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郭沫若实际上已经处在“靠边站”的地位，文化大革命的凶猛浪潮将文化虚无主义发挥到极致。1966年的烧书事件、两个爱子在“文革”中相继弃世的丧子之痛等等接踵而至，郭沫若面对如此的打击，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这里既有郭沫若对“文革”的困惑，又有说不出的忧郁、苦闷与悲愤。在那种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的年代，选译这些小诗，说明郭沫若的心底尚存着对真善美的憧憬与渴望。《英诗译稿》前三首分别为罗伯特·布里季的《春之女神着素装》、妥默斯·讷徐和威廉？布来克的两首《春》。这些歌颂春天的颂歌便是郭沫若心声的写照。
罗素·葛林的《默想》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不能让我尊严的人性低头，
在那冰冷的无限面前跪叩，
……
我有希望、苦闷、大愿，精神有如火焚，
而它们是无动于衷的毫无生命。
……
我不能在无量数的星星面前低头，
那无声的矜庄并不能使我投降。
郭沫若批注道：“这首诗很有新意，的确有破旧立新的感觉。我自己也曾有这样的感觉，但不纯。”《英诗译稿》，第115页。这正是译者郭沫若与原作的共鸣。
郭沫若选译这些诗，并非为了出版。他翻译这些短诗，包括其中的附白，都是给自己看的。是郭沫若借以“抒发自己心中的郁积，表达自己的心声，并从中求得心灵和感情的慰藉”。也是晚年的郭沫若想重新体味他早年翻译外国诗歌的美好记忆，是处于“文革”风浪中的郭沫若对宁静港湾的一种期盼。
关于本译稿的书名，郭庶英、郭平英在《整理后记》中作了如下说明：
……父亲生前，并没有想到过这本译稿的出版，因而也没有为它定一个书名。现在我们把它称作《英诗译稿》，想以这“稿”字来表示父亲未能最后审定的意思。
译作评价
对于《英诗译稿》以及郭沫若的译诗，成仿吾在序言中给予恰当的评价成仿吾：《〈英诗译稿〉序》，《英诗译稿》，第1-2页。：
山宫允在前言中曾经说明，他选的是英美文学中平易、有趣的、短的抒情诗，是早有定评的世界著名的部分诗人的佳作。把这样的短的抒情诗从英文译成中文，当然是困难的。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沫若是费了一番力气的，或者也可以说是同样的大诗人间的几次摔跤吧。
从外国文译成中文诗，沫若可说是最有磨炼的，把歌德的巨著《浮士德》译成中文，当然是惊人的努力的成就，其他如歌德、海涅的短诗，英国拜伦、雪莱等人的诗，以至《鲁拜集》等等译品，该给了他多丰富的经验啊！……
我们从这本英美的抒情诗选的译诗可以看出，他的手法是多么高超；我想如果原作者本人能看到，大概也应该惊叹与佩服的。从沫若所走过的诗的道路，特别在这本诗集中表现出来的技巧与感情中，我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代吸取某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
《英诗译稿》自问世以来，一直是许多英语及汉语诗歌爱好者和学者学习研究郭沫若的译诗风格的典籍。其间产生了大量的研究专著和论文。有些研究涉及郭沫若的文学翻译思想如何在《英诗译稿》中反映出来；有些研究则是依据《英诗译稿》来探讨究竟如何译诗。比如：周玲的《论郭沫若白话诗歌翻译的转折》，金春笙的《论郭沫若与诗歌翻译》，孔令翠的《试谈郭沫若与翻译》。，劳陇的《译诗像诗——读郭老遗作〈英诗译稿〉》等。正像成仿吾所希望的“年轻的一代从这本诗集中表现出来的技巧和感情中吸取某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
《石炭王》《屠场》《煤油》作者与作品
相对于诗歌和戏剧，郭沫若的英语小说译作可谓屈指可数，以其在日本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期间所译的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1968）的三部长篇小说《石炭王》《屠场》和《煤油》为主。
辛克莱是美国著名“揭黑幕”（muck-racking）作家，曾被萧伯纳称之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能在他的小说里成功抓住时代的精髓”，列宁称他是“有感情而没有理论修养的社会主义者”。他所著的多部抨击美国社会阴暗面的长篇小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非常流行。郭沫若自1928年起以笔名“易坎人”连续翻译出版了三部他的作品，意在借助其中的揭露含义，反照国内的相似情形（社会问题），期待引起读者的共鸣，为改变现状造势。
《石炭王》译于1928年，同年11月由上海乐群书店出版。该小说主要描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矿工被剥削压迫的艰难生活，着力刻画了资本家通过克扣工人工资、短斤少两等各种方式压榨工人，以及工人在惨痛生活之下追求自由的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矿工的生活和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从而揭露了美国社会中尖锐对立的劳资矛盾。
《石炭王》的语言具有纪实风格，简练却不失优美，幽默却不失讽刺。在郭沫若的译文中，语言简明平实，人物对话符合原文中各人物的特点，整体语言风格与辛克莱的小说有着很好的应和，体现了郭沫若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文学底蕴，也充分显示了郭沫若在动笔之前对《石炭王》作品的充分理解和把握。
