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曲礼》中说“在官言官，在府言府。”意思是说，为官者要就自己所处的地位说话；处在什么地位，就说什么话。为官者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不然，“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无欲则刚”，“人到无求品自高”。没有私欲的人，品性自然刚直不阿；无求私欲的人，品格自然高尚。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求人家时腰弯。不计个人荣辱的人，才能实事求是，才能坦率直言，才能“扬清激浊”。
例如：爱国将领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有两个外国人私自到终南山打猎，并打死了两头珍贵的野牛。于是，冯玉祥把他们招到西安兴师问罪—
第一节 管理口才的原则 (3)
冯玉祥：“你们到终南山行猎，和谁打过招呼，领到许可证没有？”
对方：“我们打的是无主野牛，用不着通知任何人。”
冯玉祥：“终南山是陕西的辖地，野牛是中国领土内的东西，怎么会是无主的呢？你们不经批准私自行猎，就是犯法行为，你们还不知罪吗？”
对方：“这次到陕西，贵国外交部发给的护照上，不是准许携带猎枪吗？可见，我们行猎已得到贵国政府的准许，怎么是私自行猎呢？”
冯玉祥：“准许你们携带猎枪，就是准许你们行猎吗？若准许你们携带手枪，就可以在中国境内随意杀人吗？”
对方：“我在中国15年，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不准打猎的，再说，中国的法律也没有不准许外国人在境内打猎的条文。”
冯玉祥：“没有不准外国人打猎的条文，不错。但难道有准许外国人打猎的条文吗？你15年没有遇到官府的禁止，那是他们睡着了。现在我身为陕西的地方官，我却没有睡着。我负有国家人民交托的保土卫权之责，就非禁止不可。”
在这场论辩中，冯将军针对两个外国人的诡辩，逐条反驳：第一条“打的是无主野牛，用不着通知任何人”，用领土和主权理论反驳；第二条护照“准许携带猎枪”，指出犯了“推不出”的逻辑错误，即论据与论题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并用归缪法，再次驳倒“准许行猎”的论题；第三条从时空上（“在中国15年，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不准打猎的”）、从法律上（“中国的法律也没有不准许外国人在境内打猎的条文”）再次寻找论据。冯将军用出奇制胜的对策，出其不意地攻击论敌。两个私自行猎的外国人被驳得既无空子可钻，又无再辩之力，只好认罪了事。
又如：
1993年3月，大连、香港经贸合作洽谈会在香港举行，这是大连新任市长薄熙来在香港主持的一次招商活动。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些记者似乎对招商活动本身兴趣不大，而对做另外一类文章的兴趣却很浓。
一位记者对着薄熙来劈头盖脸就问：“薄先生，你的父亲（指薄一波同志）是中共高官，你做市长，是不是并非主要因为政绩，而是沾老子光？”
记者话音刚落，刷地一下，全场所有眼睛、摄像镜头都对准薄熙来，看他如何回答。
薄熙来微微一笑，说：“我欣赏这位记者先生的直率。也许他提出的问题不只是他一个人想问的。我不否认‘沾老子光’，而且还乐意告诉诸位，我曾沾的光使我终身受益！当我还是个正在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中学生时，因为家庭牵连，我被关进了监狱。五年的监狱生活，使我经受了磨难，锻炼了意志，学会了思考，懂得了公正、民主、法制对一个社会多么重要，温饱、自由、尊严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命运在这五年里给予我的馈赠，并非人人都能得到的。如果没有一个倒过霉的老子，我也得不到这份礼物。这岂不是沾了大光？至于个人政绩，我不便评价，这是我的市民的事，但有个事实我想在这里提醒：我是由大连人民推举的代表选出的市长，而大连人民是不会视他们的权利为儿戏的丁”薄熙来的这番应对，使在场的记者们立即对这位风度翩翩的年轻市长刮目相看。
薄熙来面对对方说他“当官”是“沾老子光”的责难，他采取先承后转、借题发挥的口才艺术，先承认自己确实“沾老子光”，而且所“沾”之“光”使自己“终身受益”，继而巧妙地引申发挥道：自己所“沾”之“光”是厄运和磨难，而正是因为如此才“锻炼了意志，学会了思考”，认识了社会和人生，逐渐成熟起来。所“沾”之“光”是巨大的精神财富，使自己受益匪浅。他的答话有力地回击了对方的责难，取得了“扬清激浊”的效果。他进而“在官言官”，表明自己是“由大连人民推举的代表选出的市长，而大连人民是不会视他们的权利为儿戏的”！“名正言顺”地进一步回击了对方说他“当官”“并非主要因为政绩”的责难。从而可以看出，薄熙来妙解“沾老子光”，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对方的责难，而且是向公众作了一次漂亮的亮相。
再如，2003年11月21日，温家宝在出访美国前，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的采访时说：
“我想对先生讲一句我的感受，作为中国的总理，我感觉担子很重，工作难度很大，工作也做不完。13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你用乘法来算，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如果你用除法的话，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一方面就所谓“人权”、“自由”、“贫富差距”等等问题攻击中国，说中国“问题很多”；一方面又制造“中国威胁论”，攻击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温家宝总理“在官言官”，以“作为中国的总理”的身份，通过西方媒体向世界澄清事实：“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前进、发展中的中国目前还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人均GDP还很低，根本谈不上什么对他国的“威胁”。温总理巧妙地运用数字的“乘除法，’，便把一个“许多外国人不容易理解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采访者唐尼频频点头，显然起到了“扬清激浊”的效果。
