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呀，抛下一家老小，一个人跑出来逃命，难怪你老娘骂你是二奸细。”风声日紧，外面传来义和团将二毛子们举家抄斩的消息，陈翠喜见余子鹏居然仍坦坦然然地住在自己的小宅院里，而且白天吃得香，夜里玩得欢，一点也不挂念家人的安危，有时便不免于枕头旁边数落余子鹏几句。
但余子鹏毫无自责之意，他反而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护：“大劫大难之时，能逃出来一个活一个，只要能活下来一个，便就有了家道中兴的指望。我历来不主张什么死也要死在一起的虚情假意，活在一处时，一家人乌眼鸡一般明争暗斗，死在一处就和和美美了？我不是没劝过老爹，及早各做打算，各房找地方去躲避些时日，可老爹总说凭我五槐桥余姓积善人家的阴德，也不会有什么横灾，家门口子，咱没得罪过人。其实老爹糊涂，你不得罪人，未必你就没有仇人，即使你没有仇人，看着你家日月过得好，暗中就有人恨你，你看如今外面横尸遍野，就知道人与人原来竟有这么深的仇恨，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呀！”说着，感叹着，余子鹏被窝里伸伸懒腰，转过身去，他呼呼地睡着了。
联军在塘沽登岸的消息传来，余子鹏在南市清和街也住不下去了，一天中午他匆匆地回了趟家，又向老爹陈述了一遍四散逃难的主张，老爹还是不肯。拖到最后，他又从家里出来了。离家之前，他到自己房里去过，见宁婉儿正在读一册石印的林纾译著，他有心想问问妻子在义和拳或联军杀进院来之前，她有什么打算，但宁婉儿眼皮也不撩地只顾看书，问都不问一声自己这几日不回家，都在外面干了些什么勾当。罢了，你无情，我不义，什么扎髻夫妻，还不如萍水相逢的陈翠喜对自己好，是死是活，去你的吧；只从柜子里抓出—把钱来，一甩袖子，他又走了。定到院里，余子鹏还故意地咳嗽了一声，似是暗示给宁婉儿，他余子鹏压根儿没将她放在心上。
最后，清和大街也是不平安了，陈翠喜出的主意，回陈庄子，夜半三更溜回村里，躲在老娘家一间堆放杂物的破草棚里。躲过这场大难，两个人再回天津过太平日月。就这样，在旧历六月十八的夜里，在远处的天津城燃成一片火海的时刻，陈翠喜和余子鹏趁黑来到村外的麦场上，放飞起一只风筝，风筝下边系着两盏红灯，然后剪断风筝线儿，任风筝在天上飘飞，他俩个人昂首了望天上的两盏红灯，这才引来了成百上千的陈庄子村民。一阵追杀声中，他俩个又趁黑躲进了苇丛。
天津日租界沿海河西岸向西南方向延伸，占地一千六百余亩，经海光寺至墙子河，街道纵横，居民数十万，几乎是切下了半个天津。天津日租界的正式划定，虽然只是两年之前的事，但从20年前，日本国就派来了一员大臣在天津筹设领事馆，并开始密谋来日强设租界地的事。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失败，日本趁机迫使清廷签定了《马关条约》，强迫清朝政府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商业活动及发展工业制造，如此直到1898年，日本政府正式与清朝政府签订了《天津日本租界条款》，实地划定了租界管地。随之，一批一批日本人迁来天津定居，天津这才又出现了一个城中之国：日租界。
按照有关条约规定，租界地便是占领国的一块海外领地，清朝政府不得在租界地行使主权，租界地里的中国居民要受外国法律管辖。租界地就是外国从中国身上割下去的一块肉。
天津最早的租界地，是英租界，始建于1860年，比日租界的划定几乎早40年，1898年在签定天津日租界条款的时候，英租界早建成了一个城中之国。平坦宽阔的大马路，马路中间的花圃，一幢一幢的小洋楼，完全是英国味道的商场、餐厅、跑马厅、赌场，一切一切应有尽有。英国什么样，天津英租界就是什么样，天津英租界就是英国的缩影。
1898年日本在天津设立租界地，比起英国人来，晚了40年，但日本人不甘落后，无论什么事，在日本人插不上手的时候，他们就在一旁磨拳擦掌，时机一到，只要日本人插上手来，三招两式，七手八脚，日本人很快就能折腾出个样儿来，这叫拼命，用日本话说，叫做”一生悬命”，翻成天津话，就是玩命。为什么在租界地建设上，日本人要赶上英国？莫非他们真想变一变天津的古旧市容？没那份善心。和余隆泰修筑五槐桥不同，外国人在租界地投入一分钱，他们就要通过租界地从中国捞去一万元钱，租界地就是一个血盆大口，每月每日每时地要喝中国的血。
果然是日本人的拼命精神可敬，只二年时光，到1906年，日本租界已是颇具规模了。不仅一大片日本风格的房屋建了起来，而且还建筑了神庙。日本人对租界地内原来世袭居民的房舍土地强行购买，只要他要征用你这块地，三天之前通知，并当即发给每户人家十元银洋的搬迁费，也就是五袋白面的价钱。第三天早晨一到，无论你迁走没迁走，他立即开来推土车，横冲直闻，便将你一片房舍夷为平地。最初也有人家不相信日本人真敢如此不讲理，三天时间纹丝不动，谁料日本人不听那一套，推土车开来，无论你房里有什么，他都不管不顾，倘若你敢坐在房里不走，他真敢连活人一块轧。不如此，他何以能建立自己的王法呢？