《屠场》（The Jungle）翻译于1929年。该书是20世纪初美国“揭发黑幕运动”（Muckraking Movement）在文艺界的主要作品。1905年，辛克莱潜入芝加哥一家大型肉制品厂，与工人们一起工作了七周，随后，在小说《屠场》里，他揭露了屠场惨无人道的工作条件和童工的悲惨遭遇，矛头指向托拉斯。《屠场》的出版曾迫使罗斯福政府进行调查并通过了有关食品卫生的法案，起过积极影响。在辛克莱的那个年代，美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剧转型的后期，腐败、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屠场》作为一把利刃，直插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现实最深处，是对资本主义工资奴隶制的纪实描述和对垄断资本骇人听闻的剥削行径的血泪控诉。因而，中国文坛将辛克莱塑造为社会不公的批判者，其作品的批判力量，甚至使其译本《屠场》被列入1934年2月国民党当局查禁的149种图书中，罗织的罪名是“意在暴露矿业方面的资本主义的榨取与残酷”以及“极力煽动阶级斗争”。
小说The Jungle，本意应为“丛林地带，或高楼林立、乌烟瘴气、时有暴力事件的现代城市”，“喻有不加管束的资本主义犹如丛林社会一般的弱肉强食和动物凶猛”，《倒了美国胃口的人：辛克莱和他的小说“丛林”》。而译者却将其译为《屠场》。一是契合了小说事件的场景“芝加哥一家大型肉制品厂”，二是由于“屠场”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就是鲜血淋漓，充满血腥，场面不堪。因而，除了屠宰牲畜时的血腥场面也暗示着屠场之内工人们的工作条件和悲惨遭遇。
《煤油》是继《石炭王》和《屠场》之后郭沫若翻译的最后一部辛克莱的作品。原作于1927年写成，郭沫若于1930年5月7日译毕，于当年6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初版。在《煤油》中，辛克莱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表面繁华下的血腥与邪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故事背景设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正是美国西海岸油田工业蓬勃发展的时期。野心勃勃的采掘者詹姆斯·罗斯因如愿发现油田而一鸣惊人，转型成为大实业家后，他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逐步走上与贪婪政客权钱交易、同流合污的不归路。
小说描绘了一部石油大亨的家族史诗，展现了人性的贪婪、腐败以及对“美国梦”的追求。故事是通过罗斯的儿子之口来讲述的，描述了一个出身高贵，天真又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如何一步步改为信仰激进的社会主义的。当“爷爷”以公卖价买下南加利福尼亚一块偏僻的牧场打算挖石油时，这种转化就开始了。牧场原来的主人沃特金士先生是个宗教痴迷者，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露滋、保罗和奕里。大儿子保罗没有像他父亲那样迷信宗教，却偏偏信仰社会主义。正直又率性的他成为了一名木匠，给“爷爷”打工，最后竟成了邦尼在社会公平方面的老师和向导。
后来邦尼去了洛杉矶上学，保罗继续留在“爷爷”的油田上工作，直到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保罗被迫参军，并在战争结束后被派往俄罗斯与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军对抗。在那儿的所见所闻让他义愤填膺。一回到家他就加入了美国的共产党，并成为了加州油田的工会代表。工人阶级出生的“爷爷”通常还是比较为自己的员工考虑的，但当地油田工人越来越强势了，这迫使“爷爷”去抵抗保罗的工会力量。最后，保罗被一名右翼分子谋杀了。“爷爷”并未参与其中，却也最终死于肺炎。在郭沫若看来，小说的“正主人公应该是后来成为共产党的‘保罗’”，小说的情节发展及字里行间“大体上是在暴露美国资本主义的丑恶，同时也就在暴露着建筑在这种丑恶上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等机构的丑恶” 。
翻译背景
郭沫若为何会选择辛克莱的这三部长篇小说来翻译呢？我们可以从其在《煤油》的译者序《写在“煤油”前面》同上。中窥见一二。文章开篇首先交代辛克莱的立场“并不是Marxoleninism”，而正因为如此，郭沫若“并不是对于他的全部的追随”才去翻译他的作品的。郭沫若翻译辛克莱的作品，是因为“从大体来说，他是坚决地立在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反帝国主义的立场的”。学界普遍认为，1924年是郭沫若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这一年，他翻译了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把这部著作翻译完毕之后，郭沫若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片断的认识进到了系统的理解，以前思想上的矛盾得到解决，混乱得到澄清。他的思想开始了向马克思主义的飞跃，他的文艺观也由之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逐渐转变为现实主义。这一点从他之后的文学创作及翻译选材上均可看出。郭沫若是从1928年开始翻译辛克莱的小说的，距1924年又过去了四年光景，这期间他在上海结识了中共的瞿秋白，目睹了“五卅惨案”实况，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更加坚定。他就是要翻译一些能揭露资本主义国家各行各业（《石炭王》——煤矿业，《屠场》——肉类加工业，《煤油》——石油业）的丑恶，进而暴露资本主义“吃人”本质的作品，唤醒国民的爱国意识，让大家从小说这种通俗文本中去间接了解社会主义。
郭沫若在1923年4月的《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一文中曾指出，要在翻译方面有所作为，翻译家应“对于原书要有理解”，“对于作者要有研究”。他在提出这些要求的同时，自己的翻译工作也必然是以这些要求为准则的。正是由于对原作者辛克莱及其作品的研究与了解，促使他有选择性的一口气译了三部他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