五、顺情入机，动言中务
《论语？先进》载孔子语：“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管理者在运用管理口才时，务必审时度势，顺情人机；要动言中务，言出果成。例如《三国演义》中写曹操率军攻陷下那，遣张辽劝说关公投降：
辽曰：“兄今即死，其罪有三。”
公曰：“汝且说我哪三罪？”
辽曰：“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使君方败，而兄即战死，倘使君复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复得，岂不负当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刘使君以家眷付托于兄，兄今战死，二夫人无所依赖，负却使君依托之重：其罪二也。兄武艺超群，兼通经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汉室，徒欲赴汤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为义：其罪三也。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
公沉吟曰：“汝说我有三罪，欲我如何？”
辽曰：“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则必死；徒死无益，不若且降曹会，却打听刘使君音信，如知何处，即往投之。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园之约，三者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便，兄宜详之。”
张辽从关羽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顺情人机”，找到了三个有说服力的理由，终于“动言中务”，达到了说服关羽投降的目的。
所谓“动言中务”，也就是说，管理者在运用管理口才时，要用简短明快的语言达到“一语中的”的目的。比如，在论及“权力”是否一定导致“腐败”时，一位管理者说：
“上帝给予两种人权力，一种人是为民兴利造福，一种人是为自己彻底垮台创造条件。否则，就不会经过权力的过滤，产生公仆与贪官的分流！”
寥寥数语，就对权力与腐败的辩证关系作出了深刻的剖析。
又如，1988年，美国第41届总统竞选。民意测验表明：8月份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尚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多出十多个百分点。为此，美国政治公关专家罗杰·艾尔斯帮助乔治？布什用巧辩战胜对手，当乔治？布什与杜卡基斯进行最后一次电视辩论以后，乔治·布什的优势大大增强，以致最后稳操胜券。罗杰？艾尔斯为乔治？布什所设计的巧辩的策略就是“顺情入机”，“哪壶不开偏提哪壶”，抓住对方的弱点，然后“揭其要害，戳在痛处”，以达到“动言中务”，使对方陷入窘境的目的：
杜卡基斯嘲笑乔治·布什不过是里根的影子，没有自己的政治主见。理由是60年代初追随过保守的戈德华特，80年代初又遵从于温和的洛克菲勒，后来再附骥里根。作为一个政治家，其自身政治标记不明显。当杜卡基斯用嘲弄式的发问“布什在哪里”时，乔治？布什开始了反驳。
首先，乔治？布什轻松地回答了他的发问：“噢，布什在家里，同夫人巴巴拉在一起，这有什么错吗？”平淡一句，却语义双关，既表现了乔治·布什的道德品质，又讥讽了杜卡基斯的风流癖好，置杜卡基斯于极尴尬的境地。
其次，乔治？布什对自己在政治上的四方追随，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抨击杜卡基斯虽然长期自诩为民主党内的自由派，却因为不得不坚持民主党的一贯立场，而使他的政治自诩黯然失色，如此杜卡基斯，将给选民留下一个“投机政客”的不良形象。另外，抓住杜卡基斯习惯于眨眼睛的弱点，共和党利用电视屏幕则创造了一个外交方面富有经验、刚强果断的形象，炮制了一个乔治？布什与戈尔巴乔夫握手的镜头，旁白说乔治？布什能与戈尔巴乔夫抗衡，两眼直瞪着，坚定不移。同时挖苦眨眼睛的杜氏，并问怎能相信总是眨眼的人，能推行坚定的外交呢？最后乔治？布什的选票由落后转向优势。
六、守经达权，刚柔相济
经，是指常法和原则。守经，是指管理者运用管理口才时，要遵守一定的常法和原则。达权，是通达权宜的意思，是指管理者运用管理口才时，要因事制宜，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刚柔相济，是指管理者运用管理口才时，要坚毅与柔和互相补充，也就是说，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例如，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就香港问题发表了《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圆满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坚定基础。他的讲话“守经达权，刚柔相济”，为谈判者解决棘手问题提供了典型范例。
邓小平讲话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主要是三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二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繁荣问题；三是如何使香港在今后15年决不出现大的波动问题。第一个问题没有回旋余地，是不可以讨论的；第二、第三个问题可以与英国谈，希望英国合作。邓小平的讲话“守经达权”，率直、坦诚，既为谈判定下了基调，也给英方谈判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为谈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