽东并没有来得及联络袁、王两人。部队沿湘赣边界南下途中，启用预伏在宁冈这枚暗棋，已经在毛泽东的计划之中。
三湾村休整期间，毛泽东悄悄派了村里共产党组织负责人李立，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到宁冈茅坪，找袁文才联络。袁文才此时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加委的宁冈靖卫团团总，人马粮饷开支均由县政府负担，打着宁冈靖卫团的牌子。
宁冈县长是滇军金汉鼎委任的，就住在砻市，每月干拿薪金，什么事都不管，吸鸦片、打牌、搞女人。他把地面治安交给了袁文才，来对付宁冈山区的其他几位绿林头目。当时这一地区的股匪甚多，比较大的有胡亚春、大老高、二老高、何正山等几支。宁冈地区的共产党负责人龙超清、刘辉霄做了大量争取袁文才的工作，他才肯下山。
袁文才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既喜也忧，他曾听他的军事参谋、武汉农讲所的学生陈慕平说起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是个有雄才大略之人，也想结识毛泽东，便派了陈慕平与中共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一起跟随李立回到三湾，与毛泽东取得联系。
工农革命军到达距离宁冈古城十五里的砻市，毛泽东决定歇歇脚。
这里已经属于“罗霄山脉”地域，毛泽东在文家市的地图上已经研究过这里。当时还没有所谓井冈山的概念，不仅毛泽东本人，就是大多数的当地人也不知道井冈山究竟指的是哪一块地方。人们更多的是使用“五井”的地域概念，根据《宁冈县志》所载，“县东北之七溪岭，鹅岭山，西南之白石山，大小五井，均称奇险，邻邑人士，多有所闻，山之森林丛丛，大有二丈之围，深涧寂寂，能伏数千人马。当地风俗习惯，皆尚素朴，物产地也甚丰富，且是一年耕，而有三年食……”可见井冈山就是当时所称之五井。
据当地土人说，严格意义上的井冈山是附近一座早已荒废的山。其下有井冈山村，即井冈山主峰北麓的一个村庄，只有几十户人家。工农革命军到来之前，这里是土匪、散军栖身之所。
不管怎么说，宁冈古城东部的罗霄山脉中段确实是武装割据的好地方。那里白云缭绕众山冈，山峦起伏如波浪，山险岭峻横跨湘赣，进可攻退可守。相比较之下，宁冈县城却并非高山险阻，虽有小山丘，但地势比较开阔，剿匪的官兵一来，必会占领这一带的地方。但是，官兵历来不会在宁冈县城驻扎太长时间，主要是无法保障大军的供应，剿灭钻进罗霄山脉的绿林好汉，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
派去联络袁文才和王佐的人传回了情报，似乎并不乐观。
袁文才婉转地表达了不希望工农革命军在此常驻的意思：“此间地方太小，给养不足，不能供养许多人马，愿以长纪（即长枪）三百，现洋若干相赠，请毛先生另找高山吧！”侦察员从宁冈回来报告，进了宁冈城点燃一支香烟，围着全城转了一圈这支烟还没有吸完，说明这个县城太小，实在驻不下这许多人马。
从王佐处传回来的消息意思差不多，无非是山里没有奉养大军足够的粮食，歇不下这许多好汉，众英雄最好不要上山，王佐愿意挤出一部分口粮献给大军，请大军另谋富庶之地栖身。
毛泽东听罢，不禁莞尔。他明白袁文才是在耍心眼，虚张声势。袁文才和王佐两人的长枪加起来，也未必达到“长纪三百”之数。如果把这些家底都给了我毛泽东，你袁文才难道去喝西北风？
毛泽东吩咐，即刻联系边界当地的党组织，召开军地联席会议。
·5·
会议是在宁冈古城内的文昌宫小学内召开的，为期两天，史称“古城会议”。
这是一次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工农革命军的前委委员和军事负责人、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和永新党组织负责人，袁文才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简单总结了秋收暴动军事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敌人力量过大，主观上是没集中兵力，以致被敌人各个击破。但在政治上秋收暴动树起了红旗，土地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现在人员虽然减少了，但很精干，是一笔宝贵的财产。
