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煤油》出版后不久，国民党当局即以该书“描写技巧甚为高妙，颇富煽动魔力，且所写主角，就是后来成为共产党的保罗”为由，命令邮检所扣留该书，但正是由于辛克莱作品主题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契合，企盼社会变革的中国读者喜欢辛克莱的社会问题作品，该书被查禁后却成为了北京图书馆借阅量最多的美国文学译本之一Lyon， David Willard， (1934) “The Past Decade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for the year 1934）， Vol. LXV， Shanghai： Kelly & Walsh， Limited， 63-64.，可谓禁而不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郭沫若对社会精神需求的敏锐。
译作评价
我国近代翻译史上有一场始于五四运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郭沫若是“意译派”的代表。“意译”的例子在《煤油》的翻译中比比皆是。如郭沫若在翻译小说第一章描述水泥路的文字“unmarred by bump or scar”Sinclair， Upton， (1927) Oil！， New York： Albert & Charles Boni， 1， 173。时将其译成“没有丝毫的高低不平”。
郭沫若对翻译理论还有一个重大的美学贡献，那就是他“风韵译”的提出。郭沫若的“风韵译”，是在直译、意译的基础上，针对所译作品的具体特征而提出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翻译期待规范，与傅雷的“传神”论和钱钟书的“化境”说在性质上有异曲同工之效。“风韵译”对于小说翻译而言，就是要求译文从内容到风格必须尽量贴近原文，在翻译小说的过程中，注意语境、人物描绘和总体风格等的传译。这在郭沫若的这三部小说翻译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总之，郭沫若选译辛克莱这三部长篇小说的出发点与其同时代革命斗士一样，社会功用要高于美学欣赏。他是要借助翻译这些小说，反照国内的相似的社会问题，期待引起读者的共鸣，为改变现状造势。从郭沫若对这三部小说的翻译，我们处处可见其翻译思想的闪光。虽然时隔将近一个世纪，他的翻译依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争斗》《法网》《银匣》作者与作品
约翰·高尔斯华绥是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和戏剧家。在他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几乎每年写一部小说和一部剧本。据统计，他的一生中共写了17部长篇小说，26个剧本，12篇短篇小说，还有散文和诗歌等。1929年他获得荣誉勋章，被认为是英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优秀继承者，与威尔斯、贝内特并称为20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三杰。他的作品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社会为背景，用自然主义的手法对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剖析，深刻揭露和批判了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1932年，他“因其描述的卓越艺术——这种艺术在《福尔赛世家》中达到高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高尔斯华绥的家庭背景和自己的人生阅历对他能够犀利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出身在富裕之家，父亲是伦敦的著名律师，并经营好几家公司。他自己也曾在牛津大学读法律，并取得律师资格，后放弃律师工作从事文学创作。因此，他是上层社会的一员，他可以切身体会并清楚地观察到资产阶级真实的生活。所以，当他见识了下层阶级的生活情景，以新的、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久已熟悉的生活环境时，就更加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欺诈、腐朽本质，对下层阶级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悲惨生活深表同情。
高尔斯华绥的主要剧本有《银匣》(1906)、《争斗》(1909)、《法网》(1910)等。其中《银匣》《法网》分别揭露了英国法律的弊病和不公，《争斗》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间的尖锐矛盾和双方的激烈斗争。他的戏剧被称为“思想剧”，直面尖锐的社会问题，把一种新型的社会责任感引入英国戏剧，不仅对20世纪初的英国戏剧起到了一定的革新作用，而且它们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引领了各国戏剧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创作出大批反映社会现实的剧作。在我国，著名戏剧家曹禺还是南开大学学生时，曾为迎接校庆，把高尔斯华绥的剧本《争斗》改编成《争强》搬上舞台。
《争斗》写于1909年，正是英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复苏、发展阶段，作品中的工人代表大维·罗伯茨不仅目睹而且遭受过厂方苛刻的待遇，他说他认得资本，资本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妖怪。这东西一日不铲除，工人便一日没有幸福。他呼吁工人们为着子孙计，要奋斗到底。他看出了问题之所在，明确指出了工人的出路，即消灭资本，反映了当时的无产阶级工人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剧中工会代表西蒙？哈利斯反映着英国早期工党的政治主张，奉行改良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