由此，一批一批从日租界被赶出来的中国人，便在日租界境外建起了低矮的住房，在这样简陋破败的住房里，他们熬度着贫寒日月。久而久之，在这块贫苦地方聚居的穷人越来越多，最后竟发展成了天津卫人口密度最高的居民区。在这片居民区里人们各自设法糊口谋生，如此，便出现了全城闻名的南市三不管。
而这时的日租界，已然是兴隆繁华了。
天津日租界的执法机构是日本总领事馆，领事馆统辖经济部，司法部，而日粗界的警察署，建立未及二年，便已经因其残忍凶恶而名扬中华，并使天朝衙门见的一切则具、惩罚都相形见绌。有了良好的社会秩序，日租界内经济才日渐繁荣，什么横滨银行、邮船会社、每日保险、松昌洋行的商楼大厦才一幢幢地拔地而起。而在所有的日本商行之中，气派最大，财力最为雄厚的一家，就正是由余隆泰大人任中国掌柜的三井洋行。
闲住在日租界，余子鹏姓名前边有一个极为暗中勾结嗦的名号，无论中国人、日本人，大家都称他是三井洋行五槐桥余家的二先生，余子鹏的老娘咒他是二奸细，余子鹏的几位牌友，称他是麻将二郎。
顾名思义，麻将二郎指的是余子鹏的一种癖好，打麻将。麻将牌是中华国粹，又经过日本国的宏扬，全世界的麻将高手，全是日本人和中国人。高丽人有附庸风雅者，但他们上不得阵，因为高丽人不敢赢日本人，高丽人在牌桌上赢了日本人，离开牌桌，日本人便要把高丽人的脑袋揪下来。中国人有天朝撑腰，牌桌上赢了日本人，抓起钱来就走，日本人只能认倒霉。义和拳起事之前，天津日租界曾举办过一次万国麻将大战，参战的人每人自带赌本1000元，输光的被淘汰，报名参战的有中国人、高丽人、日本人、南洋人，其中居然还有几个法国、英国的中国通。一场大战下来，先后50人参加，最后50人每人1000元的赌本全落进了余子鹏的腰包，世界第一，余子鹏从此落下了麻将二郎的美名。
不赢钱行吗？余子鹏住在日租界，多大的开销，租着一套日式民居，馆子里包着一日三餐，穿的绫罗绸缎，养着个美女陈翠喜，金活银活的每日买着，还要应酬，还要玩，还要开眼界，没有个大进项，一天也活不下去。只是呢，靠牌桌上赢钱毕竟不是一宗大进项，余子鹏麻将二郎的名声大振，玩不过你，斗不过你，人家便要躲开你，绕开你，说句市井语言，臭手找臭手，人家只找些牌艺平平的人凑局玩麻将，这一来倒使得余子鹏受了冷落。
天津卫的牌迷们不敢和余子鹏玩牌，除了因为余子鹏的牌艺天下无敌之外，还因为余子鹏的底儿厚；财大气粗，千儿八百的，没功夫哄你玩。余子鹏摆方城之阵，一条龙、自摸；门前清外加清一色，一推牌楞赢了4万，就凭这4万，余子鹏终日在日租界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买了洋车，就是人力车，天津俗称胶皮车，或者再省一个音节，招呼一声：胶皮，那就连胶皮车带拉胶皮车的人夫，一块儿全过来了。”哪儿？”车夫只问一个字，“侯家后。”雇车的只说个大方向，坐上车便走，到了地方，车钱随意，反正不会高于驴子轿车的价钱。有了自己的私用洋车，雇上一个车夫，洋车上漆着一个”余”字，车夫的号坎儿上也绣着一个”余”字，跑在大街小巷，要的是个十足的威风。再有一笔开销，便是买下了绝色女子陈翠喜，陈翠喜从12岁被卖到娼门，干娘见这孩子水灵，有出息，便亲自精心调理，养尊处优，人品艺品全到了火候，18岁要卖清水，开价1万元，恰正好余子鹏打了个一条龙，2万元，把个人儿买过来了。买到日租界一验货，正宗清水珍品，而且品位不低，一下子便把那个本来也如花似玉的宁婉儿比得黯然失色了；从此，余子鹏只在关节时刻回五槐桥本宅点卯、亮相之后，立即便往日租界跑。
没有人陪自己玩麻将，日子索然寡味，一场大劫尚未平息，虽说租界地里已是一片升平景象，但是中国人家家户户都有担心的事，谁还有心思来搓麻将。余子鹏和陈翠喜从陈庄子回到日租界，心里真是闷得发慌，虽说租界地如今有了租话匣子的，一个人背着个大话匣子沿街吆喝：“听话匣子哩！”推窗挥手招进来，大话匣子似个木箱子，一只大喇叭弯着脖儿地伸过来，租话匣子的人摇紧发条，放上一张唱盘：《洋人大笑》，哈哈哈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哈哈哈一起大笑，什么声什么腔的全有，开心，把听的人全逗笑了，听完了，再听一遍，也就不好笑了。幸好，近来又有了余三胜、谭鑫培的京剧二簧唱盘，比《洋人大笑》有些滋味了，但光听声，不看戏，也没多大劲头，说来道去，还是想打麻将。
“子鹏，我给你找到牌友了。”正在余子鹏百无聊赖地在日租界住得不耐烦的时候，陈翠喜兴高彩烈的给他带来了好消息。
“谁？”余子鹏腾地一下从床上跳下来，瞪圆了一双眼睛便问。
“别急着问是谁，先说说你有没有这份胆儿吧。”陈翠喜故意地向余子鹏卖关子。
“只要牌桌上不剁手指头，不就是钱吗，五槐桥余家的财势，够玩儿几天的了吧？”余子鹏满不含乎地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