关键问题是如何安下家来，保存下这支武装，在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这才是古城会议的重点。毛泽东将整个罗霄山脉的各部分作了比较，认为北部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给予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一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
罗霄山脉中段坐落在湘赣两省交界，包括江西的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六县，纵深五百五十多里，都是高山，有黄洋界、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八面山五大关隘，山下有大小五井，地势非常险要，还有九陇山等重要屏障，有利于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
但罗霄山脉中段也有自身的弱点，就是居民太少，散落着十几处村落，住着三四百户人家，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但边界其他六县盛产稻米、油、茶、木材，群众基础又好，可以部分弥补军需不足。
如果选择罗霄山脉中段暂为工农革命军的藏身之所，那么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就成了关键问题。此前袁、王二人已经表现出对毛泽东相当强的戒心，担心江湖险恶，会被工农革命军吃掉。毛泽东率部从三湾进至砻市、宁冈的时候，沿途并未见袁文才的一兵一卒，从正面理解是对工农革命军客气，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袁文才的戒心甚重，他已经将驻防在砻市的兵力撤回茅坪，严加防范。
会上，毛泽东当着袁文才信使的面，夸赞了袁文才一番，表示愿意和袁文才一起共图大计，眼下需要借贵方一宝地设立留守处和医院，还请袁文才行个方便。袁文才的信使也说了一大堆久仰之类的江湖套话，但中心意思还是那句话，可以资助一些给养，请工农革命军另择高山歇马。
此话一出，立即招致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的不满，但又不好公开发作起来。待会议间隙，他与湘赣边界地方党组织的一部分人找前委反应情况，主张实在不行便以武力解决袁、王所部，理由是他们虽然名为农民自卫军，实际上是土匪部队。龙超清出身官宦，其父龙钦海曾任江西省议会议长，龙超清可以利用特殊身份出入省城南昌不受检查，上层的人脉关系很广，而且也熟悉当地党组织的情况，因此他的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
说起来，袁文才还是在龙超清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为何龙超清和边界党组织却主张以武力相向呢？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袁文才的性格和宁冈土客籍的矛盾造成的。
袁文才是宁冈当地难得一见的中学生，在永新读书时就参加过学生运动，颇有些机智权谋，号称半个诸葛，性格上免不了恃才傲物，处事过程难免与边界党组织磕磕碰碰，也不大听使唤。此外，宁冈的土客两籍历来不睦，宁冈县委的主要领导是土籍，客籍袁文才手里掌握了武装，使他们有些坐卧不安。袁文才和王佐两人是磕了头的把兄弟，王佐对袁文才言听计从，解决袁文才自然也要捎上王佐。
而远道而来的一些前委委员当时并不明白其中的过节，加之对不久前邱国轩团在金坪叛变记忆犹新，因此十分赞成边界党组织的意见，认为应该果断处置袁、王的部队。
毛泽东摇着头说道：“消灭袁、王，谈何容易？肚量不可太小，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毛泽东认为，对袁、王部队要作阶级分析，虽然他们身上沾染有绿林习气，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克服的，不能采取旧军阀那种大鱼吃小鱼的办法，而应该主动地和他们搞好关系。
经过一番劝解，主张对袁、王动武的人只得暂且按捺下杀机。但宁冈地区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几个月后湘赣边界“八月失败”，土籍农民在豪绅的挑动下投向国民党军，支持国民党军烧屋搜山；而红军打败白军后，客籍农民又去劫掠土籍农民财物。
更为可惜的是，几年之后留守后方的边界党委联合彭德怀的红五军，趁毛泽东率军远征赣南闽西之机，设计诛杀了袁文才、王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