《法网》是高尔斯华绥出版于1910年的一部悲剧。通过讲述一个性格柔弱的会计公司小职员费尔德为救心爱之人洪南薇，一时冲动篡改公司支票，试图带着心爱而苦命的爱人一起远走高飞，最后被法律和监狱生活一步步逼上死亡道路的悲惨结局，揭露了英国法庭的黑暗，正义无法伸张的现状。整个剧情让人义愤填膺，使人忍不住为剧中人的悲惨命运扼腕长叹，对黑暗的、不公平的社会深恶痛绝，继而想要拿起武器，一举捣毁这旧的社会，建立一个公平的全新社会。《法网》引起了英国社会对法庭和监狱的关注和反思，并最终对法庭和监狱进行了相应改革。
继翻译《争斗》（1926）和《法网》（1927）之后，上海联合书店和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于1927年7月1日同时出版发行郭沫若翻译的高尔斯华绥的三幕剧《银匣》。《银匣》是高氏最早的一部戏剧，创作于1906年。该剧围绕一个小小银匣的失窃展开，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也没有波澜壮阔的社会画面，却以小见大地揭露了英国社会中穷人和富人在法律面前的不同待遇，暴露了资产阶级的伪善与自私
翻译背景
郭沫若是中国翻译高尔斯华绥剧作的第一人。他于1920年2月、3月间开始阅读高氏的戏剧，并有选择地译介给中国读者。
20世纪20年代初期，郭沫若还是新文学积极浪漫主义的主将，无论文学创作和译介都围绕着浪漫主义展开，如《女神》（1921）、《少年维特之烦恼》（1922）等。但从1924年5月郭沫若开始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并逐渐与底层民众有了密切接触以来，他逐渐转变为推崇现实主义文学，并开始重视译介外国现实主义作品，包括高尔斯华绥、约翰？沁孤、辛克莱、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
1927年是白色恐怖的一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完全撕下了他们的革命面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屠杀。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对郭沫若进行威逼利诱，试图拉拢郭沫若。3月23日，蒋介石当面任他为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要他和革命的武汉政府脱离关系，并以每月津贴三百大洋为诱饵。但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熏陶、经过北伐战争磨炼的郭沫若不为所动。彻底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之后，郭沫若于3月31日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著名的檄文，文中郭沫若愤慨地指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 揭开了蒋介石的种种伪装。5月6日，蒋介石曾拍桌打凳，发誓要消灭郭沫若的一切文章。此后，郭沫若的很多著译都被国民党当局明令禁止了。5月29日，国民党反动派搜查了创造社出版部，并逮捕了数名职工。
1927年8月下旬，他在瑞金绵江边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人民日报》，1978年6月19日。。 他的文艺工作也紧紧围绕着革命这一主题展开。在这种文艺思想的作用下，郭沫若的翻译活动也很有针对性，注重所译作品的社会功用。此时的郭沫若，在选择原著时，固然重视其艺术价值，但更倾向于从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基点上去考虑译介的范围和对象，看它是否符合我国民主革命的需要，是否有利于革命文学的发展。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郭沫若发现了高尔斯华绥。他认为高氏的戏曲“可以说都是社会剧，他不满意于社会之组织，替弱者表示极深厚的同情，弱者在现社会组织下受压迫的苦况，他如实地表现到舞台上来，给一般的人类暗示出一条改造社会的路径”郭沫若：《〈争斗〉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250页。。高尔斯华绥生活与创作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集中阶段发展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趋于表面化和尖锐化，资本主义制度走过了它的黄金时代，显露出衰退的趋势。英国曾是世界上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此时发生了盛极而衰的历史性变化。像许多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那样，高尔斯华绥敏锐地看到了现实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看到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趋势，在创作中勇敢地加以表现。他初期创作的暴露性和批判性都比较强，他力图以自己的创作揭露社会弊病，帮助人们认识现实。
1926—1927年郭沫若翻译出版《争斗》《法网》和《银匣》三个剧本，正是因为这三部剧作真实地再现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现实，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社会中存在的丑恶现象，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生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得到了充分体现。
译作评价
郭沫若秉承其一贯的翻译风范，在努力做个“不要走样的镜子”——忠实地再现原文语言简洁、文风朴实的同时，坚持“风韵译”的原则，采用多种翻译技巧，对原文中的字句不是“逐字逐句地呆译，而是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之内， 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在翻译过程中，郭沫若反复斟酌，力求既能照顾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又能准确传达出剧本的原意。对于人名的翻译，郭沫若主要采用汉化法，将Mr. Jones译为蒋四，Mrs. Jones译为蒋四家的，Livens译为赖文四，这种译法符合中国人的称谓习惯，便于普通的中国读者接受。郭沫若又适当增添了一些方言，如上海话“猪头三”，广东话“……的啦”，使人物的语言更加口语化，生动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