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曾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在集市上卖掉，换回数万两银子聊补国用。某日听讲官给他讲书时，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崇祯帝的这种节俭，有时发展到吝啬的地步了。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
明朝官员薪水之低是历朝罕见的，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在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因而在明代，各个州县在征收上交国家的正税以外，还得向百姓多征不少钱粮。
崇祯帝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不入国库，甚至到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城的时候，也不肯拿出来，可以说是要钱不要命，吝啬到极点。但他却大谈节俭，要求所有官员都廉洁，真是迂腐可笑。
1628年(崇祯元年)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上疏给崇祯帝时指出，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风，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500两。而他还不喜欢交际，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情况。崇祯帝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专门为这一奏折开了一次现场会，他让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要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
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韩一良哪敢触众怒？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帝不高兴了，限他五日内奏明。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了的阉党死老虎交差，崇祯帝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责令他当着众臣朗读那本奏折，当韩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500两时，崇祯帝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500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记不清了。崇祯帝龙颜大怒，韩一良的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还差点丢了命。
到崇祯帝即位时，在关外的东北，后金贵族早已崛起，努尔哈赤的子孙正虎视眈眈觊觎着关内的大明朝。所以朱由检登极伊始，就起用了抗辽名臣袁崇焕。
之所以称袁崇焕为“名臣”而不是“名将”，是因为袁崇焕其实是科举出身的文人，并没有武功，但他的确很有军事指挥才能。
袁崇焕在1628年(崇祯元年)七月接受皇帝召对时，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在当时明朝与后金的对抗中，明军能在辽东抑制住后金军队的进攻已属不易，“五年平辽”无异梦呓。袁崇焕这么说，据他自己讲，不过是为了暂时宽慰宽慰皇帝而已，却引起了朱由检无端的猜忌。
另外，他曾擅杀大将毛文龙，也让朱由检不安。而后金皇帝皇太极效仿《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模式，让被俘的太监杨某偷听到“袁经略有密约”的对谈，再放杨某逃跑。杨某一回京城向皇帝汇报，朱由检对于袁崇焕的容忍与信任也荡然无存了。
十二月初一日，朱由检在平台召见了袁崇焕，着锦衣卫拿下袁崇焕监禁起来。公元1630年(崇祯三年)三月十六日，崇祯帝命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
崇祯帝的多疑、擅杀，无异于自毁长城。
到了崇祯朝后期，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朱由检的滥杀也日趋严重。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守城的将领杀掉，一个地方沦陷，就把守地的首长杀掉。陕西省华亭县(今甘肃华亭)县令徐兆麟，到任只七天，照样依法处斩。朱由检对饥饿的武装群众恨入骨髓，坚决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分子煽动起来的，有人向他提及饥馑和官员乡绅贪暴，他就发怒，发怒的原因是他无法解决，所以他不愿听到。他不断地宣布“避殿”、“减膳”、“撤乐”，不断地声言流寇也是他最亲爱的赤子，不断地下令政府官员自我检讨。有一次还把宰相们请到金銮宝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感谢的“各位先生”杀掉。
朱由检的急躁性格，使他迫不及待地追求奇迹，并且认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创造奇迹的动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其实只能用恭谨无能之辈，在这种人面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检经常叹息他无缘得到岳飞那样的将领，其实，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飞，那就是袁崇焕，结果却用冤狱酷刑对待他。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朱由检成为亡国之君，固然是历史趋势使然，但也有其性格因素。他勤民听政，旰衣宵食；他艰苦朴素，乃至于吝啬；他只希求苟安，长年救火……但他的性格弱点作为帝王来说同样是致命的，首先是多疑擅杀、薄情寡恩，导致臣子们无所适从、离心离德。他性子很急，急于求成，根本不切实际，导致官员动辄得咎，脑袋随时可能搬家，根本没法干好工作。
无力回天，自缢身亡
1643年(崇祯十六年)，发展壮大的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百万大军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
无计可施的崇祯帝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但吴襄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需。崇祯帝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国库里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40万两。而与此同时，崇祯帝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
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帝能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崇祯帝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真着急了，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帝却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来保卫他的江山。
等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从宫内搜出的白银即多达3700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这么多钱，若真是放出来赈灾助饷，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崇祯自己也不用在景山自尽了。
四月二十三日，起义军在隆隆的炮声中对北京全城发起攻击，只一夜之间，北京外城就被攻破。李自成决定给崇祯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已投降义军的太监杜勋，奉命进城，代表“大顺王”入宫谈判。
崇祯帝接见了这位太监，他曾是皇上的亲信，首辅魏藻德也在场。杜勋说明了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
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崇祯帝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魏藻德却一言不发，皇上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转身打发了杜勋。
杜勋刚一离开，皇上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将其一把推倒。他在这一天下了最后一道圣旨，一方面痛骂诸臣误国，一方面轻描淡写地作了自我批评。最后却无异于痴人说梦似的宣布，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起义人员，而如果有谁能将李自成生擒或杀死，则封万户侯。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也不了了之。
公元1664年（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见谈判没有结果，便下令全线攻城。守城太监曹化淳按照“开门迎贼”的公约，首先打开了彰义门，向农民军投降。与此同时，德胜门、平则门也随即开启，北京外城全部陷落。三月十八日夜，一时各门俱开，炮声顿绝，农民军控制了全城。京城上空烟火弥漫，微雨不绝。
在殿陛间徘徊的思宗，得到内侍报告内城陷落的消息，似乎将信将疑，便带了心腹太监王承恩跑到煤山(景山)上，四处瞭望，但见烽火烛天，内城确已陷落，才返回乾清官，布置应急善后事宜。
他对皇后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周后伤心地恸哭：“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恨！”思宗听了凄怆得不能抬头对视。过了一会儿，命左右侍从进酒。他正襟危坐连饮十几杯。思宗命他们立即传旨给后宫嫔妃及懿安太后，要她们自尽。
再说思宗从坤宁宫来到南宫(仁寿殿)，命宫女逼懿安太后张氏自缢。此时张氏并不知道外间消息，没有遵旨自缢，次日晨望见火光，宫女哗言内城已陷，沸哭如雷，张氏才知大势已去，本想拔剑自刎，无力下手，就悬梁自尽。
思宗从张太后处出来，已是深夜，在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下，来到煤山(景山)，在寿星亭附近一棵大树下上吊自杀，王承恩也随之自缢。时间在十八日后半夜，即十九日子时。这一行动极其秘密，所以宫内宫外都不知皇上下落，一直到二十二日才被发现。